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剧震撼过舞台：数十大不可错过的经典话剧

　　《雷雨》：中国话剧百年第一戏

　　中国话剧史的一座丰碑，它使24岁的曹禺一鸣惊人，使中国话剧走向成熟。中国话剧这一百年来，如果只选一部戏作为代表，则非《雷雨》莫属。它是中国第一部可读、可演的话剧，它的诞生打破了此前中国只能演国外话剧的局面；它是中国话剧史上演出最多、演出团体最多的杰作，是中国话剧百年史的神话和奇迹；《雷雨》几十年的演出史，同时也是一部中国话剧导演艺术史和社会接受史，更是中国话剧表演的发展史。

　　《茶馆》：“东方舞台上的奇迹”

　　当代中国话剧舞台最享盛名的保留剧目，老舍后期创作中最为成功的作品，被外国专家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当话剧后辈们不断以仰望的姿态回望这部经典时发现，剔除庞杂的情节转合、剔除特有时代的立场判断，游走于老舍笔端的其实是一种“大写意”式的蓄势而发的经典东方美学。1980年9月，《茶馆》应邀赴前西德、法国和瑞士三国演出，中国话剧第一次走出国门。到2004年5月27日，《茶馆》公演500场……一部三幕话剧，世俗百态、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浓缩了中国半世纪的沧桑沉浮，为后世留下一个巨大的文化背影。

　　《屈原》：历史剧集大成者

　　《屈原》不但是上世纪40年代革命历史剧最辉煌的代表作，而且在整个现代文学史上，也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瑰宝。这部一气十天呵成的五幕历史剧，可谓话剧巨匠郭沫若历史剧当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集大成者，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郭氏的革命浪漫主义风格。日本、苏联、罗马尼亚、捷克等国上演《屈原》共达600余场，创中国话剧在国外上演最高纪录。

　　《压迫》：现代主义话剧的典范

　　作于1925年冬天的独幕剧《压迫》，被洪深认为是“那时期创作喜剧中的惟一杰作”。该剧创造出了堪称典范的人物语言和最为人称道的剧作结构，在同期大多数粗糙、低质的作品中显得凤毛麟角一般可贵。丁西林的“世态喜剧”在他所生活的年代，并未得到应有的评价，《压迫》也不例外。事实上，以《压迫》为代表的丁西林喜剧，是中国最早成功尝试现代派话剧的典范，具有某种程度的“超前性”，在整个中国话剧史上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上海屋檐下》：抗战戏剧的嚆矢

　　创作于抗日战争前夕的《上海屋檐下》，通过一群生活在上海弄堂中的小人物的悲惨遭遇，和他们的喜怒哀乐，揭露了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现实，暗示出雷雨将至的前景，力图使观众“听到些将要到来的时代的脚步声”。作者夏衍说这是一出悲喜剧。《上海屋檐下》因“八·一三”中日在沪开战而失去了上演的机会，直至1939年1月，才由怒吼剧社在重庆首演。但这部戏的产生，却是中国抗战戏剧的嚆矢，奠定了夏衍在中国话剧史上的重要地位。

　　《白毛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延安时期戏剧成就的重要标志，是1945年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贺敬之、丁毅执笔的优秀多幕剧《白毛女》。它虽说是一部新歌剧，但舞台风格却类似话剧，是话剧的表现形式与民谣巧妙结合的产物，成功地表现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它的出现及成功推广，为建国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话剧创作模式提供了示范效应。

　　《于无声处》：新时期话剧发轫之作

　　1978年11月16日，由上海工人宗福先创作的四幕话剧《于无声处》轰轰烈烈演出。20多年过去了，回顾话剧《于无声处》的演出和剧本的发表，以及它在全国的广泛传播，有几百万人通过报纸、电视和剧场，阅读和观看了这个剧本，艺术价值已经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重要的是，它将当代文学从“文革”长达10年的文艺禁锢中解放出来，使濒临绝迹的话剧再度振兴，并一度走在各种艺术形式的最前列。

　　《绝对信号》：小剧场运动先锋

　　1982年11月，林兆华导演的《绝对信号》在北京人艺小剧场首演，开启了新时期小剧场运动的先河。这次成功的实验演出，成为转型期中国自己的话剧先锋，并在戏剧界引发了对小剧场戏剧的探索兴趣。剧作打破了传统戏剧观众与演员之间的固定交流方式；还打乱了传统话剧“现在进行式”的“顺时序”时间结构套式。

　　《暗恋桃花源》：享誉亚洲经典作

　　1986年，一部舞台剧《暗恋桃花源》奠定了台湾戏剧家赖声川(blog)及其表演工作坊在戏剧界的地位。此后的四度复排更让该剧成为享誉亚洲的经典之作，而集编、导于一身的赖声川，也因此剧蜚声海内外，被誉为“华语剧坛不可或缺的重量级人物”。

　　《倾城之恋》：61年续写两个传奇

　　入选“十大”的《倾城之恋》，指的是相隔61年时空的两个不同版本。张爱玲于1943年写成小说《倾城之恋》，翌年亲自将之改编为4幕8场的现代话剧，于12月16日由大中剧艺公司在上海新光大戏院献演。那一版话剧由朱端均导演，演员阵容强大，罗兰演白流苏、舒适演范柳原、韦伟演徐太太、海涛演印度公主、端木兰心演四奶奶……皆为一时红星。61年后，香港话剧团献演《新倾城之恋》，导演毛俊辉延伸了原著戛然而止的结局，将白流苏置于改革开放后的上海，在即将拆除的老房子里回忆和范柳原往昔的爱情。

　　九大记忆中的难忘场景

　　撒纸钱(出自《茶馆》)

　　1958年焦菊隐导演的话剧《茶馆》，创造了话剧表演史上的诸多经典段落，尤以结尾处的三位老人撒纸钱、又唱又跳的一幕挽歌更具撼人心魄之效，舞台上象征着转机的阳光斜照下来，王掌柜转身进里间上吊自尽，让观众永难忘怀。结尾这幕戏，是饰演王掌柜的表演艺术家于是之与老舍共同完成的。现在这一段已经几乎是《茶馆》里最出彩的一段。

　　“爆炸吧！”(出自《屈原》)

　　“皖南事变”后，郭沫若的《屈原》在国泰大戏院上演，金山、张瑞芳、白杨等众星荟萃。由金山扮演屈原的《雷电颂》回响在剧院内时，全场观众都禁不住同声颂和：“爆炸吧，爆炸吧，你从云头上滚下来吧！”。这一经典剧词脍炙人口，老少皆知。人们借屈原之口，发泄对黑暗统治的愤怒。连人力车夫受到屈辱之后，也会喊几声“爆炸吧！”他们不一定看过《屈原》，却知道这吼声是对不公道的抗议。1941年首演的这个版本，在婵娟的优美琴声下，屈原面对橘树吟咏《橘颂》以及尾声中高声朗读《雷电颂》的情景，都是话剧百年的经典段落。

　　深吻挚爱头颅(出自《莎乐美》)

　　1929年7月，南国社演出王尔德的著名剧作《莎乐美》，主演余珊饰演莎乐美，一个求爱不得，不惜杀死至爱之人先知约翰，以求深吻其头颅的女性，剧中，余珊手捧金焰经过化妆的头颅，深情凝视，成为最早震撼感情保守、封闭的中国观众的一幕。

　　把弄堂搬上舞台(出自《上海屋檐下》)

　　1939年1月，《上海屋檐下》在重庆上演。夏衍不仅把上海小市民的生活搬上了话剧的舞台，更把小市民生活的弄堂也完整复制到舞台上。《上海屋檐下》将舞台布景由原来的平面布景改为立体布景，构造出30年代上海“弄堂房子”的舞台意境和视觉效果，再挂上许多老式道具——淘箩、棉布旗袍、竹篓、雕花方桌、旧瓷茶壶、烟壶、软帽、黄铜脸盆……这些做法在当时国内尚属首创。

　　“太平通宝”大铜钱(出自《升官图》)

　　以一张放大的钞票作为整个舞台的台框，又在空荡荡的舞台上放置了一枚巨大的铸有“太平通宝”字样的铜钱，中间的钱眼成为连接舞台内外的通道，丑态百出的大小官僚们便在这钱眼里忙碌进出，呈现出强烈的象征意味。这是1946年黄佐临导演、陈白尘编剧的现代讽刺喜剧高峰《升官图》中的一幕。这出戏被誉为“新官场现形记”。

　　“扯上了二尺红头绳”(出自《白毛女》)

　　“人家的闺女有花戴，我爹钱少不能买，扯上了二尺红头绳，我给我喜儿扎起来……”当还是个小姑娘的郭兰英，在话剧舞台上出演第一代“喜儿”的时候，杨白劳在大年夜给喜儿扎上红头绳的经典片段就深深地留在了中国观众的脑海之中。多年以来，“红头绳”变成伴随《白毛女》长大的几代人心目中一件特别美好的事儿，一种理想，一种情意结。

　　“假如我是真的”(出自《假如我是真的》)

　　剧作家沙叶新1979年写了一个著名的剧本，题目就是《假如我是真的》，话剧取材于当时上海真实发生的一起骗子冒充高干子弟招摇撞骗的事件，骗子归案后，其行径在民众中广为流传，并转化为社会上对干部阶层以权谋私等不正之风的愤慨。剧本还让李小璋在骗局被揭穿后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他的一句反问“我错就错在是个假的，假如我是真的，那我所做的一切就都会是合法的”，像一面现实社会的哈哈镜，道出了当时特权现象的实质，无可否认地增加了剧本的讽刺效果。

　　“去楼下取点奶酪”(出自《推销员之死》)

　　80年代初，表演艺术家英若诚翻译、出演阿瑟·米勒的名作《推销员之死》的时候，各种声音给他带来了很大压力。剧中，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威利却还拥有一台冰箱，当他回到家里，他妻子会说：“去楼下取点奶酪”。当时，很多人认为这是在粉饰资本主义生活，他还受到某些同事的不公开指责。然而，1983年，顶着压力上演的《推销员之死》在演完最后一幕——威利为了使家庭获得一笔人寿保险费，不得已而在深夜驾车出外撞车身亡的场景时，全场一片寂静，沉默许久才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

　　等待，还是放弃？(出自《等待戈多》)

　　四周是漆黑的墙壁。地上，几个方角的黄纸片，七八个石头堆着一颗小枯树。舞台布置简单而实用。从始至终，两张椅子，两个人，全剧只有他们的对话、讨论、推测、假设。他们一直在等待一位叫戈多的神秘人士的到来，此人不断送来各种信息，表示马上要到，但是直到最后也没有出现。他们设想了种种站不住脚的假设，认为他们的存在一定有某种意义，希望戈多能带来解释。这场戏是1987年孟京辉导演的荒诞派名作《等待戈多》，当年在北京人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票房收入，超过了当年红极一时的《茶馆》和《四世同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