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虹飞为本报独家撰文回应

　　编辑让我采访黄健翔，然后他就遭到了很多人的唾骂：你做那个人干什么！编辑说，为什么这么多人骂他？

　　我很清醒，不是说很多人骂他，就是他值得骂的理由。另外，我想公允地看待这个人。这是我所有的初衷。我甚至这样假设：那些关于黄健翔的炒作并不是他想要的。而那些骂他的人，只是因为没有真的接触过他而产生误读。

　　我的目的是想让他敞开心扉，友善地谈他的往事和内心世界。在此之前，他已经和一名记者不欢而散了。我觉得我们的交谈至少还算愉快，我也很愿意照顾他的心情。不提让他太难受的事情。这时候我想，他会不会觉得，这样已经是对一个记者，很好，很好了呢？他是不是应该认为我已经感到很荣幸了呢？

　　我怀着感激之心回来，写稿子，大概连续写了三天。为了保证大部分材料是一手的，准确的，我基本上保证所有的引言都有出处，我写得小心翼翼，步步为营，简直跟写论文一样小心，就差标出注解了。我写了一部分，又再打电话给他的朋友，打了很久，反复打，到了他认为我实在不够聪明为止。仔细求证一些传言。所以，我文中写的，属于基本事实。另外，我基本上是用别人的话来讲话。记者，不过是一个中介，中介是不大掺杂个人色彩的。

　　可以很诚恳地声明的是：我对他没有任何的好恶，我也一直力求公允。实际上,在采访中我听到了关于他更大的缺点，这个缺点，可以用几个贬义的成语表达，我如果想故意让他难过，我就把这些成语写上去，但是我觉得，没必要吧，就放弃了。清除了一些对他更不利的话，而把说他好话的拿进来，做了一个平衡。这个文章，我也不打算丑化他，更不打算美化他。报道里没有我的声音，那个自我消失了，与这点相比，我要比黄老师更为公允些的。

　　我一直申请和他进一步的交流，但是他实在太忙了，我在TOM网站等他聊天等了两个多小时。我当然愿意再次沟通。每天我都会主动和他联系，一直到发稿的前一天。在整理了三个多小时的采访录音之后，我始终因为没有等到他的最后一次采访而感到遗憾，因为我始终相信，那会更加深入和有趣。而他，也一定是因为消除了戒心，而变得更友好。

　　在写稿子的过程中，我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在这个世界上，大家以为摇滚乐是疯狂的，但是我认为，这样的无聊炒作游戏，其实更无稽、无聊和疯狂。大家都开始烦这个事情了，我更是如此，我巴不得这个事情赶紧结束。我始终认为一点：在这个事情上，那些“捍卫自由”、“捍卫激情”等一厢情愿的公众话语，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具体的事件，变成了一种“过度阐释”。黄健翔本身，并未清晰认识到这样无聊的、琐碎的娱乐化，他自己也并不加以反省，除了怒气冲冲地指责媒体，好像一个摇滚歌手一样。有一句话我一直想说，这个娱乐时代，并不缺乏“激情”，更多的是缺乏自我克制和自我反省。我当然不会武断地认为他的“自我认知”和别人对他的认知有很大的差别，但我很奇怪他为什么这么骄傲和自信？当然，这个世界的很多男人都这样。这是一个强人时代，大家都不甘示弱，男人开始像菜市场的妇女一样吵翻了天。黄健翔的这个问题更为明显些：夸大的自我－－我就是这样的，你们爱怎么说都行。可是一旦真的说了，他又未必能够接受。

　　我一直认为，玩个性，要注意场合和分寸，注意玩得是不是恰如其分。太迟了，在我面前玩个性，我只能苦笑。当别人问我，你不想反击吗？我说，我不想。这个世界上要关心的事情太多了，北京明天要下第一场雪，我要赶紧通知成都的一个朋友。我太忙了。

　　作为一个记者，我始终会对我的受访者表示友好。就像我对马晓春、吴清源、贾平凹、郭德纲(郭德纲新闻,郭德纲音乐,郭德纲说吧)、宁财神、贾樟柯(贾樟柯新闻,贾樟柯说吧)、余华、宁浩等人表示友好一样，以三年47万字的专访为证。所谓的辩解并不重要，我有录音。本报特约记者吴虹飞

　　吴虹飞

　　广西侗族人，清华大学环境工程、中文系双学士，现当代文学硕士。作家、摇滚歌手。曾为《新京报》记者、《南方人物周刊》记者，现为《南方周末》特约撰稿人。出版过《小龙房间里的鱼》、《阿飞姑娘的双重生活》、《征婚启事》、《木头公仔》、摇滚唱片《幸福大街》。即将出版名人访谈录《这个世界好一些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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