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剧的标杆是这样炼成的

　　本报记者 张寒冰

　　创作过程是创作者的一次重生

　　首先是关于剧本。我们最激烈的一次讨论是所有主创人员在巴黎开会时。当时外方专家看了剧本的英文版和法文版后，都说没看懂。关山和三宝继续给导演和剧本医生解释这个本子。看着急于解释的两人，导演反问：“是不是我经验很丰富你们才找我的？我看不懂，观众会懂吗？你能去跟观众解释吗？”

　　导演问我：“李先生，这个剧本不改能演7场，改了能演70年，你要哪个？”我说：“我当然要演70年的！”

　　面对双方的不妥协，我只有一句话：“如果达不成共同往前走的目的，妨碍我往前走的人，请离开。”

　　如此花了3个月的时间，2小时15分钟的《蝶》剧本修改完毕。这3个月里，关山和三宝满嘴大泡，因为他们的哲学观点被拿掉了，他们想骂人的话拿掉了，倾诉自己、所有人都不明白他们说什么的话拿掉了。那时我才猛然发现：八年来，我把一个自己都没看懂的剧本当作情人，拥抱在怀里。

　　然后是东西方文化差异。导演不理解作曲，作曲不理解演员，演员不理解编舞。没错！这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导演说：“这个戏不能男女主角都死了！”我告诉他：“他们不是死完了，是涅槃，是重生。”他还不理解，我说：“耶稣为什么钉在十字架上，是为了复活人类。”他才明白：“啊！这太好了！”

　　实际上，在东莞试演的时候，中国作曲和西方导演还没有完全地融合。哈尔滨观众看到的这个版本，已经是东西方主创的观点完全融合了的版本。

　　观众看到的辉煌，后面有太多太多的无奈和艰难。三宝到现在还躺在医院里，他为了这个音乐剧，可以说，生命都快奉献了。他几乎是在被我“软禁”的状态下写出的这个东西。那时候外面有个传说：三宝从上面把谱子送出来，李盾才从下面把吃的送进去。一个好的作品，需要很多人付出沉重的代价。

　　中国标杆艺术和市场的平衡

　　《蝶》剧讲述的是一个弱势群体的故事，是在说人性的背面，这个剧里没有王子和公主，每个人都是弱势的。在这世界上，有谁不带着面具呢？有谁在众目睽睽之下能说清楚一个真实的自己呢？谁也不能！每个人在你的生命当中都有弱势倾向，都有不能拿出来说的一面。为什么没有色彩？有了爱才有色彩，颜色要省着用。

　　为什么这个剧会得到经久不息的掌声？因为每个人从剧中或多或少看到了自己，这对观众是一个触动。

　　以前我们说，做一个作品要先考虑能不能拿奖，可现在，要考虑观众想看什么。市场验证一切，市场证明一切。当初有人问，松雷干吗呢？拿这么多钱打水漂呢？我的朋友海岩说：“你太不靠谱！”现在《蝶》成功了，他说：“你是创造历史的人。”《蝶》最大的收获就是，让中国的音乐剧前进了一步，更准确一点说，是让中国音乐剧有了一个标杆——音乐剧是艺术和市场的平衡。

　　音乐剧在国外是娱乐工业中最典型的一种形式，因为音乐是没有国界的，它能打开每个国家的通道，创造最大的价值。

　　中国出品学我者生似我者死

　　国外的音乐剧在中国都赚完大钱走了，我不希望看到中国的音乐剧市场几年后变成像日本那样——引进版权，把国外的音乐剧改成日文版。齐白石老先生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中国有这么悠久的文化历史，如果走日本的老路，如果没有几部自己的剧来平衡这个市场的话，那将是很惨的一件事情。这种文化的抹平是很可怕的！

　　如今，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地位都达到了一定程度，全世界对东方文化的关注给了中国很大的机会，尤其是对文化人、艺术家来说，这是一个天赐的良缘。但是，机会要给有准备的人，是松雷集团让我们找到了能让我们把生命、把我们的才华和智慧统统奉献出来的契机。

　　虽然我离开哈尔滨21年了，但我非常想为我的家乡哈尔滨做点事情，我一直没有放弃这个梦想。我的家乡只要找我，我不要任何代价，我愿意为这里奉献我的一切的一切。我想让哈尔滨成为中国音乐剧的故乡。

　　在采访的一开始，李盾就直接了当地对记者说：“在《蝶》的创作上，我们走过很多弯路，我要把这些惨痛的教训告诉我的父老乡亲。”他说——

　　有许多观众看完《蝶》剧后问：舞台的调子为什么那么暗？音乐为什么那么沉重？剧中人物为什么都破衣烂衫？记者把这个问题抛给了李盾，他说——

　　做伦敦西区风格的音乐剧还是百老汇风格的音乐剧？这是一直困扰中国音乐剧创作者的难题。李盾对记者说：“这两种风格都不是我要做的，我要做一个新的形式，新的风格，属于中国的音乐剧。”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认识？李盾的解释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