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帅：《左右》获奖是推动 更看重观众

    【来源：经济观察报】

　　《左右》于2月17日在第58届柏林电影节获得了最佳编剧银熊奖，这时距离电影制作完成已经过去了半年多的时间，电影没有立刻上映，也没有宣传，似乎悄无声息，直到柏林的消息传来。在三里屯的一家餐馆，导演王小帅一个下午的时间连续接受了几家媒体的采访，3月7日《左右》正式上映之前，他大概还要反复把电影的前前后后讲上多遍，这已经是导演工作的一部分，也是整个电影宣传的重要一环，不同于大片猛烈的宣传模式，投资五百万的《左右》到了后期宣传时资金已经所剩了了。“资金有限嘛，不可能说花大价钱砸一个活动来起到宣传的效果，所以电影节等于一个最大的首映，当然要借这个做宣传，四两拨千斤”，王小帅说。电影节的十天对于电影后期的销售至关重要，既是接触海外买家的机会，也是场面盛大的免费宣传。

《左右》剧照

　　《左右》的制片人黄斌说，电影之所以放了那么长的时间就是在等，等着电影节。其实他们很早就得到了入围柏林电影节的消息，策略性压下了消息并且后延上映日期。现在海外市场的收益仍然占去了六成左右，而在电影节的获奖以及随后而来的媒体的关注也把《左右》推到了国内公众眼前，这对国内的票房来说是一个好消息。黄斌说对于投资方，这一类的电影其实投入产出比并不低，投资大片可能获得的收益大，冒的风险也大，而王小帅这样的导演在国际上的声誉让电影的海外市场有所保障，制作前期签下的法国发行公司就已经可以保证收回成本，而片子在电影节上已经找到不少买家，国内市场所占的比重在数字的计算上其实很微弱，不过“国内市场”对于导演和制作方，也始终是一个放不下的心结，一个努力想要打开的僵局。

　　海外市场保底，争取国内市场，这种办法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模式，在“不规范”的中国电影市场上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运作。不过在讲到国内市场时，导演的言语间仍然不可避免有很多的“也许”，很多的“希望”，对于票房，也仍然很难非常笃定地叫出一个数字。去年采访在柏林拿到金熊的王全安时，也讲到希望票房会有一个好的成绩，希望是此类型电影的一个突破，可是结果既没有呈现出大片的铺天盖地，也没有像些更刁钻的小片子一样纵身杀出，我们姑且粗略归为“第六代”的创作在国内市场，似乎还处在以非常平缓的速度寻找一个契合点和切入口的过程当中，几年前谈论的热点是审查和体制，现在说的更多的则是市场和观众。

《左右》虽擒狮，王小帅更看重观众

　　作者电影，电影节，观众缘

　　虽然创作风格各异，但人们对“第六代”导演很自然地产生了一些印象和预设，文艺腔调，不够刺激，频频得奖，票房不佳，也许还带了点怨气。这些“很自然会屏蔽掉一些观众”，王小帅说，“电影其实是多样化的，独立电影或者作者电影本身就有一定的观众限制量，再加上电影节的选片标准也非常苛刻，它代表了某些人的眼光，这些人的眼光覆盖出去在社会上的影响面可能也是有限的，但这些东西是个代表，有广告性质，告诉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的东西。我们也慢慢在国内一个广泛的观众群里一点点去挑选这些未来的观众，我相信他们存在的，这是我们要做的工作，愚公移山一样。”

　　媒体一边在报道获奖消息，一边也在指出票房的失利，中间的断裂显而易见。他说不过这也许能让这变成“一个话题，一个事儿”，观众也许会有好奇心去看看这些片子到底什么模样。不过这样的等待似乎有些过于被动，由话题变成真正的上座率，同样有“愚公移山”的艰难。王小帅说现在是人盯人地叫人来看电影，靠着人的传播和口碑。

　　不过即使票房成绩已经成为一个衡量电影的标准，作为一个创作者，王小帅说做电影最大的乐趣是有感而发，大家都在谈论这个社会的变化，做导演的一点好就是，掌握着机器，比别人多了点话语权，尤其作者电影，是导演在说话。

　　当然电影一定要好看，王小帅说，有些文艺片伤了观众是因为它确实不太好看，故事不通顺，观众得不到足够的东西。创作之于他，现在也越来越艰难，寻找着下一个有话可说又可以把握的故事，“始终不要偏离自己对做电影的本真，就是你和电影的关系。导演也是希望把他最想做的东西拿出来，这是对电影的一种态度。商业片是另外一种态度，做商业片导演是个执行者，把可能很商业的元素做好，这个东西不是代表你个人，我这样做不一样，很多人内心里都很想拍他能掌握的东西，但电影太工业化了，大投资就会牵扯大问题，需要你一一排除，商业体制是不会变的，这时候就要看这个导演和体制的平衡在哪里，如果说导演的杠杆撬不起来就完了，如果磨合得好就好一点，这是一个互相转化的关系，如果给我一个特别大投资我也会考虑这个转化的关系——我能给这个电影什么，这个电影是不是完全异化了我，做一个平衡。”

　　去特征性，去导演化

　　从柏林机场出来，王小帅说同行的人都觉得其实柏林和北京的差别不大，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上已经趋同了，尤其在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去特征性的过程，北京的样子越来越模糊，人的面目也越来越不清晰，《左右》的拍摄地是北京，电影里的北京就是这样一个无特征的、疏离的城市。其中的人物人到中年，孩子得了白血病，因为是独生子女，所以只好找前夫再生一个孩子救命。非常戏剧化的情节，“对于越来越高要求的电影观众来说，其实是比较怕煽情的故事”，如何把故事拍得清淡朴素，他说电影语言很节制，是一个去导演化的过程，摄影、美术、音响都一简再简，技术上不可能拿到任何一个单项的大奖。这样的尝试他在拍摄《二弟》的时候也试过，他称为“简约主义”或者“平淡主义”，导演和技术都如隐身了一般，去去腻，洗洗胃。

　　没有奇幻景观，没有特殊的风俗人情，没有对中国偏远地方视觉上的新奇感，王小帅说这是有意为之，其实也是个冒险，中国电影输出的成功例子大都是带着明显的中国特色，《左右》在技巧上又不眩目，如果不能做到触动人，很容易做成个难看的电影。在柏林，他接受了很多国外记者的访问，他们的问题集中在，为什么拍了这样一个不太具有中国特色的片子。他说最先拍电影是生活在他乡，对别处的幻想，现在看最早的《冬春的日子》，那时无法去到别处，也没有条件制造一个影像上的奇观，只能面对周遭的状况——两个知识分子相对封闭的生活。如果那时是被动，现在则有了更多的主动意识，“我们没法去别处只能面对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反而又回到了《冬春的日子》的感觉，去看看自己生活里最大的问题和困惑在哪里。”

　　生活在城市，面对的也是都市人的普遍困境，“我们这些人从读书到青春期，走过比较理想主义的时期，慢慢也在变成一个很实在的社会逻辑，结婚，生孩子，离婚等等。对生活另外一个层面的感受也在增加，它不在远处，就在你周边，所以想把这个感受放到电影里”。电影里映射的也是他现在的心态，同样人到中年，压力、困惑，想逃离又无处可去，累，但像机器一样一旦启动就没法停下来。他说有人说他是从残酷青春到残酷中年，“我比较偏向用理性去克服”，电影的结尾是开放式的，一切在镜头外继续，所有问题仍然存在，但人多少有些包容，不那么暴躁，比较坦然地接受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