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级片代言人邱礼涛

　　1949年后的香港电影，较内陆而言，产业格局比较完善和成熟，创作史完整。其中以香港电影类型片的建设，很具说服力。类型片的水平，在正常的商业片制片体制下，往往能体现这个国家/地区的整体电影水平。

　　内陆经过文革十年的电影灾难和七、八十年代文化思潮的启蒙。

八十年代现实主义题材带有浓厚的民族忧患意识与深刻反思的电影，如《城南旧事》、《牧马人》、《芙蓉镇》、《小花》等影片反响巨大，但随即被九十年代的市场经济挤入了一片尴尬的境地。比照内陆，香港电影没有一元化政体的束缚，没有文化革命灾难性割裂，并在一贯的市场机制下发展，自身积累了一定的“规则”。香港电影在形成、保持、开发自身民间属性和民族属性上，成绩大大超过内陆。

　　“传、帮、带的师承体系，堂会帮派式的制作机制”是香港电影民间叙事性质的类型片保持新鲜、新高的内在动力。长期以来，香港本土电影以“民间香港的命运叙事”的立场，吸引我。反观近十年的香港本土电影，面临这资金不充沛；人才流失的双重尴尬。而且这种夹缝里遗漏出的影片也很难保持本土风貌。

　　传统的武侠片、黑帮片、喜剧片、情色（色情？艳情？）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局限。

　　尽管香港本土商业片，未能入大多批评家的法眼，但纵观香港电影中的“大俗片”，正是民间叙事最可贵的一点。

　　事实告诉我们：香港本土电影的兴衰还要在内寻求“自助”方案。我所提出的坚守本土电影的风貌，是想刺破、颠覆“全球语境下制作”主流理论的虚假与危险。

　　以好莱坞为主导的世界影坛，自上世纪70年代，不断的向全球的资本方、艺术家、院线等业界人，鼓吹宣扬“全球语境论”。在某种意义上讲，好莱坞的大半商业片，都是美国民间命运的书写，都是美国的“主旋律”。而他们鼓吹的“全球语境”，是一种同化其他民间叙事的攻略——全球资本在一部/类电影集合，体现同化主题。可台湾电影的死亡、日本电影的扭曲、韩国电影的危机、香港电影的割裂、内陆电影的纷乱等事实，不得不使人去深刻思考美国制造主流理论的功用，这不是一个危险信号，而是战争的开始。好莱坞电影早已经旗帜鲜明的向其他类型的电影开战了。

　　我高兴的看到，本届香港电影节将导演邱礼涛推置“焦点人物”，意义是积极的，香港的批评界、理论界呈现出一种清醒的自省。邱礼涛对于很多内陆人有着相当的陌生感，知名度不高。但他从1987年第一部电影《英雄好汉》开始，20年来共执导过40多部电影，这二十年正是香港本土电影从颠峰逐步走向低谷的过程，香港本土电影成长的见证者。从邱执筒的电影类型来看，属于“题材杂家”，有限制级的，有偏文艺的，有偏商业的。从邱从影经历来看，他属于标准的工兵、救火队，编、导、演、制等工种全能来。

　　尽管有相当一部分批评家指出：邱导的影片未能恒定在一个较为统一的美学标准上；题材偏进恶俗……我则认为，邱导形成了一种电影气候：500 1500万港币之间投资的影片，这是在电影理想与消费市场的“中庸之道”，这种折中也是香港本土电影的一个中间。

　　21世纪前后内陆电影市场，出现强烈的两级分化现象：3000万以上投资的形成一股“仪式、炫耀”势力，成为张、陈、姜、冯，这四位的身份象征和商业独语；300万以下投资的形成一股“地上、地下，镣铐舞蹈”的势力，成为大批电影制作人、导演挤进电影殿堂的第一阶，是冒险实验的商业血拼。投资在300万 3000万的电影，虽经过多年创作实践，但都遭遇了票房疲软的重创。顾长卫(顾长卫新闻,顾长卫说吧)的《孔雀》、《立春》；张扬的《向日葵》、《落叶归根》；张元(张元博客,张元新闻,张元说吧)的《我爱你》、《绿茶》、《看上去很美》；吕乐的《美人草》；陈逸飞的《理发师》；侯咏的《茉莉花开》；王小帅的《青红》；贾樟柯(贾樟柯新闻,贾樟柯说吧)的《世界》；娄烨的《紫蝴蝶》…….

　　300万 3000万的投资区间，理应是院线影片较合理的投资额度/空间，但在中国只有一个个上述例子的惨痛教训。这是对电影产业的巨大伤害，这种顽疾的后遗症仍旧作用于当下的电影。投资适中的资本方，应该相信谁？他们曾经相信过上述导演，结果全面告负。那就放大视野，去信任港、台导演，结果目前还不明朗。

　　失去了本土观众/票房，一味的去海外要补差，不少制片人竟然抱持“墙内开花，墙外香”，“体内损失，体外补”等等滑稽的论调，去质问中国电影的体制问题、票价问题……接着被无良媒体条件性放大，是严重跑调。我们应该正视体制、票价存在这不容忽视的问题，但作为有基本职业道德的电影人，也应该冷静反思：谁妨碍了适中资本的投入？

　　答案很简单：内陆电影人，缺乏工兵精神，缺乏象邱礼涛这样的导演。咎其更深层的原因是内陆影视界集体浮躁、自毁式狂欢、妄自尊大的心态有重要的关系。主创们缺乏对本土、民间朴素生活的理解，缺乏对现实主义题材的重视，缺乏基本的人本责任。既得的、名利的没什么不好，可需要有能力的捕捉和驾驭。

　　八、九十年代，那几位民间文化的启蒙英雄“王朔、崔建、张艺谋(张艺谋新闻,张艺谋说吧)”，相继“死掉”，死因不是创作器官的老化迟钝造成，而是他们不如当年深刻的去理解当下，不如当年自在当下而以为去表达，去创立自己个性化的话语，去代言那个时代。拿王朔来说：他植根他对八十年代的体验和自以为的勇气，开创了自己的语言风貌及作品，他是敏锐的、准确的、民意的，破坏性与建设性一样有理有力。客观上说，当年的那些影视作品、甚至风格延续的作品，都只是王朔文字的视听化转换，谈不上什么艺术品，至多是个技术品，核是王朔的。到现今，靠王朔豢养、滋养、成长的那批影视人，当外界称他们为师为腕的，也敢答应，实在令人匪夷所思。想想，现在称雄银幕的英雄，多半是没有独立思考/思辩能力的，文学是他们艺术实践的轮椅，轮椅一撤，马上露怯，站都不成，何谈行动。不得不说，“一线”英雄况且如此，“二、三线”呢？要么跟着歪风一起跑调，要么加强内功。扎实的活，而不是浮华的混。

　　邱礼涛能担纲香港电影节的焦点人物，本届代言人（可以这样理解吧），是香港电影业内整体冷静反思的结果，是客观的，放大一下试想：“谁来为内陆本土电影代言？”就如同提出“谁来代言中国的中产阶级？”一样，属于老大难问题，还是留给好心者，矫情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