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明(蔡明博客,蔡明新闻,蔡明说吧)亮(蔡明亮新闻,蔡明亮说吧)、金基德和贾樟柯(贾樟柯新闻,贾樟柯说吧),都先后捧得过威尼斯的金狮奖或最佳导演银狮奖,却分别遭遇本国主流电影体制的漠视
秋去冬来,亚洲影坛似乎寒风阵阵,本来就不怎么壮观的名导演阵营里又起了怨怼风波。 这厢是台湾著名导演蔡明亮因为不满评委对其参赛作品《黑眼圈》的讥评,愤然宣布“永远不再参加金马奖”;那厢是特立独行的韩国导演金基德由于出言抨击本国特技大片《怪物》挤压低成本艺术电影,招来影迷的责难,于是发表一篇自责公开信:《我是一个严重的意识障碍者》,宣称准备移居海外,退出韩国的电影江湖。
除此之外,中国电影新贵贾樟柯的金狮奖作品《三峡好人》从威尼斯电影节归来之后,便如石沉大海,很少出现在国内的电影院里。亚洲“小众”艺术电影所面临的尴尬局面,似乎一下子成了我们必须重新反思的新问题。
其实电影的“大众”与“小众”之争,从19世纪末影业初创时便已萌芽,只不过那时的主流态度是将电影看作不登大雅的市井玩艺儿,根本没有阳春白雪的艺术资格。经过数十年的苦心经营,电影工作者、特别是欧洲电影人开创了用影像语言“载道思辨”的传统,一方面提升了电影艺术的美学品格,另一方面也挑战观众的欣赏底线:不是仅将电影观众视作浅薄的娱乐看客,而是希望以平等交流的姿态,与观影者共同构建一个有思想纵深的文化空间。
欧洲电影的艺术传统或多或少地在亚洲有所传承。20世纪中后期的日本电影、台湾电影和伊朗电影,都曾朴素深刻地关照人的生存状态、社会对人的异化等经典主题,也涌现了不少如小津安二郎、侯孝贤(侯孝贤新闻,侯孝贤说吧)、阿巴斯等大师级的电影导演。然而较之欧美,亚洲电影人面临更多的困境:拍摄资金匮乏、电影市场萎缩、审查严格、观众趣味庸俗,更有来自好莱坞大制作电影和本国效仿者的强势挤压。进入新千年以来,这种不平衡的电影生态愈发失调,很多原本活跃在创作一线的亚洲老导演逐渐淡出,新一代电影人从一开始就面临严酷的市场压力,成活率低下,能够进入主流电影系统的年轻导演,要么遵从娱乐至上的好莱坞体制,要么浮游于各种国际电影节,在艺术创作上安身立命的道路可谓越走越窄。
“小众”旗帜人物陷入困境
蔡明亮在台湾电影界出道十余年,创作主题始终纠结于“孤独人生”,演员班底坚持以李康生为核心,电影的叙事节奏也沉闷而舒缓。这种“大师嫡传”的内家功夫固然在欧洲举办的国际电影节上屡有斩获——不单早在十二年前就拿到威尼斯金狮奖(《爱情万岁》),而且近年的几部作品如《你那边几点》《天边一朵云》都曾引起国际影坛的关注和嘉奖——然而台湾电影生态并未因为蔡明亮的知名度而有所好转,以至于每年一度的金马奖不得不引进更多香港和大陆的电影以壮声势。
这笔账固然不应全算在蔡明亮的头上,但台湾本土电影市场低迷却是不争的事实。本届金马奖评委以“导演自溺”“非大众化”敲打他的新作《黑眼圈》,实在反映了台湾电影界救亡图存、盼望突破票房冰区的急迫之情。而蔡明亮“退赛”的激烈回应,甚至声言“我注定是那一个被丢石头的人”,也是以“电影作者”自居的导演不甘成为电影产业“替罪羊”的一声叹息。
与蔡明亮的情形有所不同,金基德导演是在电影工业蓬勃发展的韩国感受到生存的危机。这位同样因作品的艺术性和争议性蜚声国际影坛的著名导演,因为批评国产商业大片垄断市场而被激进的网民扣上“不爱国”的大帽子,难怪金基德在公开信中自嘲“我本身是一个严重的意识障碍者,甚至很难在韩国生活。”
韩国电影从本世纪初骤然发力,最初是并行于商业大片和低成本电影的双轨之上,既有《生死谍变》一类的大制作电影,也有《八月照相馆》一类的爱情文艺片,还有相当优秀的实验电影和短片,这种类型的多样性也是“韩流”登陆中国之后,令中国影人深感震惊的原因所在。
但几年发展的结果,韩国电影人也愈来愈像他们所模仿的美国好莱坞一样,更热衷于以名导、明星和高科技实现票房的高回报率,原创精神日趋减弱,模仿跟风之作每见盛行,而过度产业化的电影环境有可能扼杀导演的艺术追求。
从作品本身而言,金基德的电影在叙事和影像品质上都臻于上乘,内在更有一种东方色彩的残酷张力,无怪成为国际影展的新宠儿。但这样的影片往往因其尖锐和冷峻的视角,不易赢得本国观众的认同,尤其是在韩国新电影层出不穷、主流价值观却相对保守的今天。而韩国社会素来又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一旦不满导演的创作倾向,如金基德所言“我觉得我夸张描述韩国社会的阴暗一面,并把这种观点强加给观众,使观众感到不快”,民族主义激情与集体抵制力量,作用于观影选择,的确能令弱势的电影人意志崩溃,甚至丧失创作的勇气。
个性化时代的存活空间
值得玩味的是,在亚洲,无论电影的产业化与非产业化,都可能对“小众”电影导演造成威胁,而曾经被当作“护身符”“增值器”的国际电影节大奖,在当代电影界,也越来越贬值甚至边缘化。当代电影生态重实利而轻义理,以蔡明亮、金基德和贾樟柯,都先后捧得过威尼斯的金狮奖或最佳导演银狮奖,却分别遭遇本国主流电影体制的漠视,这本身就是电影传统游戏规则的价值危机。
然而,轻言亚洲低成本的“小众”电影濒于破产却显得过于悲观。首先,低成本电影并不一定意味着“小众”,国外与中国本土都不乏以小搏大、成为票房黑马的低成本电影。从今年中国本土热卖、进而挺进金马奖的《疯狂的石头》,到迄今仍称霸美国排行榜首位的《波拉特》,都不是靠大投资、高科技取胜,而是以机智幽默得分的“点穴之作”。
其次,欧美、日本都有特定的艺术电影流通渠道,同时也拥有稳定的观众群体,得以支持“小众”电影的健康周转。亚洲这些“小众”导演实际上也是受益于这一良性循环的创作体制,才得以存活到今日。因此,如何在建设艺术电影市场、培育高层次电影观众方面有所深入,或许是“小众”电影在本土生根成长的重要条件。
随着数字影像技术的迅猛发展,“小众”电影时代其实才刚刚开始。越来越多的普通人运用DV手段拍摄低成本的个人影像作品,通过电视、DVD、小规模放映或网络视频的形式进行传播,表达他们的艺术理念和生活信仰,这本身正是社会与时代的进步,而非几位电影作者个人的顺逆荣辱所能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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