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老人”白岩松：我是主流中的非主流(图)

　　当你见到白岩松，你会立即明白，“国字脸”是个什么意思。

　　他很早就结婚。妻子知书达理，儿子活泼可爱。30岁得子。近些年来他参与了所有的大型新闻的直播，他很少出错，值得领导和同事们信赖。

　　天天可以在电视上见到他。除却隐私，他的个人生活大白于天下。他是蒙古族人，为人正直，坦诚，尽量地和人相处好，是性情中人，喜欢喝酒，却往往彬彬有礼。他从事着一个不能时常笑的工作，十分严肃甚至有刻板的嫌疑，然而私下里，他热情、善意，亲和，睿智，善于自嘲，他有足够的幽默感，他思考，也痛苦，也急躁，也快乐，但是有分寸。

　　偶尔，他会担起全国十大杰青，或者“青年领袖”等荣誉。他是优秀主持人，亦庄亦谐。

　　他年幼失怙，年轻时极瘦，瘦得像那些60年代的年轻人。那些1968年出生的人都曾意气风发，胸怀理想，愿意和国家同呼吸，共患难。他们青年时期的欲望和理想在上世纪90年代激烈斗争，和经年的失眠，脆弱的神经纠缠在一起，至今未能完全平息，而中年就如期来临。

　　离39岁只有几天了。他依然会引用海子的诗歌，来印证他的情怀。他会感动于一张照片，一句话，一个微小的细节。甚至会因此流泪。

　　总而言之，在主流的人群中，白岩松几乎符合了所有的主流价值观。他是有志于新闻的年轻人的良师益友。他要教会他们在一个大的名利场和绞肉机里，如何保持真诚、质疑和必要的愤怒。他表示等他年老了他要回去教书，他要做一个让人快乐的老头子。

　　但他依然坚持：我是主流中的非主流。他必然要面对来自公众的质疑和猜想：在一个庞大、复杂的央视体制下，他有无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感觉？他究竟有无痛苦和分裂感？他是否矫饰过他的本来面目？他是否人格一致？

　　他的一名同事说，“作为既得利益者，这必然会妨碍他的表达。”采访过程中，他依然会跟你谈论：道德，人格，理想，激情这类大词。在他可以操控的语言范围内，他轻松自如，交流顺畅，“别以为背靠着大树，你就是一棵大树”——对自我的认识相当贴切，时不时抛出类似警句名言的句子。这时候你难免心存狐疑：这是矫饰，还是本心？

　　记者问：“你是否善于沟通？”

　　白岩松回答：“我不一定善于沟通，但我善于和不需要沟通的人沟通。”

　　在体制内成长，在受到体制某些限制的同时，也接受了体制所赐的平台，白岩松这名“电视老人”始终在积极利用自己的才干和热情寻求更有效的方式，进行沟通和突破。

　　中央台是如何讲政治的

　　问：做新闻这么久你会麻木吗？

　　白岩松（以下简称白）：做新闻的好处是你很难变得麻木。“神六”回来的那一天，我是夜里三点去直播，我心里也一样揣着好奇。新闻就是“树欲静风不止”的职业。

　　问：14年前《东方时空》创办，提倡了许多新观念，现在这些观念是不是成为了电视台里头的共识？

　　白：当时所努力的其实是从国家话语逐渐向媒体话语的过渡。前不久我大胆地在2007年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动员大会上说了一席话，我说：“请注意，在我们这个行当里面讲政治也是要用讲业务的方式讲，人们不能接受的不是讲政治。”我曾经举例，美国的电影也讲政治，但它是以讲业务的方式讲政治。你看《辛德勒的名单》，尤其是《拯救大兵瑞恩》，已经意识形态化到相当的地步了，但你觉得好看。这是非常重要的启示。

　　问：目前中央台是如何讲政治的？

　　白：我不妨说一下我们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说的一句话，我们播完第一次《感动中国》的时候，李长春同志写来一封信，说主旋律难道不可以也这样好看吗？我们的决策者也在这样思考问题。

　　问：你持续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白：首先是怎么样让官员做该做的事情，如何改善用人体制、官员体制，其次关心公益性的捐助，另外还有弱势群体，陕西某县的农民用贺卡讨工资，这种“温柔”的方式，我们报道之后，40万拖欠的工资立刻还了，我们还做了回访。必须持续地关心，“持续”是一个关键词，它让你不沮丧，不骄傲。

　　问：一谈到腐败，大家就立刻会想到过去的《焦点访谈》，想到舆论监督。

　　白：我个人觉得，上下都有这样的愿望，舆论监督才能促成。总有人说你们的胆子真大，但如果没有上面的支持，能够变现吗？不能。我觉得做新闻应该借力发力，同时顺应大家的需求，和上面的需求。三任总理都到《焦点访谈》组视察，不是偶然的。

　　比如说朱镕基总理在《焦点访谈》组题字，我站在他身后，“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当他写下“舆论监督”后我在后面鼓掌，他扭头冲我一乐说还有。下来他坐在我对面，我问他：总理，您这是即兴之语还是想了很久？他说我想了一宿，今天早上我一量，血压都高了。

　　温家宝总理来的时候，也是小范围座谈，他说：“领导要清醒。”

　　我从来不信奉记者是无冕之王的说法，但是我一直相信普利策所说的，记者是社会这艘大船上的瞭望员。

　　非理性妨碍电视新闻改革

　　问：现在还不是电视新闻最好的时候？

　　白：远远不是。从2000年的时候就进入到了娱乐时代，和娱乐时代相对应的是电视新闻改革的速度没有以前那么快了，我认为是被娱乐时代屏蔽了。我隐隐觉得，我们应该进入第二次电视新闻改革的时代，应该有一次更快的提速。

　　问：什么是第二次电视新闻改革？

　　白：真正电视新闻的到来，肯定是更关注新闻本身，更客观更理性，而不是只展现态度，好的新闻就是新闻本身。我们现在报道大量不是新闻的新闻，也有大量的新闻没有报道，都有问题。新闻就应该督促出台合理的决策，同时监督一切决策的运行，就这两个。

　　问：是什么在阻碍这个时代的到来？

　　白：现在我们非理性的东西太多了，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兄弟媒体在干一些非常荒唐的事情，但是大家都在混这碗饭吃，心照不宣。如果我们媒体有很好的法律约束和道德约束，媒体和媒体之间可以互相监督，还有人敢胡来吗？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监督。

　　问：你作为媒体人，觉得媒体最大的压力是什么？

　　白：我觉得现在媒体最大的压力都不是责任实施的问题，更谈不上是政治压力，而是生存压力，我看到越来越多的媒体为生存压力走到物质第一的地步，都已经没有自己的价值观和追求了，钱是第一位的。

　　问：你说的是收视率的问题？

　　白：我从来不谈收视率的不好，因为在我看来，收视率是比人治进步的评价标准。可很多东西不一定要强调收视率，比如央视十套做得非常好，可是如果也逼着它一些科学节目都要搞怪的话，就错了。(我们国家媒体目前的阶段)很多国家都经历过，但只要它信奉着媒体的价值观，它就会往前走。

　　问：你做的节目也面临着收视率的压力？

　　白：还好，我一直没有遭遇过于糟糕的收视率，但是我不去追求最红火的收视率，我觉得真正起到作用的东西，恐怕比收视率高好。

　　问：央视有些节目可能面临这种压力，比如《新闻调查》播出时间就不断调整，听说收视率也在下降？

　　白：它面临压力，但是生存不会有问题，你能想象《新闻调查》或者《中国周刊》这样的栏目在电视节目中消失吗？如果这样的话，我应该不干这个行当了，已经没有什么可干了。

　　现在比过去更尖锐有力

　　问：你在很多场合都说自己是主流中的另类，这个另类是什么意思？

　　白：我们做《东方时空》的时候都是各种纪录片的爱好者，我们当时是体制外的，是非主流的，但是做着做着，我们发现主流开始欢迎这些东西。但是你别做出主流以后就守着主流，彻底变成既得利益者。

　　问：我们看到对你的评价有一些分化，很多人觉得你还是一个电视体制的改革者，但也有人说你正在成为某种现有体制的维护者。

　　白：十年前我似乎显得更尖锐，但那时候只是解气，我觉得现在我比过去更有效、更有力，骨子里其实也更尖锐。我就不知道做新闻还有谁比我更尖锐。

　　我非常警惕，如何始终不把自己放在既得利益者的层面上考虑问题。作为一个主持人应该得到的东西我全得到了，比如说名誉，物质上肯定也不缺钱，在业内也不缺乏肯定，但是这时候你会不会成为温水中的鱼，已经失去活力了？这是我非常警惕的。

　　问：想没想过离开央视？

　　白：当钱不是最诱惑我的东西的时候，我还真没有跳槽的理由。国外有两家大的公司曾经对我做过调查，关于跳槽的，我就很坦率：“请问要在中国做新闻，除了中央电视台，还能去哪？”有人说你可以去凤凰，没有，凤凰的落地率和中央电视台不能比。

　　我和央视是相互的，它给了我一个平台，我选择它，坚守它，这样我才有机会、有可能发出我自己的声音。我当然不满足我现在的状况，但我会去争取这样的发言机会。

　　问：但凤凰可能意味着更大的体制上的自由。

　　白：任何改革的推进都需要人，我很开心凤凰台的兄弟姐妹们快速往前走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压力和促进，但中央台也需要很多内部人士往前走。在我看来，中央电视台前进一步，作用不可估量，我们参与到这个进程，是一种坚持，守土有责啊。

　　问：坚持留下来，在这样相对稳定的体制下作用有多大？

　　白：我觉得这个东西每个人都看得到。话又说回来，体制？哪儿不是体制？钱不是另外一种体制吗？有人说离开这种体制了，别逗了，钱会让人更加难以抵抗。我说我见过在主义面前当烈士的，但是没有见过在钱面前当烈士的。想明白就好办了。

　　追求放大我的某些声音

　　问：有人说在过去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里你的声音有些一枝独秀的味道，但是现在高屋建瓴的东西少了，互联网这么发达，所以你的声音显得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

　　白：我非常开心看到这样的时代到来了。我非常不喜欢中央电视台当年只有一个频道，全中国人民从爷爷到孙子都看一个节目、听一种声音。我现在不仅追求发出我的声音，甚至追求我能放大什么声音，这点很重要。

　　问：你选择放大什么样的声音？

　　白：对我来说首先是市场经济的大原则，第二是规则意识，第三个是更多的弱势群体，你必须站在更多的弱势群体的一面，第四你还是要站在你期待的前方，比如对多元的尊重，我不同意你说话的内容，但是我要维护你说话的权利。

　　问：你听过最不喜欢的评价是什么？

　　白：我在台湾听到李立群说过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凭什么你得到了很多不公平的表扬，就不能接受很多不公平的批评？我延伸了一下，你为什么得到了很多夸张的表扬，就不能接受很多夸张的批评？我现在什么都能接受了。

　　问：如何看待电视的娱乐时代？

　　白：2000年是一个分水岭，开始进入了一个娱乐时代。盛世的人需要有娱乐，但是娱乐的人要有智商。现在电视台的问题在于，严肃的不够严肃，娱乐的不够娱乐。现在娱乐时代也快到一个拐点了，以《百家讲坛》为例，虽然它具有新时代电视评书的特色，但它是积极的，人们不像过去那么躁了，开始静一点了，倒退五年这个节目就火不了。

　　问：你自己看什么电视？

　　白：主要看五套，那是真正真实的，不知道结尾，那东西没办法提前商量。

　　问：对自己的多年工作你有什么评定？

　　白：我过去是玩短跑的，但我干新闻的时候是用长跑在做。什么概念？你咬住第一方阵，直到最后冲刺，这14年我庆幸我始终站在第一集团。另外，起码我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责任。

　　问：现在，谁正在超越你？

　　白：我曾经跟很多年轻人说别指望我停下来等你，你必须用更快的速度超过我。但很多年轻同行想超过我们很难，不是他们不行，而是在电视这个圈里边，一代超越另一代必是以一次又一次的变动和改革作为标志。我急切地盼望着他们超越我们，因为这意味着又一次新的变动和改革，我希望我们的新闻改革速度可以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