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皇帝的皇朝
明朝最大的难题，是请皇帝上朝
本刊记者/李梓
这个朝代留下的每样实物都适合作为历史的背景。
然而，明的历史却不堪卒读，因为处处透露出的血腥黑暗，人们无法像把玩唐宋历史那样徜徉在明史中，甚至最滑稽的编剧也无法像戏说清史那样调戏明史。长期以来，国人对于明，会有一种不自觉的回避心态，以至于这样一个辉煌朝代，在国人心中的认知程度甚至还不如年代更远的宋、唐、汉，甚至秦。
从明太祖朱元璋1368年即位称帝开始，到在南京称帝的弘光帝朱由崧于1645年被俘为止，明朝一共经历了17位皇帝，从1368年到1645年，统治共277年。在中国历史上，它是承接汉儒传统，开启近代史的重要朝代。
无论从人口、国力、疆域上来说，明朝绝对是一个以实力取胜的朝代。在击败了元朝统治之后，朱元璋通过屯军大大巩固了那些前朝虽然列入版图，但实际上中央政令并没到达的地方，比如云南、贵州、广西。又通过移民加强了对中原地区的财富重新分配和开发。至明成祖耀威海外时，明朝已经控制了元朝原来控制的绝大部分疆域。《地理志》中关于明朝的版图是这样说的：东起朝鲜西据吐番，南包安南北距大碛，东西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万零九百四十里。南海的“千里长沙，万里石溏”尽入版图。其声教所讫，岁时纳贡，而非命吏置籍，侯尉羁縻者，不在此数。呜呼盛矣！
至于人口，明代曾多次进行人口清查，普遍的官方人口数据在5000万～6000万之间，而有些学者的现代研究结果认为，在明中晚期(1600年左右)，人口就已经超过了1亿，准确数字应该在1.2亿～2亿之间。
至于经济与国力，从它留下的巍峨建筑和精美艺术品不难想象这个国家的国力，著名汉学家卜正民认为，明朝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变革时期，这个时期的社会变革主要发生在经济领域，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在明代经济发展的同时，欧洲人虽然已经“发展起在欧洲以外范围的航行技术能力和足以使他们买通进入欧洲以外市场的道路的白银储备”，但当时世界经济的中心是明代中国而不是欧洲。
从许多方面看，这个朝代都拥有中国人所沉醉的“盛世”所具备的因素，无论军事、邦交、文化、民生，只除了一个方面：政治和君主。
“中国的黑暗政治始于太祖，他大搞君权绝对，从而产生了君主可以不作为的统治。”明史专家李宝臣说，他把明史热不起来的原因归结于朱元璋，他认为，正因为朱元璋制造了这套成功的统治体系，使得朱家子孙可以不见朝臣，朝廷照样运作，因此，明朝的帝王是历史上各朝代中最无趣的帝王。明历史上的帝王中，除了一个明武宗，其他的皇帝都不爱出游，有的甚至躲在后宫好几年，连见一见朝臣的兴趣都没有。“搞得明朝的皇帝没故事，皇帝没故事怎么编剧本，明朝在屏幕上自然热不起来。”李宝臣说。
作为中国历史上出身最寒贱的皇帝，朱元璋在他登上帝座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他重新启用汉服汉制，改革了文官制度，废除了宰相席位，启用内阁制，最大限度地削除了文官、藩镇对于帝座的威胁，构建了当时世界上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
但也正是因为过于削弱了这些力量，皇帝必须启用其他的力量来维持统治，这使得明朝的“厂卫”与“太监政治”有了市场。朱元璋在他的有生之年，还发动了一场文字狱，这也使得人们对明朝有了不好的印象，实际上，明朝以后的皇帝并没有再发起文字狱。“人们印象中明朝的残酷，那主要是针对官吏，而不是针对普通百姓的。实际上，明朝的税赋并不高，相对来，人民还是安居乐业的。”明史专家毛佩琦说，“总结成一句话，就是 ‘严明以驭吏，宽裕以待民’。”
1566:历史拐点
中国历史上的专制程度在嘉靖朝达到最高峰，并在他之后开始衰落
本刊记者/张鹭
在世界史上，1566年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很多将影响未来世界格局的事件都发生于这一年：
在亚欧之间，奥斯曼帝国的苏里曼一世在进行多次扩张后，把这个古老的帝国带到鼎盛时期。但因为苏里曼一世本人在这一年的去世，失去了他强大的个人权威，奥斯曼帝国开始走下坡路。
东亚的日本还处在战国时代的末期，这一年，一位叫松平家康的年轻人改姓德川，从此，影响日本历史的德川家族宣告诞生。德川家康本人也在日后开创了江户幕府时代。
北欧的尼德兰，几万名抗议者破坏了天主教的圣像，烧毁债券和契约，矛头直指教会和统治他们10年之久的西班牙人，这场运动被后人称为“尼德兰革命”的开端。值得一提的是，大约半个世纪以后，在这场革命中建立起来的荷兰联省共和国，就把自己的贸易船队开向了遥远的中国。
这时的中国正处在明代嘉靖朝的最后一年。这一年的12月，嘉靖皇帝因为长期服丹药导致的慢性中毒而驾崩。内阁首辅徐阶代他起草了遗诏，诏书中提到，“存者召用，殁者恤录，见监者即先释放复职”。这样，一批因为向他进谏而身陷牢狱的官员得到释放，其中就包括因清正廉洁而闻名于世的海瑞。
对于海瑞而言，这是一个幸运的年份。他因为这年2月向嘉靖上书进谏而被投进监狱。如果不是嘉靖的驾崩，他是否会像以前的谏官一样死于狱中，还尚未可知。尽管被嘉靖帝关进了大牢，但皇帝的驾崩还是让海瑞悲痛万分。在得知这个消息时，海瑞“尽呕出所饮食，陨绝于地，终夜哭不绝声”。此后不久，海瑞得以官复原职，这也为他3年后在应天推行一条鞭法埋下了伏笔。
嘉靖帝在这一年的驾崩，终于暂时结束了持续二十余年的皇帝不上朝的局面，继位的隆庆帝坐镇已经冷清了很久的乾清宫。
“隆庆帝的性格比较软弱，而内阁的几位大臣比较强势。在以内阁为首的文官系统的推动下，他启动了一系列改革，包括整顿吏治、选拔人才、开放海禁等等”，明史专家王春瑜对《新世纪》周刊说。但他强调，隆庆朝的改革在历史上的实际作用其实不大，因为他在位时间仅有6年，而“海禁只开放了不到1年时间”。但是这场改革的意义却不可忽视，因为它直接开启了日后内阁首辅张居正在全国掀起的大改革。
王春瑜认为，中国历史上的专制程度在嘉靖朝达到最高峰，并在他之后开始衰落。
嘉靖在即位之初，通过“大礼议之争”打击了敢于触犯自己权威的群臣，仅左顺门事件，就将134人逮捕，86人待罪。同时，他利用这个机会培养了比较拥护自己的“议礼派”官员。将廷仗之刑普遍化，也是发生在嘉靖朝。
在朱元璋的洪武祖制中，内阁只有议事的功能，实际权力并不大。而到了嘉靖朝，内阁首辅的权力极端膨胀，六部尚书沦为内阁的属吏。这也为严嵩专政打下了基础。
这一切的后果，都要在嘉靖驾崩的很多年以后才会逐渐显现出来。
1587:看似寻常年代
这一年发生的许多小事对历史发展方向的作用其实不容小觑
本刊记者/张鹭
公元1587年是大明万历朝十五年，这一年除了一些局部地区的水旱或地震灾害，全国的情况总的说来比较风平浪静。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在该年岁暮，时任南京右都御史的海瑞以73岁的高龄死于任上。明人周晖的《金陵琐事》中记载，海瑞死时，只留下“俸金八两，葛布一端，旧衣数件而已”。因为他的去世，“小民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
不过除此之外，这一年并没有其他大事可记，以至于史学家黄仁宇的著作《万历十五年》的英文名干脆就叫《无关紧要的1587年》(《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不像1566年一样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并非意味着这一年真的无关紧要。在黄仁宇眼里，这一年发生的许多小事对历史发展方向的作用不容小觑。
这一年，辽东巡抚发现建州女真的一位酋长在吞并其他部落，他担心此人壮大后将危害本朝，于是发兵征讨，结果师出不利。他认为失败的原因在于其部下开原道参政不照命令行事，就向朝廷上奏参劾这位参政。但京中的检察官却同情参政，反过来要参劾巡抚。首辅申时行建议万历皇帝对二者不予追究，事情逐渐平息下来。但那位建州女真的酋长却没有停息，他最终利用大明官员之间的不和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酋长的名字叫努尔哈赤，距万历十五年仅仅57年后，他的孙子顺治取代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崇祯，成为乾清宫的主人。
还有一件事值得注意。大约在万历十五年末或十六年初，管理东厂的一位宦官张鲸被文官们参劾，因为他与某些官员勾结，还收受贿赂。在这次参劾事件背后，除了张鲸本人的因素外，深层的原因在于文官集团对东厂机构的普遍不满。
万历帝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只是口头申斥了一番。群臣心气未平，继续上奏，并以参劾所有的内阁大学士为要挟，要求处置张鲸。据当时接近皇帝的人透露，皇帝本人对此事非常伤心。在张鲸将去未去之时，一位大臣不知道皇帝已经屈服，继续上奏，说张鲸如此难去，想必是皇帝本人也接受了他的贿赂。这让万历彻底心灰意冷。他拿定主意，再也不见群臣，从此隐居深宫不再理会朝事。
万历此举并非一时心血来潮。对他而言，更大的伤痛是，由于群臣的阻拒，他没能立自己的三子朱常洵为太子，而迫于压力立长子朱常洛。朱常洵的母亲、他心爱的郑贵妃为此郁郁寡欢。这也促使他以消极怠工的方式报复群臣。在万历十四年，他主持的殿试，题目就是“无为而治”。
从此，自嘉靖帝后，明朝又出现了一位不坐朝的皇帝，这一次的时间更久，达到30余年。明史学家刘志琴引用《明史》评论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万历)”。在她看来，“封建王朝的集权政治，依靠统一的官僚机构实现社会统治的职能，即使皇帝不理政，官僚机构若能正常运转，也不至于解体。嘉靖中叶以后世宗不临朝，政事荒怠，但与神宗朝相比，职能尚未丧失，所以经过隆庆年间徐阶的革除弊政，万历初年的张居正改革，政事又有所振作。万历中叶以后则不然，朋党之祸固然对吏治有败坏，更重要的是皇帝公然与国库争利，严重践踏了地方官府。”
1600年：错过的转折
1600年的西学东渐，开启了中国历史的转折一页，而只有少数的智者及时地看出这种历史的转机
本刊记者/李梓
许多研究者把明朝定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并一吟三叹地感慨，在历史那么多次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碰撞的过程中，中国没有一次抓住机会，由一位君主或者贤者引导中国进入现代化的道路。实际上，贤者的眼光从来都不缺乏，而由于某些必然因素的缺乏，使这些智者的智慧只能湮没于历史，比如万历四十一年李之藻《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
1600年，即万历二十八年，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到中国，献上时钟、三棱镜等西洋物品，并给中国人绘制了第一幅汉字世界地图，他以及他所带来的物事，给中国士林带来了世界意识的启蒙。
中国人向来视自己为世界文明的中央，在它的目光所在之中，从来没有发现一个能与中华文明相提并论的文明存在，即使有郑和的宝船直抵非洲，他也并没有搜寻到堪与中华文明比肩的文化。直到明嘉靖以后，真正的东西方文明交流才开始了。
“明中后期与西方文明的交流，是他们的传教士和商人来到中国，而非中国人去到欧洲，我们所感触到的西方文明，依赖传教士的叙述和商品的传播，我们看西方是皮毛，是片面的，而西方看我们是全面、深入的。这种不对等的文化交流，并未改变中国人的文化优越感，从而真正地向西方学习。”北京社科院研究员、明史专家李宝臣说。
但即使是只管窥西方文明之一斑，也有智慧者先知先觉。在利玛窦等传教士来华后，入乡随俗，衣儒服，将宗教教义与儒家文化之仁爱结合在一起，以推动传教事业，因此很快在士大夫中找到追随者。在明朝廷官员中，受洗入教者包括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博学鸿儒。与利玛窦的接触，让他们对西学的认识比别的官员更进一层。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李之藻，在诸多接受天主教义的官员中，他是为数不多的虔诚信徒，他为了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教徒，于46岁时出妾受洗，在利玛窦来华后，他追随利玛窦学习西方科学，合著有《圜容较义》、《同文算指》等书籍。
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2年)，时任南京太仆寺少卿的李之藻向万历帝上《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请求皇帝重视西学，翻译西方天文历法、几何、数学、物理、测绘、医学、音乐等方面的书籍，折子上说：“以上诸书，多非吾中国书传所有，想在彼国，亦有圣作明述，别自成家。总皆有资实学，有裨世用。”
在李之藻的奏折里，他描绘了西方文明的存在和估量，这是中国士大夫超越了家天下思想的眼光。在汉语中，所谓中国，指视中国为天下，为海内六合，而四海之外是诸夷，六合之外则圣人存而不论。当利玛窦绘制了汉语世界地图时，他已经向中国人指出，中国不过是世界之一国。而为利玛窦翻刻世界地图的冯应京，仔细地数了地图上标注的诸国，发现中国文化所传播的国家，不过占据了世界的1/5而已，因而对中华文明“声教广被，无远弗届”之说产生了怀疑。
李、冯之流的眼光，在当时的士大夫中，并不占据主要优势。当时的朝廷充满了对西方教义的怀疑与辩论，保守主义者企图把西方教义赶出中国，一大批批驳西方教义，诠释儒家思想正义的著作刊发，其中典型的如林启陆《诛夷论略》，黄贞《破邪论》等。在这些官员的著作中，并未将这远来的思想文化视为洪水猛兽需加以隔绝，而是以一种天生的优越感对其加以学术上的驳斥，由此可以显示出当时中国人对待西潮东渐的自满。
在这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序幕中，西方现代科学作为传教的副产品，其重要性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证明，因此，李之藻的这个前瞻性的奏折，也就湮没在一大堆奏折中，未被皇帝所重视。 这段历史让后来的许多史学家顿足不已。“中国当时的教育体系非常完善，从每一个县直到中央，都有完善的学校制度，如果这个建议能够被重视采纳，由学校来完成西方科学的翻译工作，也许过了几十年，现代化就能进入中国的教育体系，中国就不是按照那个轨迹发展了。”李宝臣感慨说。但历史不容假设，这位学者从政治结构上寻找到了中国何以在与西方文明碰撞后300年还一直未进入现代化轨道的原因：“在中国严密的君主制统治下，设想的实现从来都是在经验的、传统的范围之内，政治行政过程的每一细节无不随时随地顽强地透露着民族价值观和文化传统。因此，推行一种完全陌生的设想，其困难不在于缺乏权力或决心，而在于政治行政系统的观念与基础。”
由利玛窦所代表的西学东渐，开启了中国历史转折的一页，而中国人对此后知后觉，在本世纪初，同时为中国史学家和天主教神父的方豪指出：“利马窦为明朝沟通中西文化之第一人。自利氏入华，迄于乾嘉厉行禁教之时为止，中西文化之交流蔚为巨观。西洋近代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医学、哲学、地理、水利诸学，建筑、音乐、绘画等艺术，无不在此时期传入；而欧洲人则开始移译中国经籍，研究中国儒学入一般文化之体系与演进，以及政治、生活、文学、教会各方面受中国之影响，亦无不出现于此时。”
明史学家毛佩琦在谈及这段历史时，特别强调明朝没有“闭关锁国”一说：“那是一种完全平等、开放的交流。”而事实上，虽然明代的政府和知识分子并没有对西学作防备排斥，但中华文化传统的优越性却在心智上为西学设置了难以突破的关卡，所谓“闭关锁国”，并未体现在政府政策或者边防上，而是隐藏在我们骄傲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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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楚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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