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种身份：没有身份

　　●比起别的作家我可能更会做电视。

　　●我还会忍受电视三五年吧。

　　●会回到写作和电影创作上去。

　　新京报：在很多介绍你的文章中都提到了，你的家庭一直维持着上海的生活方式和来往朋友，能简单介绍下这种传统吗？

　　蔡康永：应该说我们家是某个阶层的上海人，继承了一些中产阶级上海人的特点。比较多体现在应酬方面。比如台湾一个明星大饼问我“为什么不愿意对观众讲，来让我们看一段VCR”？我就觉得奇怪，观众为什么要学VCR这个单词？这本来就是制作单位内部的一个工作程序，为什么不能说“我们来看一段录像”？太多的人喜欢把厨房里的东西拿到桌面上来，比如现在很多台湾主持人喜欢对着镜头外面的人说些什么，比如对摄影使个眼神什么的。在我的家教里，这好比就是“端菜的时候把炒菜的锅一起拿到饭桌上”。这种风气如果是个人癖好倒无所谓，如果形成一种电视主持风格，那应该是很可怕的。

　　还有，很多台湾家庭用的是日式榻榻米，他们会要求客人换鞋，我们家就很讨厌让客人换鞋。不能让客人配合把你家保持清洁，清洁应该是主人事后要做的事情，客人来了就应该让他感到舒适。我们家经常会来些女士，她好不容易打扮漂亮，穿着高跟鞋，你非要她脱下来，这就有损客人的光彩了。

　　新京报：你出身很好，又在国外留过学。回过头来台湾做娱乐节目，会不会有心理落差？

　　蔡康永：那要看你怎么定位自己的人生了。比起别的作家我可能更会做电视。比起你们内地很多大作家，其实我出的书并不算多，观众硬要把我当成一个文化人，可能是因为很少在电视里看到我这样的主持人，才有这样的说法。至于会不会“屈尊”之类，肯定没有，要有的话我早就滚蛋了。我从入行开始就没有人“欺负”过我，一般在电视界新人都是要遭受挤压的，如果我有读书人的心高气傲被打压的话，可能我很早就泄气了，也不会有今天。

　　我做电视的第一档节目就是访谈，就很适合我的个性。还是那句话，我很享受电视所带来的那种快速的影响力，早上做的节目晚上就能有效果。比如我会在《真情指数》中介绍书和介绍电影，但这种介绍肯定赶不上在《康熙来了》中的介绍；当然在《康熙来了》中我也只是一个月左右才来一次这样的介绍。

　　其实我有很多文化圈的朋友，他们都在感叹，靠传统方式传播文化太难了，费了很大的力气都上不了报纸，而我只需要在《康熙来了》轻轻一说，效果就很不错。其实文化圈的朋友都在监督我的言行，我希望这种传播是一点点的。

　　新京报：还会再次靠近电影吗？

　　蔡康永：现在的我可能觉得电影没那么难弄了，毕竟你有了名气很多人就会相信你，你现在给人讲故事很多人愿意听。我当然会有可能回到这条路上来，不会浪费现在的运气。我想我还会忍受电视三五年吧，到时候我就会回到写作和电影创作上去。

　　■采访后记

　　都说蔡康永很乐于和内地媒体打交道，但在和他约好电话采访后，我仍然是紧张的，我怕自己的知识储备不够用。蔡康永很准时地打来了电话，和在电视节目中一样，轻柔而又流畅的表达。蔡康永是聪明的，他总有令人意想不到的观点，然后又能举出一个非常贴切的例子。

　　本来他的助手给我限定的时间是25分钟，但蔡康永极富耐心的解答让我们忘记了时间的限制。蔡康永在整个采访中没有笑出过声，但给人的感觉却是每一句话都包含着浅浅的微笑。

　　蔡康永没有以工作身份来过内地，但在北京798的某个艺术工厂，在上海双年展的某个展厅你或许看到过他的身影。（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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