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岁末的一个晚上，我应邀去靳东生导演家里商讨排演易卜生“玩偶世家”的可能性。 也是在那个晚上，我第一次遇见了扮演诺拉的陈红。乍看上去陈红似乎比我还高。我觉得由我去演她的丈夫托乏，至少在外形上不太合适。陈红似乎也看到了这一 点。为了给我一点面子， 她说她这个人的缺点就是长得高了一点。 她还说她很难找到诺拉的那种“小鸟依人”的感觉。 可能还是为了照顾我的面子, 陈红还说她从来就不是那种小鸟依人的人。经陈红这幺一点拨, 我意识到我也不是戏中男主人公托乏那种大男子主义者。现实生活中，我即使还没到“气管炎”(妻管严)的程度，至少也有点慢性咽喉炎，绝对没有力气(不敢) 对老婆大声嚷嚷。 再说我是个上海人, 一般来说, 让一个上海男人在家里洗洗碗, 做些清洁之类倒是比较合适。去扮演一个大男子主义者, 会不会搞错? 于是我心里嘀咕着演这出戏会不会是阴差阳错, 逆水行舟？在那个时候, 也许只有靳导一人充满了信心。他只说了一句“这些都不是问题”。为什幺不是问题？我当时实在不明白。

　　我对于话剧热情可能要追溯到一九六五年夏天的那个下午。 妈妈带我去上海戏剧学院看我表哥的毕业公演 “槐树庄”，表哥在戏里演一个地主。我当时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怎幺也无法把戏中的老地主和我年轻的表哥联系起来。于是，话剧对我产生了一种魔力。后来，我 几乎是有戏必看。在医学院念书其间，又一知半解地念了一堆戏剧理论和表演的书。尽管我平时说话头头是道, 但在学院剧社排演话剧“于无声处”时，还是因为我的外型问题，没有给我派上什幺角色。 大学毕业后，我又考上了上海的一个业余话剧团。当时每周都有上海青年话剧团的演员来给我们辅导。 或许是因为老师们的要求过高，我们终究未能上演什幺戏。

　　来美近二十年了，虽然也看了不少戏, 但总是忙于生计, 再也没想到过要演什幺话剧。此次加入东方话剧团, 可谓是给了我重圆旧梦之机会。 对于戏中诺拉和托乏, 基与人们不同诠释而褒贬不一。有些人认为男主人公托乏是位正面人物而诺拉则是位反面人物。读完剧本, 我的第一印象是此剧并无好人与坏人, 只不过戏中每个人物都有人性中强和弱的一面。但我在戏中最后的表现，只是更强调了托乏的自私，懦弱，可笑的一面。其原因主要有二: (一)本人演技有限, 外形先天不足, 如果把问题复杂化, 无疑是雪上加霜； (二) 基于观众的欣赏习惯, 这样处理更具戏剧效果。

　　这出戏在五月六日上演前, 真正的排练也不到三个月。 虽然陈红与我都认为在剧中扮演的人物角色和现实生活中各自的个性有着阴差阳错的先天不足, 陈红还是凭着她的灵性和丰富的表演经验, 很快进入了角色。而我在靳东升导演和艺术指导谷文瑞老师的指点下，也渐渐入戏。到了后期, 随着内心对角色的靠近, 更是“得意”而“忘形”。对于“阳错”的心理负担也就没有了。我体会到了谷文瑞老师说的“一旦你把角色活生生地呈现给了观众, 观众对你就会非常宽(常宽博客,常宽新闻,常宽音乐,常宽说吧)容, 不再计较你的高矮如何，长相如何， 服饰如何…”。同时我也明白了靳导一开始就有的那份自信。此戏的演出成功, 北京人艺的表演艺术家郑榕老师的指点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对戏中人物的逻辑演进, 人物内心活动的外在表现以及戏剧语言处理等问题都作了精辟的分析。

　　到了演出前一天, 或许是基于对戏中人物的真正靠近而不再在乎那些表面的东西, 或许得益于诺拉那种造反的灵感，当陈红对我说: “明天我还是穿着高跟鞋来演吧，穿平跟鞋我在台上站不直。” 我非常自信地答到：“没问题”!

　　戏在短短的两小时就演完了. 而这阴差阳错的玩偶世家却给我留下了一个永远不能抹去的美好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