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大片情结 王小帅凭《左右》驶向主流

　　王小帅凭《左右》手擒柏林电影节银熊奖，这意味着小成本文艺片的再度丰收。然而，得奖的同时也意味着期待，期待中国观众的认同。毕竟，以往的经历已经证明，小成本文艺片从来不是中国观众走进电影院的第一选择。这一次，王小帅会收到什么？

　　王小帅又得奖了，然而，这会不会是再一次的尴尬经历？毕竟，低成本文艺片习惯了国外掌声不断，国内却应者寥寥。若一个电影市场一年只靠数部大片去支撑，当全年的票房来自主要的三数部电影，这个市场是不健康的。当观众只满足于单元化的娱乐选择，文化是不健康的。

　　被培养的大片情结

　　当然，观众对这类题材是否感兴趣，或电影本身的质素如何，是颇为关键的因素，但除此以外，中国电影市场不健康的生态还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拍摄资金来源的限制、题材、发行、院线、审查、票价高昂，种种因素引至可以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确保是一些认定的大片。以2007年的票房计，总数共33亿人民币，当中超过一半来自中国片，比前年升6个亿。单单12月，两部大片《投名状》和《集结号》已合力贡献共4亿。而除了年末两部大片之外，其它中片亦有不错成绩。《色戒》有1.4亿，《落叶归根》、《不能说的秘密》、《命运呼叫转移》、《大电影》等票房都有3000万以上。然而，这些都是一般认为是商业元素充足的类型片（或有巧妙的宣传包装）。而在这恶性循环之下，观众培养出一种单一的趣味，认为只有大片或话题片才值得在电影院观看。

　　这种情结，或者说，是一种被塑造成的习惯，无疑深深影响了这一代的电影观众。提倡独立制作电影（这里指的独立电影已非如上世纪90年代那种地下制作的大胆作品，而是指非大片厂出品之作而已），或文艺电影的普及化，其实并不是对这类电影的特别照顾，而是成就一个健康电影文化及培育或开拓社会风气的应有态度。

　　因为这些往往有国外口碑却没本地票房的制作，自有它不可取代的时代意义与价值。当商业大片只不断沉沦于对往日历史的虚假塑造，只有这批电影是触摸现代的，反映今天的。甚至，如果极端地比较，放在观众面前很多不温不火的大片，取态都是向后望的、回顾的、虚拟的，只有新一代导演那些以当今城市众生相作题材的电影是向前的。当然，归根究底，这和第六代导演及其后的导演的成长北京与对城市关注点的不同有关。他们的，可归纳为当下城市电影。

　　早期探索

　　以第六代及其后更新力量所组成的这新一代导演，明显倾向以城市生活作题材。不同于强调民族自省力及探索性的第五代，新一代导演再不可以用第六代或第七代来归类。新一代制作人背景各异，有留学归来、有流放国外、有城乡游走，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在作品中对城市生活作出了反映或反省。

　　由于这些导演的题旨写实味浓，并未能在商业电影范围形成大的讨论性及影响力。另一方面，城市电影难免跟当代社会问题有关，如何过关，还是一样冒险的行径。结果是，所谓当代城市电影，无可避免变成两极走向，一方面是以类型片出现的以现代人际关系为主的桥段，试图不正面面对社会问题；另一面是以全独立片的姿态出现。

　　这特色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在早期的独立电影中出现。97年，贾樟柯的《小武》率先处理了城际浪者的问题，并受到国际关注。1999年至20世纪末，娄烨的《苏州河》，刘冰鉴的《男男女女》用新的形式、新的主题擦新了观众的耳目。《苏州河》像一个寓言述说一个都市传说，苏州河上的美人鱼和迷失了的女朋友，用主角的永恒POV镜头去表达，上海既真且远。《男男女女》的进城少男遇到不同性取向的诸色人等，北京公厕同志电台的广播叫人大笑之余还得对这种公开勇气佩服（说到这公厕题材当然就不能不提张元之前的《东宫西宫》，勇气更可嘉）。

　　逐步走向主流

　　近10年间，我们见到关于当代中国城市生活的题材突然涌现，城市变得跟故事中的主角同样重要。而城中生活之荒谬、城乡差异、无家可归，或曰个人在大城市的不适应与漂浮性，成了这批新电影的主题。在大城市的发展中，当代城市电影典型的关注却是小市民的小生活，而且更取得评论或商业成就如《民警故事》、《寻枪》、《手机》、《苏州河》等。

　　当然，第六代城市题材的佼佼者，可算是王小帅。当年已率先拿过银熊奖的《十七岁的单车》，被一致认为是《自行车窃贼》的中国版，然而其新意在于，讲的已是找到偷车的贼人之后，大家如何处理共享同一部单车的荒谬──这也会真正在中国发生。影片对北京的描写，对民生与日常生活的记述，仍是这个年代最贴近城市生活的写照。至于近作《青红》调子怀旧，却也道出了未城市化前夕，那个时代的中国家庭伦理。

　　从2005年开始，当代城市也正式成了主流中要讨论的电影话题，主因是如王小帅、贾樟柯等曾在主流边缘努力的新导演，一步步得到了主流的认可。拿到了话语权，他们的关注，投放到公众讨论的层次。

　　在这批最新一代的当代城市电影中，不再像早期一样彻底的迷茫无助，感叹是有的，但调子却有不同的方向，像我们对待城市的众多可能性一样，而且出现了我们常归纳的现代城市人对城市的典型感慨：爱恨交缠，想离开，又回来。大城市是种诱惑，同时是种药瘾。大城市的生活，同样混合了悲喜。而电影切实反映了这种种矛盾。

　　贾樟柯作品《世界》的背景是所谓世界之窗，诉说的是来自农村的民工来到大城市打工的苦活，与及对所谓美好世界的梦想。世界作为一个符号，对比现今中国人中国城市盲目追求国际化的目光，何其讽刺。同样来自贾的近作《三峡好人》探问近乎要沉没的城市的何去何从。如果说那些如世界的夜歌或好人的长长慢舞是无奈，不如说那是确切成万上亿中国城市人的当下心境。

　　王小帅的《左右》以一个曲折奇情的分手夫妻的故事，说出了一种矛盾的新社会状态──离了婚之后，我们还可如何对待自己的下一代？随着大城市中离婚率的不断提升，离离合合，过程中涉及的责任感、家庭伦理，正正是今时今日越发轻浮的社会要面对的问题。

　　这些题材可能太真太沉重，但换一个背景，在世界上不同地区，沉重、写实的电影，不代表绝对没市场。问题是市场上是否有一个公平对待大小片的放映模式，另外，观众又是否预备好，走进电影院并不一定寻求嘉年华或奇景怪物，而是去感同身受周遭的生活琐事，去受感动。　转自《周末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