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真实乔治-霍格：总有办法让大家吃饱穿暖

　　电影《黄石的孩子》根据詹姆斯·迈克马努斯同名小说改编，这位现任英国新闻集团国际公司董事的英国人，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担任记者，他在一次采访中意外获悉了乔治·霍格的事迹，经过多年搜集整理，将这个真实故事编写成书。晨报记者辗转联系到影片中的两位当事人，通过他们的讲述，认识了一个真实的乔治·霍格。

　　历史记载的乔治·霍格“把一切交给学校”

　　毕业于牛津大学的乔治·霍格，原本打算在一次环球旅行后开始他的银行工作。1938年，23岁的乔治·霍格来到上海，当目睹了日军在上海的种种罪行后，他决定留在中国，帮助中国抗日。霍格在当时给父母的信中，描述了他奔波各地时那种充满风险的艰苦生活。

　　在中国的头几年，乔治·霍格历经曲折。他曾是一名记者，写过不少反映战争真实情况的报道，也曾在聂荣臻将军的司令部待过一个星期，和聂荣臻等高级将领一起讨论过战后在华北发展旅游业的前景。最后，他在陕西凤县北部一个叫双石铺的小村庄找到了在中国的真正使命。1943年，他被任命为一所技工学校的校长，管理着百来个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战争孤儿，他带领孩子们学习文化、参加劳动，用西式的教学方式鼓励他们参与体育锻炼，他带着孩子们在冰河中游泳，还教他们用含硫的油膏擦身治疗疥疮和虱子。

　　随着战争向西推进，霍格决定把全校师生安全转移到离双石铺千里之外甘肃省一个叫山丹的山顶小镇。因为要翻越丛山峻岭，使得那次的转移更像是一场“小长征”。霍格找到一些马车，每辆车用5匹骡子拉，因为车上装了很重的东西———孩子们、书、食物和机器。一队人马在1944年元旦的早晨出发了。

　　这是一次可怕的旅行。在这个20年来最寒冷的冬天里，他们有时步行，有时乘坐骡车，最后，在抵达兰州时，用所有的骡车换了六辆老式卡车，继续赶路。在长达10周的长途跋涉中，只丢过两个孩子，一个死于心脏病，另一个后来自己找回来了。

　　1945年3月，霍格带领已经精疲力竭、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孩子们抵达了这个小镇附近的一座古庙。4个月后，他终于在那建起了山丹培黎工艺学校。没想到的是，7月的一天，霍格在跟学生们打篮球时伤了腿，并发展成破伤风。当人们赶往兰州寻找治疗破伤风的血清时，孩子们正尽一切努力抢救他们的校长———掰开霍格的牙齿给他喂汤。为了不让孩子伤心，霍格强忍痛苦，最后在孩子们的歌声中安详地离世，孩子们忙了整整一夜为他赶制木头棺材。

　　霍格在逝世的第二天，即1945年7月22日，被安葬。他的遗愿很简单：“我的一切都交给学校。”文革后，为他重建的墓碑上刻着他所喜欢的英国诗人朱利安·格伦费尔的诗歌。

　　当事人讲述真实乔治·霍格

　　“老四”原型聂广沛（69岁）

　　“他就是我的爸爸”

　　电影《黄石的孩子》中，最可爱的一个孩子是孤儿“老四”，他是四个孤儿兄弟中最小的一个。这个在逃难途中失去双亲的幼儿被乔治·霍格收养，因为年纪太小，他连睡觉也舍不得离开这位“洋爸爸”，也是乔治·霍格最偏爱的孩子之一。

　　现实生活中的“老四”聂广沛被乔治·霍格收养的过程更为曲折。他们兄弟四人的父亲是一名共产党员，因为敌人追捕而不得不转移到解放区，在和乔治·霍格的会面中托付他帮助照料留在家乡的几个孩子，于是，老四的两个大哥被送入了霍格的学校，他和老三因为年龄未满暂和妈妈生活在一起。一年之后，他们的母亲病逝，老三和当时只有3岁多的老四才破格入学。因为当时年纪太小，聂广沛表示很多细节都是从哥哥们那里知道的。

　　年龄尚小的聂广沛，在学校里自然不用学习也不用劳动，整天缠着乔治·霍格的他，成了十足的小“拖油瓶”。聂广沛回忆说，因为他胆小，乔治·霍格破例带着他同床睡，而这个细节和电影里基本一致。在从双石铺转移到山丹的过程中，乔治·霍格一直把他抱在身上，或者让他享受坐车的待遇，可以说，他是“小长征”中最幸运的一个孩子。“他就像爸爸一样，把我当自己孩子那样带大。”聂广沛对那时的记忆虽然模糊，但因为有了乔治·霍格的照顾，让他不用挨饿受冻，战争并没有在他的心中留下太多的阴影。

　　1945年，乔治·霍格感染破伤风去世的时候，聂广沛却没有见到“洋爸爸”的最后一面，因为霍格特别交待，不要聂广沛看到病重的自己，怕他年纪太小，看到这些会受到刺激。

　　聂广沛说，他和几个哥哥几乎每年都会去乔治·霍格的墓前祭拜，他们早已经把乔治·霍格当作自家人，“现在回想起来，没有他就没有我们兄弟四个，没有他的照顾，我可能早就死了。”

　　原型傅耀汉（80岁）

　　“他总有办法让大家吃饱穿暖”

　　已经80高寿的傅耀汉老人，对于乔治·霍格的记忆显然更多一些，因为乔治·霍格去世的时候他已经17岁了。傅老告诉记者：“这个世界上不应该会有完美的人，但是在我看来，乔治·霍格就是一个完美的人。”

　　对于影片中最重要的从双石铺到山丹的转移那段，傅耀汉记得那一年的冬天很冷，天下着雪，路上都是冰，后来的一段行程虽然坐上了车，可很多时候车根本没法走，“乔治·霍格就带着我们下来推车，虽然过程很艰难，但是他一直鼓励大家，所以大家心很齐。”这段真实经历和影片中设计的遭遇日本兵盘查的戏剧性情节相比要安全得多，“我们只是碰到了日军飞机的几次轰炸，困难主要都是自然障碍。”

　　“上午学文化，下午搞劳动。”傅耀汉回忆说，当时学校人数最多的时候有几百人，乔治·霍格把学生们分成不同的劳动小组，有纺织组、木匠组、铁匠组等等，而他则是纺织组的一员。上午，大家学习文化知识，到了下午就理论联系实践去参加劳动，而学生的劳动又解决了学校的生存问题。

　　当时学校的物质条件很差，但在傅耀汉的回忆中，乔治·霍格总有办法让大家吃饱穿暖。

　　傅耀汉印象中的乔治·霍格是个非常亲切又非常乐观的人。那时候学校条件比较差，吃饭没有足够的桌椅，大部分人都是打了饭菜直接蹲在地上吃，“乔治·霍格因为事情多，到得比大家都要晚一些，很多时候他来了就只剩菜汤了，他也不说什么，和大家一样直接蹲在地上吃。”乔治·霍格还有着外国人特有的幽默，在校内走来走去嘴里总吹着口哨，他也喜欢和孩子们交流，教孩子们唱歌，有时候是英国的传统民谣，有时候也有他从解放区学来的革命歌曲。傅耀汉说，他就是跟着乔治·霍格学会的《黄河进行曲》。

　　乔治·霍格去世后，他所在的那间房间后来被分成两间小的宿舍，当时身为仓库保管员的傅耀汉住了其中一间。傅耀汉说，虽然乔治·霍格在遗嘱中要把一切都献给学校，但事实上，他除了一些书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私人财产，“他个人是非常清贫的，我后来听说他写过一本书，叫做《我在山丹看到了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