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图个高兴：张德托夫筹３５万偷拍《流血的黄色录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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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DV普及前，我们能看到的大多数低成本“电影”都产生于婚宴，一两个扛着beta大机器的家伙在人群中穿来穿去，大伙热情地向他递上一支支香烟。如今中国有了千万台DV或超8，有的人用来拍家庭旅行、毕业聚餐、宝宝出生，然后朋友间、网络上、电视台“家庭滑稽录像”都可以成为其放映场所；有的人就此玩起传统意义上的电影，反正丹麦那群Dogma95都玩得名利双收了，咱们中国人也该认真玩玩。
无级：没钱有没钱的乐趣，不存在几百块的差别。
独立电影圈的偶像级人物昆汀·塔伦蒂诺说过：“独立制片导演不是为了赚钱才去拍电影，他们即便倾家荡产也要尝试一番，而自己原本就没有多少积蓄可供挥霍。”刚过去的2006年，咱们这批更穷的独立制片人当然也想方设法地融资、为了理想挥霍。
大部分人自资或拉投资地表达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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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上海大中里的石库门里弄即将被拆，在美国读书的舒浩仑赶回来，和朋友扛着两台摄像机在里弄逛着，私人化地以画外音表达着自己的乡愁。石库门的成长记忆和被急速发展的城市吞噬的现实是舒浩仑的情怀。纪录片《乡愁》的拍摄和剪辑设备都免费，吃住也都在奶奶那了，因为用了五六盘黑白胶片拍怀旧段落，最后花了3.4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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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多数文艺青年一样，在深圳的刘高明也常买盗版DVD，他用八个月时间拍摄了一个卖盗版艺术电影的江西人“排骨”以及他渴望但却了无自信的“爱情”，关注个体生存是刘高明的情怀；在广州机场设计院工作的石岗叫来几个朋友站在某高层建筑的阳台上，以DV录制朋友们对建设与毁灭的个人谈论，并取名叫《冠军来来》，建筑反思是石岗的情怀；张家平经常乘车跑去顺德，并找个模特躺在旷野里，拍摄一组叫做“启示录”的图片，并送去连州参赛，其间，他又顺便用DV完成了一个消防员的简陋故事，探索画面表达空间是张家平的情怀。这些导演自己动手做字幕和剪辑，付出的成本大抵包括磁带、交通费、刻录光盘的费用，基本不会过千。而如果按电影的正规拍摄流程来，不去降低影片质量的话，一个30分钟的片子，至少也得花上3万到5万，前期的设备和后期的非线基本上要占到一半甚至以上的成本，虽然昂贵，但都还算可以自资完成。
李威克抒发父子情怀的新作《旅途》由自己的机构iFilm制作，该机构和北电国际学生影展、新浪DV频道、央视《i电影》栏目的长期合作，为他们的电影带来了宣传上的便利，和知名器材商的合作又为其赢得制作的便利。佳能最新专业高清HDV在《旅途》开始了处女秀，“这款机器本要先给陆川用的，结果我们先拿了，时间很紧，整个拍摄只用了两天，后期则用自己的一台苹果G5来做，基本费用就包括租借灯光、录音设备和吃饭，片中有个老演员，是老师的同学，过来义务帮了忙。”机构总监樊菁介绍到。
少部分人只想玩个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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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朋克的或许就爱搞点不现实的影像，性手枪乐队把《上帝保佑女王》的MV拍得像德里克·贾曼未来主义的《庆典》。新裤子乐队的彭磊则用两年时间，制作了一部围绕在外星人、古代怪兽、艺术青年和科学家之间故事的停格科幻动画《北海怪兽》，他的情怀就是简单的好玩。
35万对中国的独立电影可谓是豪华制作，这也是曾因宣传方式在网络上引起争议的《流血的黄色录像》的制作成本。导演张德托夫在剧本里加了情色内容，演员不能白脱，而且场面又是警车又是追逐的，所以把成本预算到了15万。总算有人说要给他做，问他要多少，他说“35万可以做好，15万可以做出来”，于是，那人就让他拍好的。现在电影出来了，曾引起争议的宣传策略也退潮了，发行上还没什么动静，张德托夫却自信收回投资不成问题。
上两个都可谓正规化的电影了，而网络上热传的恶搞视频当然也都只图玩个高兴。胡戈在“馒头”风波过去后，跑去深圳和一哥们一道投了15万，真刀真枪拍了部《鸟笼山剿匪记》，专业视频网站“六间房”成为他找到的惟一“赞助商”，这一赞助终于让他没有倾家荡产；年底本报行政部为特刊自创了一个节目《新闻夜夜反》，因为不想花一万多给专业公司全程策划制作，就自编自导了这一出新闻恶搞视频，最终只用三千完成了剪辑、音效和字幕制作，在为自身做广告同时也在一片笑声中得到好评。
更少一些人弄出点小成绩
拍片子跟装修一样，有多少钱都得花出去，至于回收，独立电影人来不及考虑。杨恒回湘西吉首拍了部《槟榔》，吃住尽量省、不用灯光不拍室内戏、找免费拍摄器材，花销主要在做字幕和请客凑人情上，最后花了3万块。片子在釜山电影节拿回3万美元，又去南特某电影节拿回3000欧元，都是奖金，杨恒可以准备下一部片子了。同样用3万块拍了处女长片《背鸭子的男孩》的应亮，2005年就已经挣到不少电影节奖金，他6万成本的新作《另一半》最近又在东京某电影节得了个评审特别奖，奖金来了，接着艺术院线及DVD或许也会上，但他不去关心发行。行为艺术家李娃克曾经用做泡泡糖生意的朋友投给他的40万拍了部35mm电影《缝》，而他那朋友据说也因为支持电影事业而偷税漏税入狱。2006年他到处找女人包脚和做寿衣的行为被黄文海拍成了纪录片《梦游》，并获得法国真实电影节的评委会大奖，奖金够他们继续玩艺术了。
短片卖版权可能一万都不到，国内奖金又太低，所以大家都往外送，即使得不到奖，也捞个名气回来。2006年“送出去”的还包括杨弋舒入围洛加诺电影节的《浩然是谁》、王建军入围意大利波波里纪录片电影节的《外围》等。
独立电影制作机构得操心发行，他们和器材厂商、胶片厂商合作，就得为衣食父母在拍摄内容里植入广告。幸好，这种不动声色的做法大家并不介意。
其中好多人能够“假公济私”
在各家电视台工作的记者和编导，除了完成份额类的电视专题或纪录片任务外，也有相当数量的人顺便用公家的机器和剪辑设备在工作之余，完成了大多属于自己台里的“个人作品”，送去各式各样的纪录片影展后，却也能为自己捞来名声和利益。陕西电视台国际部的《城》以及广州电视新闻频道的《月缺》均因影片主题符合2006广州纪录片大会的“关注贫困”议题，而让导演们荣获最佳制片人大奖。类似因电视台而来的殊荣和随后在独立电影节的不错声誉，央视的蒋樾和段锦川都体会得多了。
除了电视台，在其他一些单位，也有不少人能通过本职工作为自己的搞电影赢得便利条件。周浩在《南方周末》练就了和采访对象打交道的本领，更积攒了不少人脉，当他转行拿起摄影机后，觉得一切拍摄都自然而然。2006年初，他那部在福建武平一中拍摄了整整一年的《高三》荣获了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而美术馆那些职工们则可以在某次展览活动中，为自己的影像作品专辟一块区域，这就是成功利用公家资源。
哪些人可以做到零成本呢？
如果你是一个厉害的制片人，则意味着你可以花最少的钱拍电影，那可能真正做到零成本吗？我们假设这样一个牛人，从朋友那拿到设备不成问题，总打着剧组鸣谢的名义蹭吃蹭喝蹭住，甚至去忽悠演员“钱以后再说”，为了实现零电费(设备总要充电)，这位制片人最好就是电力局的，至于后期，也可以告诉做字幕甚至冲映单位：“咱这片子牛逼大了，卖百万不成问题，出去后您抽多少看着办。”可谨慎的投资人会容忍这位制片牛人吗？
某电影论坛上，有人发帖“这圈子有人赚了吗？”，引来热烈讨论。可见，生活现实决不容理想主义所耽误，独立制片人大多有自己的工作，电影对他们只是一个花销颇大的爱好。开始有点像组乐队，买几把finder和效果器，不指望靠这赚钱。后来发现，搞电影比玩乐队贵多了，好的机器和视频采集卡买不起，这时要么放弃，要么在摸爬中学会点“制片”、圈钱甚至忽悠，表达理想与赚钱现实并行不悖了。幸好技术在进步，DV在降价，一年比一年有着更低成本制作电影的可能，2007，将还有更多精彩的“独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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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天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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