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娘子军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女性群体，历尽劫波，她们中至今仍有人健在；而《红色娘子军》则是“红色经典”中的“经典”，是了解“红色经典”的一把钥匙。
电视剧中的“红色娘子军”
芭蕾舞版的“娘子军”遭遇最好
当年的电影海报上，影片的定位是“彩色艺术片”
4月下旬，国家广电总局发布了《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
《通知》指出，目前在“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过程中存在着“误读原著、误导观众、误解市场”的问题。改编者片面追求收视率和娱乐性，在主要人物身上编织太多的情感纠葛，过于强化爱情戏，在英雄人物塑造上刻意挖掘所谓“多重性格”，在反面人物塑造上又追求所谓“人性化”，当原著内容有限时就肆意扩大容量，“稀释”原著，从而影响了原著的完整性、严肃性和经典性。
4月22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视剧管理司王先生告诉记者，《通知》在4月初就已向全国各地有关职能部门下发，目的是要求有关职能部门加强指导，使影视制作公司在改编“红色经典”时把握好分寸，忠实于原著精神，不作低俗处理和炒作，保证“红色经典”的制作方向和倾向性不出偏差。
王先生说，《通知》诞生的直接原因是《林海雪原》风波。
王先生说，对“红色经典”概念没必要进行学术论证，也没必要下官方定义，《通知》中的“红色经典”指的是约定俗成的，群众公认的，岁月久远的，影响较大的，描写革命历史和英雄人物的经典作品。具体的作品名录已在通知中注明，如《林海雪原》、《红色娘子军》、《红岩》、《红日》、《红旗谱》、《小兵张嘎》、《一江春水向东流》、《三家巷》、《阿庆嫂》、《红灯记》、《子夜》、《家·春·秋》等。
据悉，根据“红色经典”改编拍摄的电视剧，经过题材规划、批准立项拍摄的达40部左右。一时间，“红色经典”成为受关注的焦点。
●4月22日《青年时报》有报道称，杨子荣的养子杨克武表示，对《通知》的下发感到很高兴
●4月22日《信息时报》报道“被点名作品集体喊冤”
琼崖纵队红色娘子军创立距今已70多年，而艺术作品《红色娘子军》诞生距今也有40多年了。《红色娘子军》戏里戏外、台前幕后的种种，虽然难以囊括全部“红色经典”的全部复杂性，但或许可以开启了解“红色经典”的一道门缝。
生命不息，改编不止
《红色娘子军》的改编形式之多、改编持续时间之长、艺术影响力之大，不仅在“红色经典”中无可匹敌，即便把比较范围扩大到建国后所有文艺作品，敢自言出其右者也难找。
1960年，梁信编剧，谢晋导演，祝希娟、王心刚、陈强主演的电影《红色娘子军》公映后，举国轰动，海南的蕉风椰雨，洪常青、吴琼花的飒爽英姿深入人心；《红色娘子军连歌》也不胫而走，“向前进，向前进”的旋律响彻大江南北。
1963年，中央芭蕾舞团在讨论制作革命题材的芭蕾舞剧的时候，《红色娘子军》就被提到了改编日程上，首倡者是时任中央芭蕾舞团创作组负责人的李承祥。
李承祥说，1963年中央芭蕾舞团上演了芭蕾舞剧《巴黎圣母院》，周恩来看了演出后认为，中芭应该走自己的路，进行自主创作。总理提议的题材是外国革命历史事件“巴黎公社”或“十月革命”。
1963年底，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组织召开会议，落实总理建议。林默涵提议改编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这是个中国现代民族团结题材的剧目，比总理提议的外国历史题材就进了一步。“思路打开以后，我就想到了电影《红色娘子军》，理由是该片不但在国内反响大，还在国际上获奖了。剧中人物琼花、洪常青、南霸天性格鲜明；海南的热带自然风貌，黎族特色；芭蕾舞又是女性舞蹈为主，娘子军题材再合适不过了。”李承祥回忆。
经过讨论，《红色娘子军》改编芭蕾舞剧被确定下来。
1964年初，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改编创作组成立，李承祥任组长，作曲家吴祖强和演员刘庆棠(洪常青扮演者)任副组长，成员包括编导王锡贤、蒋祖慧，留苏归来的舞台美术设计师马运洪，琼花扮演者白淑湘等人。
1964年2月，创作组到海南深入生活，途经广州时拜会了《红色娘子军》电影剧本作者梁信。“听说《红色娘子军》要改编成芭蕾舞剧，梁信非常高兴，还写了剧本提纲供我们参考。”李承祥回忆道。
在海南，创作组乘着部队安排的卡车到处颠簸，在琼海万泉河一带拜访了五六个前“娘子军”战士，在通什参观了地主张抹贡(绰号南霸天)的“阶级迫害展览”，还在屯昌部队下连当兵，练习立正、稍息、刺杀等动作。
“芭蕾舞剧本就是在海南岛的路上琢磨出来的，大纲由我执笔。”李承祥说。
3月，创作组回到了北京，向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作了汇报并获得肯定。为了赶在国庆上演，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在7月份就排完了。“在联排时我们请来了北京军区政委，他提了个意见说我们的演员‘太像娘子，不像军’，为此我们还到大同正儿八经地进行了军训。军训回来再进排练场，战士模样就出来了！”
1964年9月26日，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在北京天桥剧场首演。周恩来观看演出后走上台，对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给予了肯定：“我比你们保守了，当初怕你们搞中国题材有困难，所以要搞十月革命、巴黎公社。”
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在天桥剧场演了三天，紧接着就到人民大会堂小礼堂装台。10月8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都观看了芭蕾舞《红色娘子军》。“演出后毛主席还上台与我们合影，并说芭蕾舞《红色娘子军》方向是正确的，艺术上是成功的。”李承祥说。
电影《红色娘子军》改编成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后一样大获成功，自此长演不衰。1970年，芭蕾舞《红色娘子军》被拍成电影作为“样板戏”在全国放映。
故事片《红色娘子军》不仅触发了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的诞生，其它各个剧种也纷纷排演《红色娘子军》，仅京剧就至少有两个版本。1964年，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中国京剧院四团首演由田汉改编的京剧版《红色娘子军》；1972年，由杜近芳、冯志孝等人主演的京剧样板戏版电影《红色娘子军》公映。
《红色娘子军》改编剧目中，芭蕾舞版《红色娘子军》的命运最好。“文革”后，芭蕾舞版《红色娘子军》一度停演。“1992年，中央芭蕾舞团决定重新排演《红色娘子军》。当时团内部也争论过样板戏该不该恢复的问题。最后能够确定重排的最重要原因在于，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的艺术水准是有目共睹的。”现任中央芭蕾舞团团长赵汝蘅女士说。
重排的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一直演出到今天，演员已经五代，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2003年10月6日，中央芭蕾舞团受邀参加法国的中国文化年演出。享誉世界的“里昂舞蹈之家”主动指定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作为演出剧目。
“当时连演6场，场场观众爆满，连过道都挤满了人。还有很多观众是专门从巴黎赶过来看的。后来我们到了巴黎，还有观众问我们为什么不在巴黎演《红色娘子军》？”回忆起去年盛况，赵汝蘅女士显得兴致勃勃：“贝嘉21世纪现代芭蕾舞团的演出经理人特玛佐先生告诉我说：‘在观看演出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流泪’。”
法国之后，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又演到了意大利。意大利著名历史学教授玛丽尼拉谈到芭蕾舞《红色娘子军》时认为，它的价值和内涵，已经超越了时代和意识形态的局限，“令我们不得不关注它的存在，可以说《红色娘子军》已经成为了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赵汝蘅女士说：“每个国外大团都有自己的看家戏，《红色娘子军》就是中芭的看家戏，这部戏记录着中国芭蕾舞的历史，也代表着中国芭蕾舞剧的最高艺术水平。”
1992年以来的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从音乐、舞蹈到灯光、舞美，都沿袭着最初的传统，几乎没作改动；即便有所改动也是往旧里改：“改动最大的地方是把电影版《红色娘子军》二幕‘诉苦’改回‘哭诉型’，因为蒋祖慧老师最初就是这么设计的。”赵汝蘅女士说。
《红色娘子军》最新一轮改编是电视连续剧和长篇小说。这轮改编使《红色娘子军》家族增加了两个新品种，也使得《红色娘子军》的改编史伸展到了21世纪。
长篇小说的作者之一晓剑曾参与过电视剧《红色娘子军》剧本的创作，按他的说法：“新剧本可以定位成一部倡导女性主义的作品，剧中的每个女人都有迫切改变自己生存状态的冲动，这与当代女性的追求不谋而合，可以说是‘借古寓今’。”
目前电视剧《红色娘子军》的主创各方，似乎对该剧都没有抱超越电影、芭蕾舞那么大的期望。
长篇小说《红色娘子军》的另一位作者郭小东介绍，小说版《红色娘子军》每章由过去时和现在时两部分组成，过去时部分基本保持了晓剑参与创作的电视剧本的原貌，而现在时部分，讲述的是《红色娘子军》人物的后代们，其中有一个情节是，南霸天和吴琼花的后代在酒吧里较劲。
电视剧《红色娘子军》总制片人周游表示：“现在剧组采用的剧本是经过联合出品商、北京广电集团一起修改、审查过的，所以和晓剑的剧本有很大差别。晓剑只是参与了剧本的前期创作，和我们的剧本没有直接关系。”
艺术与历史，各自各真实
最近的改编风潮以前，各种艺术形式的《红色娘子军》的大致情节都基本相同：1930年代，海南岛万泉河一带，恶霸地主南霸天作威作福，吴琼花不堪欺压，多次出逃未遂。琼花在假扮侨商的共产党员洪常青指引下，参加了由女战士组成的红色娘子军，在血的教训中明白了参军不是为了报私仇，而是为解放穷苦大众的道理。一次战斗中，洪常青不幸被俘遭杀害。琼花化悲愤为力量，配合主力部队，攻入椰林寨，消灭了南霸天地主武装。
红色娘子军原型是琼崖纵队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特务连。关于这段历史，版本众多。业余文学爱好者、海南省出境检验检疫局高工、助理调研员李高兰女士的版本也是其中之一。李女士今年54岁，她说：“老太太们的语言我是完全通的，不需要翻译，多年来我不知道找过她们多少次，还多次到当地党史办公室查阅材料。我敢保证我掌握的都是第一手材料，我写的文章从没有人提过异议。”
李高兰女士讲述的红色娘子军原型是：1931年，琼崖纵队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特务连成立，王时香任指导员，庞琼花任连长，冯增敏任一排排长，庞学连任二排排长，黄墩英任三排排长。女子特务连在沙帽岭阻击战、拔除文市炮楼、占据分界岭据点以及掩护领导机关撤往母瑞山等战斗中英勇顽强，威震琼岛。
1933年，王时香、冯增敏、庞学连、黄墩英、庞琼花等五人先后被捕。1938年，蒋介石释放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她们才恢复了自由。
出狱后，女子特务连已经解散，她们只好各自回家。此后，她们走上不同的生活道路：
王时香为生活所迫，嫁给了一位保释她出狱的国民党中队长，并育有二男一女。海南解放后，其丈夫被镇压。王时香在“文革”中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打倒“四人帮”后，王时香得以平反，并享受女子特务连战士的政治待遇，1998年去世。
出狱后结婚成家的庞琼花在抗日战争中被日军杀害。
冯增敏出狱后继续战斗，先后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改运动，“文革”前担任县妇联主任。“文革”中冯被戴上“叛徒”的帽子，又被开除公职，回老家务农。1970年，冯增敏患肠梗阻，痛得满地打滚。她到公社卫生院得过一道河，当时天下大雨，河水猛涨，无人抬送，又找不到渡船，她就在河边去世了。
庞学连参军前已结婚，出狱后辗转回到丈夫身边，生了三个儿子。1998年老人辞世。
黄墩英出狱后，嫁给了一个国民党干部。1951年，黄墩英的丈夫被镇压。她在“文革”中多次被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2001年，黄墩英老人去世。
1976年以后，冯增敏等四人的冤案得以平反。中共琼海县委还为冯增敏补开隆重的追悼会。1998年“八一”建军节，王时香、庞学连、黄墩英三位古稀老人应邀赴京参加纪念活动。国庆五十周年，当时86岁高龄的黄墩英老人应邀进京参加五十周年庆典活动，受到江泽民总书记的接见并合影留念。
而创造《红色娘子军》的艺术家们也受《红色娘子军》的影响甚深：
作曲家吴祖强，“文革”开始就受到冲击，芭蕾舞《红色娘子军》海报上拿掉了他的名字。
李承祥被关过牛棚，后来虽又恢复工作，但单位党组织不再收他的党费。“所以打倒四人帮以后，我一下子交了一大笔党费。”他说。
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琼花的首位扮演者白淑湘，因父亲是国民党军人，“文革”刚开始就受到冲击，后被打成反革命，送小汤山劳动改造。李承祥曾有机会在小汤山见过她，当时她身材已变得臃肿，正在弯着腰生火。
电影《红色娘子军》编剧梁信，“文革”前曾得到了一些荣誉。作为军人的梁信为此荣立三等功。1962年《红色娘子军》获得捷克卡罗·维法利国际电影节最佳剧本奖。1967年梁信正式进入“学习班”，1968年开始劳改，以后又“二进宫”……
电影《红色娘子军》的遭遇与其编剧梁信的遭遇类似，也是先受追捧后遭大棒。1962年，《红色娘子军》获首届电影百花奖的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等4项奖，琼花的饰演者祝希娟初上银幕就夺走了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饰演南霸天的陈强则获百花奖最佳男配角奖，在1964年印度尼西亚第3届亚非电影节上获得“万隆奖”第3名。当脱胎于电影《红色娘子军》的芭蕾舞、京剧成了“样板戏”时，电影《红色娘子军》却成了“毒草”，其“涉案人物”当然也在劫难逃。
在当时的艺术家中，似乎只有芭蕾舞中首位饰演洪常青的演员刘庆棠获得了“好处”，一直做到文化部副部长。可好景不长，“四人帮”被打倒后，刘庆棠被判了17年徒刑。
当年从《红色娘子军》中获得最大好处的人，无疑就是江青了。
1965年初，剧团从南方回来，江青就来了。
李承祥回忆与江青打交道的日子：“她的意见，你不同意就是对抗。领导站在观众角度提意见当然没问题，但我就怕领导出具体主意。”
江青的“具体主意”着实把李承祥折腾得够呛。她要求三场之前加个过场，交代洪常青怎么到南府的。芭蕾舞只跳舞不说话，如何表现出这种复杂的逻辑性情节呢？李承祥折腾了快一个月，东西出来自己一看，“芭蕾舞变成了哑剧”。后来江青自己说，过场是个瘤子，要拿掉。
“文革”中，江青要求把“琼花主题曲”换掉，换来换去都不合适，为了让江青有台阶可下，最后就把“琼花主题曲”稍微改一下。她说行，大家就都松了一口气。
至于吴琼花改名叫吴清华，也是江青的“具体主意”。“她很不尊重原作者，恨不得见一部好戏就都算她的作品。”李承祥说。
李承祥认为，江青的某些意见也是相当不错的。比如舞台背景上的木棉花，原来为省钱用红布做成，不够红，她提议改成丝绒的，“结果效果特别好”。
四人帮被粉碎后，林默涵澄清，芭蕾舞《红色娘子军》是总理抓的，是艺术家的创造；不是江青抓的，她只起了破坏作用。
话及于此，“各个时代‘成功’的标准是什么”就很值得探讨了。
李承祥说，观众喜欢，我们当然也很高兴，但主要压力还是来自领导，从批准到审查，领导说成功了，我们心里的石头也就落地了。
赵汝蘅女士则认为，今天的成功，就看艺术作品能否打动人，成功就是掌声和评论。
晓剑的回答是：“简单地说，新《红色娘子军》成功的标准就是‘有人看’。”
而红色娘子军们对“成功”是怎么理解的呢？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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