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致女儿书》 用我的一生为你打前站(图)

　　昨日记者从人民文学出版社获悉，王朔的新书《致女儿书》即将上市，这部以对女儿娓娓诉说的方式剖析自己的作品虽然被外界看成是他的“遗书”,但他表示只是希望自己能挣脱束缚，讲真话，希望这本书不出版或自己死后再出版。“但后来，写着写着，还是出现局限，还是不能全讲真话，(我)开始犹豫了，自我否定了。所以这个书，我私底下当然认为写得是失败的。”王朔这样评价自己的新书。

　　拿女儿说事只是借口

　　记者：《致女儿书》很特别，跟你以前的创作都不一样，直接拿自己说事，怎么突然有冲动要对女儿说自己呢？

　　王朔：心情倒也没什么特别的冲动，我其实很早就想把过去的生活找个合适的口气一股脑讲在一个故事里，说给谁听呢？有一年有一天，突然好像想起对她——女儿说，女儿必须感兴趣，有一个读者就应该是她，也希望是她，曾经仿佛如获至宝找到通道。

　　记者：你觉得这本书是成功的吗？

　　王朔：《致女儿书》是对女儿讲的，讲久了局限性就出来了，或者说有些社会禁忌自然地就出来了。所以这个书，我私底下当然认为写得是失败的，在叙事上是失败的，基本上技术考虑偏多。

　　记者：当时写的时候你想过出版吗？真是当遗书写的？

　　王朔：当时没有想过。实际上当时我得克服自己那种观念上的束缚，其实我自己在写的时候，写到一个句子的时候，所有敏感的句子都会在那儿停下来想这能不能通过，因为这么多年来被限制成这样以后，自己就有这个问题，有自我的约束在里头。譬如说，这里头全没有性描写，但我在另外一个小说里头写过。

　　我不是一个好父亲

　　记者：私人化写作跟你以前的社会化写作有什么区别？

　　王朔：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回事，其实我一直认为我是写自己的。私人化写作可能是观感问题吧，我没有写过别人的生活啊，我也没体验过别人的生活啊。这种赤裸裸的亲情被认为比较私人化，而实际上我也不认为它有多私人化。

　　记者：作为父亲，给女儿写这样一本书，在很多地方惊世骇俗。鲁迅在上世纪初有一篇文章叫《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你是怎样的父亲？

　　王朔：我觉得做得很不好，其实我真没想过怎么做父亲，假如让我选择，我宁肯选择不当父亲。

我曾经以为好像知道自己是谁，给我女儿讲我们家故事写到笔下，才发现压根不知道自己是谁。

　　记者：你是一个懂得推己及人的现代父亲。书里有一句话，“用我的一生为你的人生打前站”……

　　王朔：那都是很感性的话，一代人和一代人就是那么一种前仆后继关系，孩子给你带来多大的快乐，早就抵消早就超过了你喂她养她付出的那点奶钱，这快乐不是你能拿钱买的。她大可不必养我，我不好意思。

　　怕对号入座先致歉

　　记者：这本书你女儿看过吗？

　　王朔：没有。

　　记者：《致女儿书》三年前写好了以后放了这么久才拿出来，也跟你今天的心理状态有关吗？

　　王朔：对呀，后来包括《和我们的女儿谈话》、《跃出本质谓之骇》呀都是后来写的，基本上每年都要把脑子里的事重写一遍，想找一个新的叙事方式，哩哩啦啦的发现也写得差不多了，就这样吧。

　　记者：你现在的创作应该说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就是自主意识更强了，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更自信了。

　　王朔：当然有变化了。其实是更自信了，就是我原来老实说是要照顾读者，就是有包袱必把包袱给抖了，追求效果甚至不惜破坏节奏，就是话都说得特别满。因为你把话说得满了，很多其实不属于这个故事的话，花哨的东西，就加了色儿了，很多读者会给你廉价的好评。

　　记者：感觉你现在怎么写写什么都能成。

　　王朔：我现在写的时候也有自由感了，就是，这其实跟追根有关系，就是追到根上再往回写，特别好写。之前假如停留在生活的印象中写，写写就收不起来，就会出现好多廉价的感慨，廉价的感慨可能每一个作家甚至那些写歌词的人都能发出来，你得跟别人不一样。你要跟别人一样、相似的话，就会打击自己的自信，你就是为了功利目的也得这样。你要跟别人完全一样就没必要存在了。

　　记者：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王朔：我没有了。说真的，我特别犹豫，原来我想再写一点，但也不想写了。最后想对我妈说声：对不起。要是冒犯了谁使谁不痛快了请你这么想：反正咱们也不会永远活着，早晚有一天，很快，就会永不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