“一场运作成功的演出，1块钱的投入可以收回4块钱的回报，正是这样的高额利润，才让这么多人面对风险重重的演出市场趋之若鹜。”一位在演出市场摸爬滚打十多年的老演出商这样告诉记者。实际上，从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内地的商业演出初步形成以来，十多年间，商业演出在国内也发生了种种变化，现任北京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嘉华丽音总经理的杨健近期接受记者的采访，以他最熟悉的港台艺人内地演出策划为例，总结了国内演出市场十年来的变迁。
变迁一 以前明星居高临下，现在主办方比明星地位高
用杨健的话说这十年来港台明星进军内地演唱会市场的最大变化体现在：以前是明星居高临下，现在主办方比明星地位高。“以前港台艺人来内地开个唱，都不把顶级的东西拿给你，音响、特效都不是最好的，最好的都在香港用。现在，港台艺人来内地演出，最好的东西都带过来，内地市场从技术到设备都比香港的高级多了。”而据我所知，国外的演出引进中国市场，也有类似的变化。
当年 请王菲来内地开个唱用了半年去说服
杨健说，1998年那会儿请歌手并不那么容易，所以只能找朋友下手，他就找到了王菲和张信哲，因为他们都是杨健私下的哥们儿，他力图说服他们来内地开演唱会。“我说服王菲来内地开演唱会用了半年的时间，而且做了很多铺垫工作。1998年春节晚会，我当时是孟欣导演的顾问，负责港台和海外节目的策划，为了能让王菲和张信哲等港台明星来内地开个唱，我就策划了王菲和那英的合唱《相约一九九八》与张信哲、毛宁、刘德华的合唱《大中国》，当年谁上春晚谁就火，唉，我是用心良苦啊。”杨健想到从前请明星的前前后后叹了口气。
据杨健说，当年北京有个不成文的调控，文化部每年只批三四个歌星，每人最多办两场演唱会，所以那时每场演唱会几乎都呈现爆满的状态。“那个年代网络和新媒体都没有像今天这么发达。现在广告商的介入、新媒体和网络的介入让明星更容易走到人们面前了。在那个年代除了演唱会和唱片宣传会上能看到明星，明星根本没有第三种形式跟大家见面。我记得张信哲1998年首体演唱会的票在两个礼拜之内就全部卖光了。开完这两场演唱会，王菲和张信哲都惊着了，他们从来没有想到内地市场这么火爆。”
如今
来内地走穴让港台明星尝到了甜头
从2002年开始，港台明星就开始大面积地转移内地市场了。“从那一段时间开始，港台明星们发现这种演唱会市场跟他们在内地的电影、电视和广告全部可以挂钩。以前从"四大天王"到"几大天后"从来没有走穴的概念，他们从前就是出唱片、办个唱，后来他们弄懂了"走穴"这个词，就纷纷来到内地，他们知道走穴是挣钱最快的手段。走穴多，广告多，封面多，影视多，知名度高，这些已经成了行业规律。”
变迁二
以前，拿批文比登天还难，现在只是手续问题
“1997年、1998年那会儿，为了等批文连续两三个月我们整宿都睡不好觉，买卖成败就在这批文上！现在拿批文是行政单位跟你履行一个手续的问题。”
杨健说这是一个实质性的改变。
当年
办一场王菲演唱会要给报文单位五六百张票 据杨健介绍，上世纪90年代末期整个国家对港台演唱会的场次是严格控制的。演唱会市场全部统归到文化部手上，那个时候只要能拿到文化部的批文，演唱会就赚钱了。
“那会儿对于办个唱的公司来说，不光是看你能不能拿到歌星的授权，而是看你有没有本事拿到文化部的批文，而且一个批文下来要两个来月。”杨健说，“当时，北京能拿到批文的只有一些国字头公司。那会儿一般大的演出公司不操办演唱会，只负责办批文，真正操办演唱会的是一些民营公司。我的公司当年就是其中一个民营公司。”
当时民营公司的开销在两头，一头是给国字号公司拿批文所需的承办费用，这个费用包括两块，一块是现金，一块是大量的演唱会的票。杨健说，那会儿他做王菲首体演唱会时，每场给批文单位的票大概是五六百张。还有一块是演出费用，这个费用是很低的，他当年做王菲个唱的时候是120万人民币，包括请王菲的出场费和所有演唱会的工程制作费。用杨健的话说：“给批文单位的费用是在交学费。”
如今
拿不到批文合约作废，艺人有权再签约
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内地演唱会市场就开放了。非国字头的民营演出公司越来越多，大家手上的歌星资源也越来越多，申请办演唱会的人越来越多，国家就相应地放开了一些政策。在2003年的时候，非公有制企业(民营企业)拥有了涉外演出资质，当年文化部、北京市文化局批了孙建军的派格公司和杨健的嘉华丽音公司作为两个试点公司，属于A类演出公司。从这以后，杨健的嘉华丽音这个民营公司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在上世纪90年代末，港台艺人和内地演出公司的合约都有一条是哪一天之前拿不到批文本合约作废，定金没收，艺人有权利和别人再签约。以前演出都先问你能拿到批文吗？现在去北京市文化局或者文化部拿批文是行政单位跟你履行一个手续的问题，而不是求着谁的问题，这是一个实质性的改变。”杨健告诉记者。
变迁三
观众正在习惯买票看演出
记者认为目前演出市场赠票、要票之风盛行，是制约市场发展的瓶颈之一，杨健则表示：“与十多年前相比，国内观众正在习惯买票看演出，你认为目前要票的人多，是因为你没有经历十年前那样的要票方式。”
杨健说：“就在我办1998年王菲演唱会时，一个我很要好的朋友找到我要票，我问他谁看，他说他的朋友，我问要多少，他说先给我三百张左右吧，不是开玩笑，是很认真地说。这还只是个人要票，过去有很多职权部门要票更离谱，记得2000年有一次演出，我们的演出场地总共能售票5000张左右，最后我让工作人员计算了一下各职权部门、新闻媒体要票的总数竟然达到了9000多张，就是说我白演一场都不够，要白演两场才能满足方方面面的要票需求。而最近这几年，大家的规则意识渐渐增强了，不要票不可能，但是要票大家渐渐都有了一个大概的度。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一般不会超过总票数的十分之一，在一些二级城市会多一些，但毕竟不像那些年，大家懂得了不能竭泽而渔。很多观众在这种情况下，开始慢慢习惯买票了。不过要是和国外比，中国差距还是很大。在国外，演唱会卖票的前三天就能决定这个演唱会的成败与否，但是在国内，一般要在最后几天才能看出演唱会销售的成败。大家还是在要不到票的情况下，才会买票。其实，我多次说过，这是一个文化消费观念形成的过程，现在很多地方都在说发展文化产业，但是没有文化消费观念的形成，就谈不到文化产业的发展，不然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卖给谁去？所以，文化消费观念形成的过程至关重要。”
(责任编辑：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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