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联播》三十年 回顾一个强势媒体的诞生

　　杨伟光改革

　　对《新闻联播》的开创性贡献，无法绕过一个人。

这个叫杨伟光的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在1985年调任央视副台长时，还完全是一个电视外行。但到1999年杨卸任央视台长一职时，其才华和贡献几乎获得台内外一致公认，央视新闻中心一位资深制片人回忆，身为台长的杨伟光，能为一个选题一个策划到上级宣传主管部门据理力争，在那里“说话也很有分量”。

　　1986年1月29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发生爆炸，《新闻联播》将其列为头条，并播放了足足6分钟。将国际新闻置放在国内新闻之前播出，这是一向以刻板形象示人的《新闻联播》最为出位的一次。在刚刚出版的《杨伟光的央视岁月》一书中，现任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的杨伟光透露，这是他亲自拍板决定的。

　　《新闻联播》在新闻领域的突破，由杨伟光最得力的一个部下孙玉胜协助完成。1993年，孙玉胜率领从联播出来的一批人招兵买马，创办《东方时空》，第一次在中国电视界引入早间新闻的概念。次年4月1日，孙玉胜又在联播之后的13分钟时段开办《焦点访谈》，用杨伟光的话来说，是“让评论性节目进入以联播为核心的晚间黄金时段”。以此为基础，央视发展成立了新闻中心新闻评论部——这一中国电视媒体圈内赫赫有名的先锋团队。

　　央视新闻中心一位主编回忆，《东方时空》刚刚创办时，几乎成就了中国电视业的一个神话，时空的记者出差时甚至会碰到激动万分的列车员亲自端来洗脚水。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痛并快乐着”的白岩松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偷偷过来评论部干私活，一边还在感叹“一条狗牵进中央电视台叫几天就会成为一条名狗”；而离开湖南卫视来到新闻评论部的王志，正在地下室里过着后来被他称为“打了8年临时工”的北漂生活。

　　新闻评论部首任主任孙玉胜现在已是央视副台长。在一本名叫《语态——改变中国电视的十年》的回忆录里，他详细记录了从1993年到2003年创办新闻评论部这个过程。这种极具开放性的文化氛围，一直延续到1990年代末。一部名叫《分家在十月》的新闻评论部年会视频作品，在网络上广为流传，成为对这种氛围的经典诠释。

　　“时间紧，任务重，能不能绕过真理部？”2008年元旦，在央视附近一个茶楼里，凤凰新媒体总编辑吴征回忆起该片经典台词时仍然激动，“是走理性的平安大街还是走激情的三环路？”他当初辞掉在安徽卫视的正式工作投奔新闻评论部，仅仅因为那部冲击力极强的《分家在十月》的片子。很难想象，这种延安圣地般的电视新闻高地，居然最初脱胎于《新闻联播》。而彼时的《新闻联播》，给观众留下最深印象也最关心的一句话，往往是主持人的最后一句——预报当天《焦点访谈》即将播出的内容。

　　如果说前述改革是遵循新闻规律打破陈规，杨伟光对《新闻联播》的另一个革命性创举，是对其经济价值的开发。

　　1993年底，在《新闻联播》之后天气预报之前，杨伟光拍板加了一则30秒的广告。这一在当时被视为离经叛道的创举，甚至让时任广电部长的艾知生都觉得不安，不得不操起电话亲自向杨伟光询问详情。

　　但也就是从这则广告开始，央视开始依托《新闻联播》前后黄金时段进行点石成金般的广告招标。而今，央视一套和新闻频道两个频道中，并机播出的《新闻联播》开播前后短短数分钟黄金时段的广告招标金额，占据了CCTV16个频道全部广告收入的绝大部分。2007年度，黄金时段招标总额甚至突破80个亿。有人因此评价说，某种意义上，杨伟光让《新闻联播》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印钞机。

　　央视新闻评论部的一些老人们认为，杨伟光时代是央视的一个巅峰，自然也是《新闻联播》影响力的一个巅峰。他们喜欢回忆2000年以前的央视岁月，觉得那是央视曾经的“最好的时光”。

　　孙玉胜在新闻评论部的搭档，现央视副总编袁正明认为，无论是杨伟光还是孙玉胜，无论是就《新闻联播》本身还是外围进行的任何一个改革，都离不开彼时思想解放的大环境。他回忆，创办《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一方面是响应邓小平南巡讲话，另一方面肇始于1993年初的电视宣传工作会议，时任中宣部部长丁关根指示，“要创办一批新的栏目”。

　　联播式意识形态植入技术

　　2008年第一个月最流行的口头语叫“很黄很暴力”。这个对2007年12月27日晚《新闻联播》一则普通消息的狂热解构和激烈反讽，几乎一夜间席卷了整个中文网络，也极具反讽意味地自动成为迎接《新闻联播》三十周年的网络献礼。

　　作为一名曾经多次给《新闻联播》供稿的央视记者，喻三龙则感叹这个记者太笨，用他的话来说，“主旋律的创新表达”其实一直是《新闻联播》的主要任务，即便是在杨伟光治下的巅峰年代，《新闻联播》也一直有自己完整的一套意识形态植入技术。

　　1987年国庆节前后，《新闻联播》在常规节目之外首次推出挂标系列报道《改革在你身边》，被业内专家称为“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电视新闻深度报道的新形式”。此后，1989年下半年9至11月的三个月间，为了讴歌新中国成立40周年的成就，《新闻联播》一口气播出创纪录的180集系列报道《弹指一挥间》，这种形式一直延续到现在联播中推出的《时代先锋》和《永远的丰碑》。

　　由于担心这类千篇一律的语态会令人疲惫甚至厌恶，传播效果会陷入迟滞甚至停顿，从本世纪初开始，联播就尝试在“会议没有不隆重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之类党八股宏大叙事中，引入《百姓故事》式的个人化微观叙事。

　　这种语态改革的高潮在2007年6月10日到来。这一天，《新闻联播》和《新闻30分》同步推出一个叫《百姓纪事》的栏目，开篇报道《徐少勤和他门前的一条路》，讲述安徽蚌埠徐家湾农民徐少勤从税负较重不断上访被村里断路，到1999年税费改革后主动平整道路并带头上缴农业税，再到2006年全面免除农业税后村里修好柏油路、徐少勤开办农资站三个阶段的故事。随后播出的两集《高大妈的水缸》和《农民摄影家的新老照片》，操作手法和风格类似。

　　这种试图讲故事的主旋律宣传方式，尽管遭到新闻专业主义者“伪新闻”的抨击，但一经推出即获得宣传主管部门的充分肯定。

　　意识形态宣讲技术的微调，后来还出现在时政新闻领域。长期以来，中央政治局常委级领导人的新闻，一般用解说替代同期，因而除非像胡连会这样的直播，观众很少听到联播新闻里出现领导人的同期声。但1月15日的《新闻联播》，播出了一则胡锦涛在安徽视察时的新闻，在这则时长12分12秒的消息里，很少见地出现了总共3分零23秒的同期。

　　总书记视察淮河灾区王家坝村民郑继超家，是这则新闻的重头戏，开篇即用了1分零48秒的同期，“总书记对主人深情地说”，以了解灾后重建情况；之后又用了46秒同期，“胡锦涛郑重地告诉乡亲们”，中央政府对看病难和农村医保问题的新政策。临出门了，又是20秒同期，“胡锦涛又一次叮嘱村干部”，一定要把党和政府的温暖落实好。

　　这段新闻里的两个细节——胡锦涛查看村民的灾后补偿存折，走到院子里用手捧自来水喝，真切感人，让无数网民由衷赞叹。

　　但洋溢着意识形态热情的传统操作路径，始终是《新闻联播》的主体色彩。诸如“火线入党”等极具形式感的激励方式，在军警以外的行业已经十分罕见，对《新闻联播》来说，依然是行之有效的措施。2007年淮河抗洪抢险报道中，一个前方报道组不仅成立了由六名党员组成的临时党支部指挥报道，两名记者也适时在淮河边上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在央视，对这类报道技术的研究已经进入到了“体贴入微”的境界。2007年7月，《新闻联播》报道国务院一位副总理受胡锦涛和温家宝的委托，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到淮河流域灾区慰问。尽管报道这条新闻的记者已经获得该领导的多次表扬，但事后的业务讨论中，编辑们仍然认为这种表述方式还有推敲的余地。理由是：“淮河流域发生灾情多日，受灾严重而且死亡多人，中央领导现在才下去，而且说是受委托才下去的，这样说法属于被动式”，如果能倒过来说，“某某某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到灾区慰问受灾群众，转达胡温的关心和问候”，会更加亲切一些，这样属于主动式。

　　但无论是什么样的改革，类似杨伟光时代将挑战者号爆炸的新闻放在联播头条的创举，即便在9·11事件和南亚大海啸这样的极端时刻，也再没有重演过。

　　而杨伟光开创的经济创举，同样也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一方面，尽管每年的标王和招标金额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产业转移和景气指数的晴雨表，但1990年代那种“每天开进央视一辆桑塔纳，就可以从央视开出一辆奥迪”的时代显然风光不再；另一方面，央视借助绝对垄断地位攫取的巨额利润，也不断遭到道德和公平的质疑。两者叠加在《新闻联播》身上，使得这个每天教导人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超级意识形态符号，越来越面目可疑。

紧跟在《新闻联播》之后的15秒广告时段，其广告费是所有电视节目中最贵的。1995年中央电视台推出该时段广告招标，曾经创造了“标王”的新名词。标王折射的行业变迁、传递的经济信号以及自身发展的戏剧性演变，使得这一称呼被赋予了超过其经济行为本身的内容。

　　 转圆石于千仞之山

　　从来没有哪个媒体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新闻发生场，除了CCTV；也从来没有哪个CCTV的栏目聚集着如此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除了《新闻联播》。在某种程度上，CCTV和《新闻联播》不仅仅是一个专有名词，也是一个形容词。“做人不能太CCTV啊”，“这也太《新闻联播》了吧？”这几已成为约定俗成的调侃。

　　有人说，如果说央视现在充当的角色，类似十年前的中国足协；那么《新闻联播》就相当于中国男足甲A联赛。一面是“很好很强大”，另一面是“很黄很暴力”。在自己的博客里，三联生活周刊主笔王小峰这样描述自己看《新闻联播》的三重境界：从根本不看，到反着看，最后当作娱乐新闻看。

　　喻三龙的一位央视新闻中心同事则在博客上感叹，地方政府对待央视记者的态度，甚至可以作为检验当地经济和社会发育程度的重要标准。一般来说，越是经济相对发达社会发育相对成熟的地区，越是不央视。在可以很方便地看到港澳电视节目的广东，《新闻联播》的市场不大，收视率不高，已经是公认的事实。无可否认，作为威权时代的意识形态重镇，央视对这个逐渐呈多元色彩的社会的影响力，明显递减。

　　垄断是把双刃剑，在这个意义上，拥有毋庸置疑垄断地位的央视，特别是《新闻联播》能接触到核心信息源的优势，相反也是接受严密监管的劣势。如同样是在2007年的淮河洪灾报道中，央视可以派记者进驻国家防总，也可以第一时间拿到最关键的数据，但又不得不遵循宣传主管部门“多报道当地党委、政府组织抗洪抢险的具体措施，多报道当地老百姓舍小家顾大家的感人事迹，多报道有关部门组织救灾款物帮助重建家园的情况”的要求。这也是喻三龙认为为何每逢大事发生，凤凰卫视总能跑在央视前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地方和央视的协作关系，也不再像20年前那般亲密无间。在娱乐新闻领域，以湖南卫视为代表的地方台对央视的威胁和赶超，已成为既成事实。即便是在具备天然“合法性”的舆论监督领域中，地方利益的封堵对抗也越来越明显。最明显的例子是，2007年7月的河南陕县淹井事件，因为刚开始对是否能安全救出矿工的皆大欢喜结果尚无把握，地方派出大量警力层层阻拦央视记者进入现场。

　　更令央视人悲哀的是，三十年来，《新闻联播》式的刻板形象积累到后来，当它开始试图往正常化的新闻道路稍稍回归时，却不得不加倍小心，以应对种种猝不及防的解读。

　　上个月底，当《新闻联播》播出贺岁片《集结号》上映的市场和观众反应时，一条品质其实不错的新闻，反而获得了动辄得咎的诠释。认为这部电影好的人，觉得《集结号》居然上了《新闻联播》，简直是一种耻辱；认为这部电影烂的人，则觉得《新闻联播》居然表扬《集结号》，简直是别有用心。

　　从这点出发，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新闻联播》“换脸”是如此小心翼翼。2007年年底换上来的四个新主持人，还得在一年前的2006年6月5日，预先做一次脱敏测试，即便如此，同样也招来了对中国政局的诸多猜测。

　　这种通过中央喉舌自上而下进行社会治理的执政模式，究竟空间还有多大？可持续性还有多久？包括央视内部人在内，越来越多的人陷入思考。

　　一部分人自我阉割，通过内部学习强化自己和体制间的价值观认同，“真正理解了正面报道不仅仅是政治导向的要求，也是对中国现阶段社会的真实反映，还是绝大多数观众的要求。”另外一部分人则陷入几近人格分裂的挣扎。喻三龙感慨，央视最好的节目必须符合三个标准：“领导审片时找不到毙片的理由，在家里爱看，在公开场合也不方便表扬。”央视新闻频道一个在台内外都享有良好声誉的年轻女主持人，甚至把自己的MSN后缀设置成“转圆石于千仞之山”。

　　在央视业务楼一层的台史陈列室里，被传媒学者展江称为“标准的党的新闻工作者”的《新闻联播》现任主持人邢质斌和罗京的照片，和另外两位在19年前离开《新闻联播》的主持人薛飞、杜宪的照片并列在一排。这种似乎时空错乱的格局，仿佛是对上述复杂心态的一种不期而然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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