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7日13:00，离《红玫瑰与白玫瑰》一剧在广州公演开始还有7个小时。据悉，到此为止该剧的票房在整体情况上还是不尽人意，若与前一个晚上Vitas广州演唱会上那火爆气氛相比的话，似乎真有点“小巫见大巫”的味道。
一个是号称能唱碎4盏克里姆林宫里的水晶灯的“海豚音王子”，一个是改编自见证了那一时代的
张爱玲小说的话剧《红玫瑰与白玫瑰》；一个是以风流倜傥的外表、含蓄优雅的微笑、迷离妩媚的眼神、魅惑撩人的舞姿和那匪夷所思的超高音域来征服万千中国歌迷的“异类”，一个是尝试解开张爱玲笔下那形象意蕴的繁复层面转而轻松诠释情感的“舞台”。
这边厢是偶像路线以炫技为卖点，那边厢则是文化路线以生活体验为卖点，两者看似“风牛马不相及”。但在先后登陆广州而引发的一些“票房现象”中，就不得不让人体验到了一种“荒诞”。
Vitas这位腼腆的大男孩，在成功的商业推广之下，不可思议地把“飙高音”变成了一门大大提升了中国对高音崇拜的疯狂程度的“手艺活”，在国内引发一场前所未有的“高音热”。每当他出现在荧屏之上，让多少学校的食堂都爆掉，饭桌前尽是抬着头合不拢嘴一个个盯着电视跟个老乌龟雕塑似的看；每当他站在舞台之上，又让多少辗转追随的忠实Fans在一轮尖叫过后，发现原来自己也有着可以唱上几个八度的高音“天分”；每当他的演唱会开始，记者歌迷手中的“长枪短炮”自然是不在话下，就连什么噪音计、测试灯泡等等都全部派上用场，整一个就跟“实验室”似的。虽然最后出来的实验结论是：现场灯泡的确破了，但不是被唱碎，而是被实验者自己不小心摔破。但这样的一个结果显然不足以让万人追捧的热度降温，也许这位不知出处、不晓姓名的被怀疑是“阉伶”神秘年轻人在他们的眼里是无懈可击的。
而话剧《红玫瑰与白玫瑰》的诞生，虽然在各种途径上都纷纷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关注和热议，但事实上出现的“叫好不叫座”现象，若与Vitas那惊人号召力相提并论的话，的确存在着可望而不可即的距离。
没错，我们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价值观分崩离析的光怪陆离的时代，一个文化关注匮乏、人文关怀缺失的时代。今天，就在“阉伶”与“玫瑰”之间，也就只有“荒诞”一词是可以用来形容我们对日常生活最真切的体验。也许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真的是一个浮躁而又缺乏传统连续性，精神缺失而又充斥着依附性的时代。如此一来，“大众偶像”自然也就应运而生。这个时候，“变味”和“走样”的问题也跟着开始浮出水面了。
就拿“Vitas效应”来说。当这位年轻的俄罗斯传奇高音歌手出现时，不得不令人想起18世纪“阉伶”歌手法瑞内利(Farinelli)，那部《绝代妖姬》的传记式电影更使世人对Vitas这样一个高音尤物产生好奇心理。正是这种好奇心，让Vitas在中国红得发烫，同时也让他的火热超出了音乐的范畴。有一个事实，看来大家都不会否认，那就是在舞台底下的观众都充满了一睹神奇尤物的冲动，而且很大一部分人并不是冲着音乐，而是冲着那“五个八度”去的。如果排除了“高音神话”，那么Vitas的音乐还剩下什么呢？当Vitas一晚的高音炫技过后，唱起淳朴和宽厚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时，不少媒体给出了如此的评价：感觉更像是一个外国人在唱俄罗斯民歌！
试想一下，当我们对音乐的追求只剩下“挑战人类极限”式的尖叫时，是多么荒诞、可笑。天赋嗓音和音乐性的优劣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今天我们也许不必深入探究Vitas音乐好坏，但是必须意识到在崇拜背后的问题所在。过度高速的生活节奏和物化过程，使我们对音乐的内涵失去了最基本的热情与追求，而在“偶像”这一超级符号面前，更是为我们的音乐迷失提供了更盲目的方向。
“偶像现象”是一个永远说不完的话题。而按照阿道尔诺的定义，所谓偶像化，就是物化，就是把“有限”颠倒为“绝对”。
之所以话剧《红玫瑰与白玫瑰》没有受到Vitas这样众星捧月般的待遇，正是因为它没有被“偶像化”，依然是“有限”的。我们置身于其中的“眼球文化”主宰了绝大多数人的文化关注，所以像Vitas这样据说“长着腮”可以发出“海豚音”的传奇人物，就可以在不需要“音乐性”的前提下依然能吸引万千眼球。而《红玫瑰与白玫瑰》这样的话剧，无论是在文化上重现经典，还是在制作上推陈出新，其吸引力都不足以“一石激起千层浪”，倒是很有可能会随着“张爱玲”这个名字停留在那一个时代。那同样是“张爱玲”的名字，电影《色·戒》之所以能大红大紫，能牵动着万千中国人的“心”，相信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那146分钟的“戒”，而在于那短短的12分钟里的“色”。
很多时候，在“眼球”之上的“荒诞”，让我们忽略了“眼球”之外的体验。仅有薄薄几页纸的短篇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是张爱玲的经典代表作。当导演田沁鑫铆足了劲要把它改造成一出先锋话剧时，就已预示着一个精彩的诞生。在还没有亲眼目睹舞台上的一切，就已经留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空间去体验这个充满挑战的创作过程。到了舞台之上，“从张爱玲的文字中看出了幽默”又会给出一个怎样的解读方式和对当下社会的隐喻。这些可贵的体验，统统是“偶像制造”无法到达的，也是一种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不可避免的思考过程。
之前，在另一个城市的舞台上，看到的依旧是张爱玲式的老上海味道，只是中间一条全透明的“时光隧道”把三面“白墙”围起的冰冷空间分隔成两半。在这分别住着“红玫瑰”与“白玫瑰”的那幢公寓里的两个房间，以典型的“超现实”叙述手法展开了这段摄人心魄的感情故事。为此，田沁鑫曾表示：“太现代的景，对不起张爱玲；太写实的景，对不起自己。”更“闹”的是，对于剧中的主要人物佟振保、王娇蕊和孟烟鹂，田沁鑫打破常规地尝试了“六人分饰三角”的新颖结构。尽管这样的关系处理会让观众有点“晕”，但也正是“分裂统一”使得人物的心理活动大大被强化，以两个演员之间的对话来清晰地阐释一个人物的内心冲突，对立和蜕变恰到好处地弥补了话剧舞台上不便进行心理描写的弱势。而整个剧情又在时间与空间的无序叠加中紧凑地推进着，如此跳跃式的结构，有时候分不清哪一个是真实，哪一个是虚幻。甚至冷不防地连“张爱玲”也会自己“跳出来说上两句”，这种戏剧化的充满了黑色幽默的细节，恰好让我们置身于“荒诞”之外体验到了“荒诞”。
这样一来，我们在作品面前时，难道还需要某演员有没有私生子、有没有婚外恋等花边新闻吗？难道还需要追究作品本身是否有“打破人类极限”的创举？以一味炫耀技术来炒作的作品从来都不是大作，甚至存在的价值也会因此而“变味”。所有人都不敢肯定，若没有了标志性的高音，那还是Vitas吗？是的话，他还能红极一时吗？
当然，这并不是Vitas的错。拥有一把“上帝赐予”的嗓音，那是他过人的资本，停留在“高音炫技”的局限之上，只是因为他的稚嫩，只是因为时代的“荒诞”。“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天，曾经迷失的人们应该是时候清醒了，曾经无动于衷的相关部门机构也应该是时候作出一定的引导和扶持。否则，在面对盲目的“偶像化”趋势不断蔓延时，最终被劫持的将会是对生活、对文化的真实体验。
就在“玫瑰”将要抵穗时，在一次聚会上，某中央话剧院的朋友“酒后吐真言”：“广州这城市能免则免，最好还是不要来。”为什么广州文化演出的市场总是习惯性疲软呢？难道这一“荒诞”背后就真的面临一个“文化沙漠”的到来吗？难道这还不值得我们为之好好反省一下吗？
(责任编辑：小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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