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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姜文，还是在扮演姜文？
姜文与他的电影之间有一种个人化的对应关系，电影是他的语言，也是他的盔甲。《阳光灿烂的日子》从开场就聚集了速度、昂扬、幻想、懵懂、亢奋等成长中的所有要素，基本上是他对少年狂的记忆。《鬼子来了》是他对自己持续数年的疑问和思虑的一个小结，他把这个疑问追溯到他13岁时看的《甲午风云》，电影讲了中日海战中，中国战败的故事。这一定是引起了他的恐惧，这个恐惧吸引他不断地接触所能找到的历史资料。
几乎过了10年，他现在要讲的感受是“一代人来，一代人走，大地永存，太阳升起，太阳落下，太阳照常升起”。
从《旧约》里借用的这段话似乎是一种中年通达的表示，既然“太阳照常升起”，他应该会让自己变得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安宁，但他的朋友说他那是在说服自己，更像是他在自我教育。实际上，他可能越来越紧张焦虑，所以有时候会让了解他的人觉得他莫名其妙地随和，随时准备检讨自己，他试图很绅士，但其实有抑制不住的爆发力。他自己也知道，他独处的时候更舒服一点，跟人在一起就有点紧张，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不知道这紧张是哪儿来的，我老得说话，好像都得我招待似的”。只要躲在一个电影里，他就有办法了，没有那个电影的时候，他就有点跟没有救生圈似的。
他的朋友说起他时，都感觉到他有一种孤立感，孤立于整个行业。因为电影的形成离不开一个细密的社会系统，他一方面不可能脱离这个系统，一方面又要完成他的个人化表达，不向市民趣味妥协。虽然他了解这个江湖的规则，但他不够圆滑。在云南拍戏遇到点麻烦，还要打电话求救。崔永元奇怪：“连这么点事都摆不平？”他的电影也绝不取巧，不走偏锋，而且从第一个电影就让人知道他用胶片比谁都要用得多。
崔永元说，姜文一直是在抗拒市民化的趣味，而且用的是很笨的方法。这大概也包括传闻中说的姜文的“轴劲”。陈丹青则说，姜文的脸就是绝对没商量的一张脸，很生理的脸，作为演员的姜文在电影里出现时一定把其他人灭了，其实也把自己灭了，只剩下姜文本人。这倒不是说他演得不好，而是他的脸上有一种强迫性。作为导演的姜文也很难合群，如果和第5代比，他们是一个群体，有很强的时代性，而姜文是单个的。
对个人经验的坚持，不应该属于美学问题，他的坚硬执拗在流行趣味中反差得有点反叛的气质，但在道德上并不离经叛道，反倒有一种老电影人的理想主义色彩。他羡慕《小兵张嘎》《鸡毛信》的导演崔嵬、石挥，在他们的电影里，姜文看到他们有一种内心的自信，因为它强烈的吸引力让你能够相信他的故事。为了这个相信，姜文坚持“体验生活”这种传统方式。
姜文对电影有种执著，只要是做电影，他永远精力充沛，表现出一种很危险的生命力，让人兴奋，也让人不安。当年他读完小说《动物凶猛》后，邀王朔帮他改编成剧本，王朔没有答应他，是怕跟他纠缠不起:如果两人主意不一样，他就声情并茂地跟你没完没了地说他的道理，少说半年你就别想干别的了;你如果同意了他的主意他也不依不饶，他会叫住你说“你说说，怎么好，哪儿好？”其实他很在意别人的感受，但是又没办法，他不会糊弄。他自我解释说，“我不是非要作对，从我认识来说接受不了”。这种执著让他不能容忍一个拍摄现场很乱、很不讲究。到现在他还会说，“我学戏剧的时候老师说，这是艺术殿堂，大家要安静了”。他在拍摄中也总是要求现场的安静，否则他就火。这个要求好像已经内化为他的心理。
2004年，“非典”期间，姜文坐上一辆出租车，司机说:“你是那演姜文的吧。”这一句明显是口误的话让他津津有味地回味到现在，也许是因为这句话与他的处境之间对比，让他产生了从未直面的自我怀疑。他开始琢磨他到底是姜文还是在扮演姜文，在电影的梦想与社会现实之间他似乎有点乱了。
说到现在纷乱嘈杂的文化环境，他好像有些惆怅:“孤帆远影碧空尽——古人送人一直送到看不见。现在是人刚一转身，你就忙别的去了。”当然，他又赶快解释:“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对未来、对现代深刻怀疑的人，但是什么东西来的时候，人还有个非常宝贵的权力就是选择。”最终，姜文可能还是要选择坚持那种给予生活以意义的个人经验。
对话 我只是电影的翻译官 问：从《阳光灿烂的日子》到《太阳照常升起》，作为导演，你一共只拍了三部电影，平均七八年才拍一次，为什么？
姜文（以下简称姜）:我一直都觉得我还不是个专业导演。我七八年才拍一次，很多事务性的事就忘了，所以不拍电影的时候，我很少到现场去。因为我觉得自己是个傻子，我完全不知道他们在干吗。但是我愿意保持非专业的状态，因为它鲜活。我这三个故事都是我先看见这个电影，我脑子里，闭上眼睛在脑子里看得清清楚楚的这电影，看了若干遍。然后我拍的时候就在追寻这种流动感，不断围追堵截。
问:像追女人一样吗？
姜:我追女人的时候没这么有耐心，这确实比一个女人要丰富。我觉得电影跟创作的魅力，让我一直欲罢不能，不知道它是个什么情况，不知道它要把我往哪儿带。
问:但在我们外界观众看来，得到的感觉是相反的。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你要红色的飞机，就把那整个飞机都给涂了。《太阳照常升起》里，你觉得村子不应该在它原来的地方，而应该在你选的外景地，就把整个村子都搬了。你是一个控制力很强的导演，甚至霸道？
姜:在外界看来，我是改天换地，但我是在受另外一种东西掌控。不是我想把它改红，而是我看这电影里面，它就是红的。我就是一翻译官，把一个原本有的电影翻译出来。
问:你很喜欢夸张啊。《天鹅绒》（注：《太阳照常升起》改编自叶弥小说《天鹅绒》）有一种拉美文学的魔幻氛围，但是叶弥究竟是女作家，比较纤细。你拍出来的影像真的比她强烈很多，阳光的质感，颜色的亮度，高度饱和。
姜:我觉得是不同的荷尔蒙造成了这种情况。《天鹅绒》里有一段描写，女人出轨了，男人想质问她，女人很平静地说，等我煮完粥再说。煮完粥，女人给他盛好，端上，然后一点不心虚地跪在地上。我很受这段描写的触动。
我的片子在法国做后期时候，有几个不同国家的人看了。一个拉美人看了说，这太像他们那儿的人了;一个巴尔干的人看了，说这就是我们巴尔干岛的故事;还有个欧洲人，他说这是很欧洲的电影。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是触及一种卸了妆以后的感觉，这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欣喜的东西吧，它能让你觉得这是离你的生命区域不远的东西。
我要拍“来劲”的电影 问:究竟是什么驱使你从演员成为导演？
姜:拍《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时候，我只是觉得电影怎么都拍得这么没劲呢，能不能拍得来劲点。拍《阳光灿烂的日子》之前，我能看见的片子都不太令我满足，不一定是我演的，我演的电影我都忘得差不多了。然后我就有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顾长卫，说咱们弄个片子，弄个来劲的呗。电影里没有腕儿，发行的时候我们自己发行。人家说你这个怎么发啊，故事看不懂。我说有什么不懂啊，不习惯和看不懂是两回事，结果让年轻人一看，都特喜欢，我就有信心了。
每一代新人出来都会这样，胡适刚从美国回来引用了一句美国诗人的话，“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一样了”。年轻人准备开始做事时是有这样的一种野心和雄心壮志，我把《阳光灿烂的日子》写完的时候还不到29岁，拍的时候也就30岁，是得有那么股劲。
问:即使是《红高粱》和《芙蓉镇》都不能让你觉得来劲么？
姜:这两个片子给我很深的触动，两个片子的摄制组都是很单纯和热情的，从导演那里就能感觉到一种很积极的带动性。张艺谋当时已经过了36岁的本命年了，大概三十七八岁吧，我觉得这是他厚积薄发的作品，也感觉到“我来吧，你就先歇着吧”的自信和豪气。谢晋当时也正如日中天。谢晋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导演，从他开始做导演就覆盖中国大面积的观众，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到90年代，40年。我跟张艺谋也讨论过他，说他是很难超越的。两个片子的结果大家也看到了，都是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对我来说，原本我就根本不知道电影是怎么拍出来的，这两个片子，我也参与了改剧本，参与了角色设计。我当时觉得电影界怎么那么没文化——演员改剧本，你要是演话剧这就是正常的，是被推崇的，而且还自己设计造型，这是一个话剧演员必须做的一件事。而到拍电影的时候，他们问，你为什么老管这个事，我说我不管谁管啊，然后就没法控制地不断改这改那。
问:你自己拍电影的时候，你的要求和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
姜:我这三个片子都会把演员发到要拍摄的地方。演员是个材料，他自己离角色本身天然是有距离的，要缩短这个距离。拍《阳光灿烂的日子》时，我把演员都发到了大兴，让他们封闭体验。拍《鬼子来了》时，我连陈强、陈述都发去体验生活，养猪去了，去农村住了两个月;演战士的发到武警部队军训去了。这次房祖名我就给他发到云南，每天在那儿体验生活，学开拖拉机，在山路上开，跟当地的孩子们混在一起。
小姜文出镜
大腕待遇 问:
《太阳照常升起》的结尾镜头，你用了自己出生不久的孩子，据说拍摄那天很冷，小孩子躺在那里哇哇大哭。你不心疼么？
姜:我们做了处理的，冷是不会冷。一个不到两个月的孩子，到哪儿去找？用人家的孩子，人家也心疼，这并不是一个令人舒服的事儿。现在想起来，有件事还挺后怕的，因为怕他冷，就垫了一堆豆子，用豆子隔温，可万一吸进肺里去是很危险的。
问:还是挺狠的，作为一个父亲，一般狠不下这样的心。
姜:不，我尽力了，我们拿一天时间在那儿做练习，他在那儿只用5秒钟就够了，这是个大腕儿的待遇。
问:很多人都在讨论你的穷，一个男人，要养家，还坚决只拍电影，好多人觉得你有点儿过分拧了。
姜:我拍电视剧呀，我也去客串。
问:你这样一个强势男人却要去客串电视剧来维持生活，你在生活里不困惑么？
姜:我的困惑在于，我特别恨闹钟。每天我醒来的时候，我会问自己，你为什么要上闹钟，因为你没睡够，所以你应该早睡早起。但是等我有时间躺下来的时候，我要看书，时间又到了必须上闹钟的时候。我对自己很困惑，你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老跟自己拧着？
我这两年才进入社会 问:你是觉得自己在生活里，不能去左右一些事情？
姜:一个特别能左右生活的人，他不会是一个很好的创作者，因为他没必要再去想象一个生活之外的空间。我觉得所有的艺术家，所有的创作者，某种程度上都有离开生活的想法。电影里有一个非凡的世界等着我，而且电影的世界，你可以相对左右他。拍戏时我很快乐，我去看景，明明是我想象的样子，居然就在那儿，你用什么样的欣喜都不能表达。
问:于是你就把一个村子从香格里拉搬到炮楼那儿去了？
姜:那已经是一个简单的事儿了，房子已经搭好，只要你拆和组装而已。所以我第一次拍戏的时候，我就从幻想的世界里好久回不来。事实上，我可能就是这两年才进入社会。
问:以前和社会各方面的人打交道不算进入社会？和朋友在酒桌上拼酒不算进入社会么？
姜:进入社会是我开始正视社会，以前，我老觉得干吗我非要挪这儿去，为什么不可以挪那儿去？后来一个朋友说这不是你的剧本，这是一个现实。我为什么会碰壁？是因为以前我不认为，社会是你必须认识的。我是40岁之后才开始认识到，社会要认识要适应，不是随意能改变的。
问:了解到这点让你痛苦吗？
姜:不痛苦，但需要一个过程。
(责任编辑：小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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