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戛纳特派记者：可能这样比较集中反映的问题会给人的一种感觉，中国导演想要在国外获奖，所以他会专门的提取这样的一些素材集合在一起，会给大家一个印象为了拿奖来做这样的电影？
李杨：可以这么认为，很多中国的观众可以这么认为，或者中国的官方政府也这么认为，甚至有些记者、媒体也这样认为，我觉得这是中国人格的思维模式或者是我们1949年之后思维模式的延续，但是越来越淡了。因为我们认为的电影，一直把它作为一个宣传工具，就是说我们是宣传一种我们的主义，在西方来说电影只是艺术家表达的对社会、对人的一种看法，对人物关系的看法，或者对历史的看法，是讲的一个故事。
整个全世界，当然少数国家之外，都是这样的价值观，我们的观众，因为随着改革开放，我们说跟国际接轨接轨什么东西呢？因为这是一个朴实的价值观，朴实的价值观就要求电影工作者、要求知识分子、要求记者对社会的不公平或者对社会一些东西进行批判、进行思考，对人，这是人类发展史的过程。人类的发展历史不是吹牛吹过来的，都是从有人就开始跟人性本身的恶做斗争，否则不会有宗教，因为都是宣扬了，我们要什么宗教呢，宗教是限制某些人的行为自由，因为人已经摆脱了动物，人一直跟自己的恶做斗争，现在实际上一样，只不过我们用电影的形式，你们用媒体的形式或者用网络的形式，都是这样，全世界你打开电视永远这么多灾难。但是大家不要忘了，越报道灾难多的地方是越和平的。
所以说在这种背景下我觉得我做的电影一定是要反映一种故事，这种故事一定要有戏剧化，哪怕像贾樟柯导演的《三峡好人》，戏剧冲突不强，但是也有内在的冲突，因为没有冲突就没有文学、没有电影，所以有冲突就要有对立，最简单的对立就是善恶或者男人、女人，或者男人、男人，比如战争片就是男人、男人，就是战争、暴力、和平，整个在对立冲突中才吸引人。所以我相信你们看了我的电影之后，至少这两个小时会吸引你，你会关心这个人、关心它的命运，因为他有戏剧冲突，因为有了冲突就有了对立面。有了对立面，哪怕我们歌颂多么多么好，如果前两个小时都是歌颂，唱赞歌，不到5分钟就睡着了，因为没有对立。我们讲八个样板戏，至少还有一个座山雕呢，总得有一个对立面，戏剧是一个电影，如果我们把电影要求成为做成宣传，那你可以这么说，甚至可以说我贩卖一种文化或者是一种东西，这都可以说，因为你把电影如果归为娱乐，你就不会这么理解，原因是什么？只不过是娱乐，在娱乐之中你可能会得到某种快乐、喜剧片，可能得到某种惊吓、恐怖片，可能得到某种思考，政治片也是对制度的思考或者对人类的思考，但是永远是一个娱乐范畴的。
所以我觉得我没有在贩卖这种文化，因为觉得这个知识分子做电影的人都是这样做的，一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战争片呢？都会做到大的冲撞背景的时候，这个时候人性就会暴露的比较充分，淋漓尽致。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中产阶级是很无聊的？因为他们什么都没有，没有冲撞最后变的很无聊，无聊到要找点儿有趣的事，包括有些电影，就是讲家庭很好、艺术家，但是一旦受到冲撞就不知道怎么处理，走向极值。
西班牙著名导演布努艾尔，他讲过一个电影，就是中产阶级的一个女性，白天是中产阶级的贵妇女、晚上当妓女。为什么？中国有一句老话说得非常好，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这个时候人不可能完美，所以我们优缺点不可怕，但是你知道自己缺点，这个是最好的。
戛纳特派记者：但是像张艺谋导演、贾樟柯、王小帅这些导演在很大的电影节上都得过奖，尤其像以前的《红高粱》，其实有点像这种电影把这种精神传达给大家看，原来有很多的坚持，现在这些导演好像所做的事情有点向商业低头也好没有太大的作为了，就是在这方面，而您是从《盲井》到《盲山》，虽然说产量不是很大，但这两部都赢得了非常好的关注，想知道您以后的路还是想这样走下去，可能会成为更有名的导演，但是可能会丧失一些什么？
李杨：甘蔗没有两头甜，我非常能理解他们，我觉得他们所作所为也无可厚非，因为每个导演可能做一些东西驾驭之后可能想做新的挑战，所以我也会拍娱乐片，我也会拍商业片，我肯定会拍，因为电影是一个工业，电影毫无疑问是工业，如果我们电影光作出东西来不做成商品进入市场，这个电影就要死，不可能全中国的电影都要像《盲山》一样的电影，因为电影要丰富多彩，大家才有选择，就像我们现在的餐馆一样，最好的餐馆也有，大排挡也可以有，小摊上也可以有，甚至可以选择无数种。
戛纳特派记者：像《盲山》这样的电影还是存在的。
李杨：所以说这种电影我也会做，但是其他的电影也会做，我就是一个电影工作者，我当然有社会责任感或者是政治责任感，但是这不能完全让电影承担，电影没有那么大的作用，我不相信《盲山》看完以后全国有志青年都去解救妇女，不会，因为大家已经明白。大家通过看电影对电影的认知会越来越好，不会有那么强烈的极端的民族意识，好像别人说我们坏，没有关系。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一个角落，这样才会反衬我们这个社会好，这是很正常的，如果一个社会你要说是没有一点阴暗的角落，那这个社会不存在，这是一个虚幻吹出来的社会，我是那个时代过来的，我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我经过那样的问题，外国人一来参观，因为要外国人来了以后准备一个月打扫的干干净净、刷的干干净净，本来没有人吃着面包大家都吃面包，家里摆着好多东西，不敢吃，外国人走了赶紧收起来。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越来越走向真实的生活，走向真实的生活就是说承认我们社会中有一些不好的东西，敢于承认。
我觉得一个民族，包括观众，包括搜狐你们的网友或者是怎么样，都应该有健康的心态，就是说我们有问题不怕，我们去解决问题，集中我们大家每一个人的力量去解决我们的问题，这个社会就非常非常好，而不是在于说一有问题，你又去揭露我们的阴暗面，拿这个讲，因为前世界做电影的人都是这样子的，都有这种批判意识。
戛纳特派记者：……但是到了《盲山》这部，我自己感觉是变得比较聪明了，也在用一种方式巧妙的批判。
李杨：我知道你说的意思，当然也有跟中国现行的电影制度有妥协的一部分，因为要么变成这样电影中国观众见不到，我个人觉得，我拿再多的奖，在国外再有名，不如把一些他们可以协商的情况下，把电影让中国的观众能看到，这是我最大的心愿，而不是在于说我可以那么很犀利、对人性很犀利的东西批判，最后这个电影变成跟观众见不了面，这种情况下我可能选择一些柔和一些，有些问题不是那么严重的，因为我们最近有现行的电影审查制度。
戛纳特派记者：你说你这个电影是不是报告文学的形式或者说纪录片式的电影？
李杨：可以这么讲，因为电影有各种各样的样子，我选择的还是这样的一个样式去把他展现，因为非常真实、镜头非常贴近人物、贴近他的生活，完全是真实的，没有一点虚构的，真实到你都不敢看。
戛纳特派记者：因为你知道是真的。
李杨：不是我知道是真的，所有人看了觉得难受，难受因为什么，因为真实。所以我的这种现实主义就是，像意大利新鲜事主义一样，从电影棚、到好莱坞、到街头，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的主体精神是向上的，这个电影不像《盲井》一样，其实《盲井》也是给人希望，只不过说那种希望我没有确定的给那个希望，我觉得那个太传统了。因为《盲井》王宝强演的那个角色，最后他还是很友善的把这两个人火化了，他人性没有泯灭，孩子嘛，当然他也拿了这个钱了，所以我觉得人性是复杂的，就是说没有一个是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包括坏人，他心中都是友善的，只不过某种情况下他这个恶迸发出来了。所以我们要创造一种环境，不要像这个山区一样，大家都是害怕，都是悄悄的展现这些东西，因为大家都太恶了，就怕，这样氛围就很可怕。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电影来说，可以说聪明，谢谢你夸张，但是我觉得我总是要找一条路讲这样的故事、讲这样的事。
戛纳特派记者：比如说…，你们两个突然有一点感觉，有点像早期的张艺谋和巩俐，但是跟张艺谋和巩俐相比较，你的电影无论构图、用光也好不如他们精心雕琢，这是你刻意追求的元素，还是因为资金或者什么困难？
李杨：不是资金的问题，我们追求就是这样的，我们的摄影师很好。为什么？因为电影不同的讲述的语言，像用一些非常刻意的构图，不适合于我这个电影，要达到那些东西、那种光影那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因为电影是一个综合艺术，电影不是挂历，我很反对说电影记述两个漂亮镜头就行了，我买一本挂历还12个漂亮镜头呢，哪个摄影师拍不了啊，九寨沟去一下都能拍，但是挂历没有内容，电影是综合的艺术。所以我觉得一个电影的形式一定是为这个内容服务的，这个内容我希望观众关注的是人和故事，关注这个事件，给观众留的是思考这个事件背后的东西，人性本身的东西，而不是让观众一看哇，太漂亮了，声音环绕，怎么样呢，出来以后就骂，80块钱白花了，用《盲井》那个话说这一百块钱我干啥不行，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所以电影可以带来更多的东西，是电影就会跟你的生活、跟你的心灵有撞击。
戛纳特派记者：之前也说过这部片子能不能得奖不是最看中的，最看中的是这个片子能在戛纳这样一个平台和观众见面、和观众交流，其实在当天的放映来看效果非常好，现在您已经完成了第一任务，对于能不能得奖是不是有自己的一些期待？
李杨：当然你要去参加一个竞赛，我们虽然是一种关注，也是一个竞赛单元，当然你参加这个竞赛希望得到第一，希望得到奖，肯定是希望，这毫无疑问，如果说我不希望，那我太虚伪了。但是得不得奖不是目的，不是我拍电影的目的，这是我要说的事情，因为拍电影更多的是通过电影这种媒介跟别人去交流，这是我的一个跟别人交流的方式，就像有的人写书，有的人画画，艺术家用不同的手段跟别人交流。所以在这个交流的过程的时候，我觉得观众跟我之间的交流是最重要的，因为我的目的是要交流，如果我说光是为了得奖不交流，那目的错了。
戛纳特派记者：但现在其实这个交流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当天的反映非常非常好，包括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外国记者朋友看到那个女孩知道怀孕以后要使劲跳跳掉的时候要哭，不是每一个人都看懂了，像我看懂很容易，而且当时反映非常好，这种成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大家期待这部片子能在戛纳得到该得到的东西？
李杨：作为中国的观众希望中国电影获奖，谢谢大家，但是毕竟全世界很多国家的导演、电影在这里，但是得不得奖不完全跟这个电影的品质好坏有百分之百的关系，有一定关系但是因为有不同的评委、有评委会主席个人对电影的喜好和偏爱会决定这个强项的取向，我自己做过国际电影节的评委我知道，所以正是因为这样并不把他作为我的参照物，我的参照点就是观众对这个电影的喜好，和哪个方面有什么反映，这个我就知道。因为电影是凭空想像的，从什么都没有，到开始在纸上慢慢写，到人物在心中成长了，然后又找演员，演下来，你不知道观众认可不认可，这句台词他什么时候笑了、什么时候哭了、什么时候感觉紧张，那么这种认可是我最关注的东西。所以因为评委就那么几个人，来自各国的几个人，当然这次我们也有中国的评委，也有外国的评委，有演员、有做纪录片的、也有做电影导演的，他们大部分人的意见就决定了这个奖项是给某一个电影，如果大部分人喜欢另外一部电影，这个奖肯定是给那个人的，这就是一个规则。
戛纳特派记者：如果一个很好的消息，如果现在告诉你是这样的话，您觉得您第一时间会感谢的人或者会想到的人是谁？
李杨：其实不管得不得奖我都会感谢我的家人，因为这个电影没有我家人的支持拍不了，原因就是说，这个电影原来是一家公司准备投拍的，不是我个人投拍的，在我们建组前十天开拍了，资金就没有了，我就自己把钱拿出来。因为有些合同都签了，有些人不干了，钱筹集少了嘛，甚至我母亲都拿出10万块钱支持我，像《盲山》我弟弟也支持我，因为季节赶不上，因为我一定要拍，我要圆自己的梦，我要拍秋天，很多人说像你这样的肯定不愁找钱，我说肯定是，但是需要时间，秋天就要过去了，我要冬天和秋天的。因为我要很美的时候，很潇洒的时候，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开场是很漂亮的，自然的环境带来心灵的变化，我需要这样的东西。
戛纳特派记者：需要时间。
李杨：对，我没有钱造假景，我不可能买一公顷或者两公顷的花栽在那儿，因为没有钱，所以这种情况下我家人支持我。还有，真的是特别要感谢的就是我们的录音师，因为当时的剧组都三了，董旭和他们公司，没钱了，说导演，我支持你，把我们公司的员工工资发了就可以，所以他们支持我，有了一些部门我又找另外一些部门，耽误一点时间，我又把这个班子重新组织起来，赶在秋天还有叶子的时候拍的。当然也感谢上苍对我的关爱，因为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特别怕一场风过来秋天的叶子全没了，结果还好，因为在秦岭拍，秦岭气侯是变化无常的，还不错。
戛纳特派记者：还要感谢你自己能够把这些东西表现出来的勇气。
李杨：怎么说呢，我觉得因为电影是一个团队，有了大家的支持，所以我需要达到什么东西我告诉人家要达到什么东西，像林良忠，因为我们拍这个很难的，就那么小的一个空间，主场景就是那一间房子，可是你不会感到单调，各方面都拍，运动，包括像油画一样的光影，林老师从台湾飞过来，也很支持。整个剧组都非常感谢他们，没有他们的支持这个电影拍不完。因为我们在拍摄的期间秋天的戏快拍完了，要等冬天的戏，开始盼雪，就开始祈祷，还不错，有一天我一开开窗户全部都白了，结果司机就发车，好多人就说不去，这山路太可怕了，走不了，后来我给大家做工作，我说咱们到山底下看一看，我买了好多笤帚，剧组人就开到山脚下，那段路还是比较平的，但是我们要爬大概4公里左右的山路，非常崎岖，沙石路，非常陡，大家扫雪，所有的人下来，车打滑的时候大家推上去。因为山村在山顶上，周围环山，是那么一个山村，很漂亮，上去以后一直在下雪在拍，没有大家的支持，我们就上不去，有雪也拍不了，等拍完以后就下不来，雪很厚，刹车不敢刹嘛，太陡，汽车还打滑。宾馆还在二三十公里之外，我们就在农村每家三个、每家二个就住老乡家的炕，在那儿烧火，给老乡一些钱，我们在那儿住了将近一个星期，把老乡家的最后鸡都不卖给我们了，说我们还吃呢，你看我们五六十人，大家杀猪就买猪呗，说我们开过年了还留着呢。下不去山嘛，当时买粮食，到这儿来以后，工作组到这儿来以后就吃，鸡蛋卖得特别贵，从5毛钱一个最后卖到1块钱一个了，因为我们一买就上百个，所以特别感谢我们剧组，很不容易，所以拍出那么好的雪景来，大家都有冻伤、感冒，都没有叫苦。
戛纳特派记者：所以这个电影无论在电影是不是受关注最终有很好的结果，今天您说的话已经表达了剧组感谢的话，我们都会通过搜狐娱乐的镜头向他们表达。
李杨：我希望是这样的，因为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我们在西安很多的工作人员，有些人员参加过电影前期的准备工作或者做了一部分各种各样的原因离开了剧组，同样我还是感谢他们，因为获奖只是一个结果，有可能获奖，也可能不获奖，但是并不等于说明这个电影好与不好，所以大家不一定把心态就觉得获奖就重要，这个不是体育竞赛有严格的标准，因为所有的艺术都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叫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所以如果那些评委刚好就爱萝卜，我送的就是白菜，哪怕送的是玉白菜，他不爱还是不爱。所以我觉得应该保持一个心态，希望大家也是这样的心态，不给中国的电影工作者或者导演更多的压力，能获奖很好，获不了奖也没关系，能做艺术片也很好，做娱乐片、做类型片也很好。我只是说希望中国的电影院越来越多，票价越来越低，观众越来越多，这样电影的种类越来越多，就是说中国的电影不仅仅有《盲井》、《盲山》这样的电影或者《三峡好人》这样的电影，也可以有《黄金甲》、《集结号》这样的电影，大家共存，谁也代替不了谁。
戛纳特派记者：从《盲井》到《盲山》，结束了戛纳这次行程以后，接下来是不还要拍一个盲字打头两个字的？
李杨：有可能，因为既然拍了第二个，第二个因为实在是想不出别的名字了，就说咱们编一个吧，但是盲字我觉得很好，尤其是改革开放时期。其实盲字，邓小平讲摸着石头过河，不就是盲着嘛，看不见路瞎摸嘛。但是盲字也非常代表一种状态和多种状态，盲字是一个死亡的亡和一个目，可以说眼睛死了，也可以说瞎了，也可以说看了视而不见，也是盲，有多种含义，这种情况我们大家可能不了解，改革开放带来副作用的很多东西，可能慢慢会认识，但是这个过程给我们带来的冲击我们必须很快的缩短这个过程，盲我们要看得见。
戛纳特派记者：眼盲心不盲。
李杨：对，我们心里前往不能盲，所以我有可能再拍一个盲系列的东西，有可能也不拍，看吧，有可能找到好故事。
戛纳特派记者：现在还在看？
李杨：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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