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导演阿基·考里斯马基（Aki Kaurismaeki）出奇年轻的大师级，只有49岁。欧洲第四大电影节洛加诺电影节刚刚给他举办了超级轰动成功的回顾展:作为导演的全部16部故事片、3部纪录片、7部短片，还有作为制片人、演员、编剧、电影爱好者的作品，22部“考里斯马基的最爱”展映系列全部是电影史上经典中的经典，上世纪10～20年代的默片居多:从格利菲斯、茂瑙、爱森斯坦、卓别林、布努埃尔、基顿、鲍威尔、雷、布列松、戈达尔、黑泽明、小津安二郎、德西卡、法斯宾德到达内兄弟，好友吉姆·贾木许的“天堂陌生人”也在其中，贾木许还曾在他的早期电影“列宁格勒牛仔去美国”里客串了一个外表邋遢的二手汽车商小配角。

　　回顾展里还有他20多年来的工作照与剧照摄影展，甚至还有他作为狗狗爱好者的全部作品:爱狗Tahti在2002年《没有过去的男人》中的出色表现赢过法国戛纳电影节最特别的奖项——金棕榈狗狗奖（Palm Dog Awards），而Tahti的祖母Laika曾经在《波西米亚》里出镜，妈妈Piitu出镜《Juha》，女儿狗狗出演的是最新的电影《薄暮之光》。电影节专门出版的画册封面也是考里斯马基带着大狗坐在山顶上远望日落，神情还是一如既往的愁苦中飘忽不定。

　　作家梦在电影光环下暗淡

　　8月11日，资本主义天堂般的瑞士洛加诺。芬兰大导演考里斯马基被颁发荣誉金豹，近万观众掌声热烈，他却一直低头，表情失落地含糊发言:“我真是为此……太……悲伤了！”——一半戏谬，一半实话的冷幽默。他49岁，却已心生倦意，要从电影业里退隐开始个人写作:“做一个被欢呼的明星导演感觉如何？其实比不出名更糟糕。别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庆祝一下，我不行。我本来就想当个作家，却陷在电影里30年了。如果以后我回来，也许带着一部好作品，或者根本就不回来了，真的很难说，好作品都是很偶然才出现的。”芬兰观众据说不喜欢他那些不甚优雅的电影，理由非常“全球化”的似曾熟悉:“把我们国家拍得那么脏、那么落后！”好像所有芬兰人都是“生活在别处”的抑郁无望，其实考里斯马基后来在巴黎、伦敦、美国拍摄的电影也都是一股子“芬兰”味儿。

　　考里斯马基和画家夫人每年一半时间住在葡萄牙的葡萄酒庄园，另一半在他有几个饭店股份的赫尔辛基，或者70公里外的家乡Karkkila村庄。他竟在那里还经营着一个旅馆。“千万不要去那儿，我本来只是来帮我的妹妹贴贴墙纸——她几年前离开村子搬走了，我却留在那儿了。”芬兰是一个以诺基亚出名的国家，考里斯马基的电影里却不曾出现过手机的镜头，更远离所有的武器、暴力和性:“我所需要的全部就是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面墙、一盏灯还有阴影。从画面里拿走女人，剩下男人、墙、灯还有阴影;再拿走男人，还有墙、灯、阴影;墙再拿走，还有灯和阴影;最后拿走灯，留下的只有阴影。我不怎么现代，电影里的汽车也都是用过时的款式，现在的车太难看了，我根本就不想拍它们。”他自己的收藏都是老车:1949年苏联产的“莫斯科人牌”轿车、1951年的雪佛兰皮卡，还有1956年的一部大公交车:雪佛兰的发动机，车身却是芬兰的木头。

　　考里斯马基的电影同样返璞归真和符合极简美学，自成一格且不乏诗意，非常注重光线的运用。他只用35毫米胶片，经常是“为自己拍摄”的黑白片，彩色片则是“为了商业”。他经常被誉为Dogma运动的前行者，也许他们的共同点就是有距离地抵制电影一味技术化，抵制任何数码技术后效，按他的话说就是“好莱坞狗屁！让美国佬去赚钱吧，当他们的钱多得装不下时，我再从地上捡几个小钱——这就是我们说的艺术电影”。但他们也不赞同某些欧洲作者的偏执个人格调:“格林纳威式的艺术大粪。”他这种反骨不愧被称作“当代电影导演里的摇滚者”:当初他考芬兰电影学校落选的理由就是“太愤世嫉俗”;2003年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作品《没有过去的男人》被奥斯卡提名为最佳外语片，他却因为抗议美国的伊拉克战争而拒绝出席。他的所有电影都是同样的主题:边缘生命在社会中的被压迫和不平等;经常揶揄媒体甚至耍无赖，平时的导演方式更是独裁到极点，固定用一些有着很强个性能穿透屏幕的演员。据说他在镜头后面勾一下手指头演员才敢把眼睛的视线从一个点移到另一个点，而且角度和距离要非常准确:“毕竟我付了钱，他们要听我的。”

　　聚焦阴影下的孤独者

　　他极端，但非常节约，也非常诚实:“我不知道别的导演怎么做，我用我拍的每个镜头。在片场我很少重复拍摄同一条镜头，最后经常会用第一条，甚至比它更早的那一条试演:演员没听见摄像机已经开始运作了;我们开始第一条正式拍摄的时候，摄像机其实根本就没开。那种第一次尝试的新鲜感很难得到，要么是第一条，要么就是30条以后。我的哥哥是导演，姐夫也是导演，正在我的剪辑室里做后期。我回家他就一边帮我从车里拿出一个小包裹，一边问我什么时候开始剪辑。我说如果他做完我就第二天开始剪，他很奇怪我的素材在哪里，我告诉他所有的素材就在他的手上。那次就是《火柴厂的女工》，片比是1∶1.1。电影实际只有59分钟，但是我在电影节画册上撒谎说有61分钟，否则德国的电视台就会认为它太短而不买片。我是从给别人做编剧开始入行，经常写一些很长的对白，最后却都被抛弃在剪辑室的地板上。对话太占时间，我自己开始拍电影的时候，就把对话越做越短，电影也就跟着越来越短，制片人对此倒是很喜欢。必须承认我后来的作品太长了，去年完成的《薄暮之光》只有59分钟，4个月之后我却必须拍一些辅助性的场景，真是愚蠢——故事都已经讲完了，没什么可加的了——但是最后我却给它加到了80分钟。”

　　《薄暮之光》因为他的退隐也许会是他最后一部电影，“失败者三部曲”的完结篇。影片开头是标准官方的芬兰光辉形象:灯火阑珊的城市高楼大厦，错综复杂的赫尔辛基Ruoholahti地区却是迷宫一样的地带。在珠宝公司当保安的男主人公和所谓的成功财富相距咫尺，生活里却孤独一人，一起工作3年的同事都没人叫得出他的名字，他自己开业的积极梦想也被银行贷款部门无情羞辱。一天被一个黑社会控制的金发女人设局相识，欺骗直至栽赃入狱，“忠诚的像条狗，浪漫主义的蠢蛋”，却自始至终不愿出卖她，行刺黑社会头目未果被殴打到奄奄一息，一个默默关心他的快餐店女帮工找到他，慢慢伸出手给他，影片结尾有童话般的浪漫光辉。考里斯马基还在导演阐述里自我调侃:“他豪华的工作地点和粗陋的家虽然同处一个地区，却隐喻着成功的两面性。财产和收入就是社会最傲慢荒谬的分界岭，反讽一个隐藏的法则:财富就是盗窃。非常幸运的是，这部电影的老导演一向以心软著称。可以设想，小小的少许希望会在片子结尾处微微闪光。我不太倾向爱情和友谊是男女生活的基础，而应是一种互相陪伴的理性伙伴关系。”许多这样题材的电影最后都会满怀希望地结论:人最终是不孤独的，两个人是一个最小的单位，而幽默、悲观的考里斯马基显然更诚实:每个人都最终是孤独的，而且是永远的，虽然那些被压迫和失败的生命和灵魂都有自己的尊严:“社会阴影下的孤独者是经常出现的电影主题:卓别林也经常关注那些漫游孤独的流浪汉，他们总是在这个社会里不停寻找着阳光下一个小小的他自己的位置。可是这些善良而节制的乐观主义者的浪漫、工作、希望、梦想、自由却总被社会上那种广义的没有任何表情和感情的平等正义系统摧毁。那些阴影里的平民每日遭受的折磨无处不在，把一个积极肯干的人转变成一个实用主义的庸民，自始至终独自一人，充满人性的老式价值观已经不适应这个社会，只会被无情地欺骗和嘲笑。”

　　他的所有电影几乎可以用4种类型概括:经典文学的改编作品、临时起意的冒险旅行、摇滚音乐有关的故事和人物、最底层生活的肖像:“工人三部曲”和“失败者三部曲”。所有作品都有一连串的介于偶然和命运之间的故事;无名的地点、空缺的表情和对白、迟钝的叙事节奏;对官僚主义和城市化、文明化的深深鄙视;崇高和卑微的矛盾在生命和艺术里的无法调和;结合了摇滚风格的黑白电影极简主义的美学元素;人物基调介于悲观的冷幽默和顽强无常之间;介于经典和电视媒介影响中的去表演化的形象。小偷段落完全克隆自布列松的“波西米亚”诗意刻画了爱情、友情和人性;被誉为“20世纪最后一部默片”的《Juha》里的情感如同圣经人物一样的原始而沉默;描写失业者的《浮云》、关于失忆者无家可归的《没有过去的男人》以及《薄暮之光》都有着难忘的朴素张力。

　　烟瘾决定片长

　　在赫尔辛基大学学习通讯工程和文学的考里斯马基一直疯狂地阅读历史和小说，30年前开始在慕尼黑电影博物馆自学电影，直到现在也没怎么进过电影院。第一次演戏和编剧是1980年哥哥米卡（Mika）做导演的电影《撒谎者Liar》，一个浪漫的赫尔辛基哲学青年在田野漫游的故事，非常的“戈达尔”，他们一起成立的电影公司名字甚至也是取自戈达尔的作品《阿尔法城》（Villealfa），他们兄弟俩制作的影片数量竟然是芬兰全国的五分之一。1981年，他们共同拍摄了芬兰第一部摇滚电影;1986年，一起成立了一个在北极圈举行的“夜半太阳电影节”。陆续试过邮差、洗碗工等20多种糊口的工作之后，他开始做起了电影杂志的影评人。1983年，独立执导的处女作横空出世，起点很高地选择了“罪与罚”——“禁欲主义一样的美学风格、B级电影、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心理、在一个无名城市里发生的连锁事件”，之后的作品也是相似的元素，对演员和剧本的处理更是一致:“我非常相信我的下意识，故事自然而然就在。如果我按剧本拍，一般就会非常严格地按照剧本进行，很少改动。曾经有6次没有剧本就开拍了，完全没有计划对白，开机的镜头经常表现一个空间，其他的我就来临时准备:先是道具，然后是颜色和光线，演员进来，最后是对白。卡蒂·奥廷宁（Kati Outinen）知道我要些什么，我也事前知道他们演员会怎么演，所以给演员不是很多指导。最近越来越需要剧本，因为制片体系越来越复杂，需要剧本来做摄制进程表。”

　　《没有过去的男人》等多部电影里扮演女主角的卡蒂·奥廷宁是所谓的“考里斯马基专用女演员”，却不知道他的电话号码。她12岁就开始表演，喜欢在必须自己准备所有东西甚至缝制戏服的大剧院里工作，18岁的时候因为不够美差点失去第一个电影角色，而考里斯马基找她合作的时候却告诉她:“你的鼻子足够大，可以出现在我的电影里了。”她在考里斯马基的电影里看上去都很丑陋，但是她理解:“我很难掩藏我的感觉，即使只是我的角色很失落，我整个的状态都会告诉你，表演是一个反应的问题，不要只是看，要领会;不要听，要理解;不要忘记呼吸，也不要犹犹豫豫绊倒在道具家具上。我不认为考里斯马基在这种时候能让我看上去美丽无比。被称作考里斯马基专用女演员不总是好事，别的导演就很难与我合作，其实我和他每三四年合作一次，中间就做点别的，在赫尔辛基戏剧学院的国家电影学校做全职教授。我喜欢与充满能量和热情的青年们一起工作，他们讨论艺术，讨论如何表达自己，如何来一些新鲜的创造。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我设想着现在我也还是这么年轻，而像我这样年纪的演员几乎都已经‘死’光了——他们只想着金钱和各种麻烦。阿基和我平时很少联系，有时候他打电话过来就是闲聊，我还不知道他的电话号码。他有电影项目，我就从学校请假，我们之间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沟通方式，不用语言:我们有同样的幽默感和对电影的尊敬。他在片场非常精确地知道自己要什么，但是也对各种建议很坦率。电影完成了我经常就忘掉了，但是我从来不会忘记《火柴厂的女工》那部戏，阿基那时候还不是特别出名，我们拍遍了赫尔辛基，跳上有轨电车就拍，司机问我们‘干什么呢？’‘我们在试着拍一部电影！’真是很棒的经历！当然没有剧本，但是我们都能感觉到我们在做一个特别不同的事情。”

　　考里斯马基是个大烟枪，也因此认为电影最好在70分钟左右才不至于让他犯瘾难受。电影节期间记者曾经问他:“为什么不来中国？”他慢悠悠地说:“飞机禁烟那么多小时，除非配个专机。再说中国还有‘文革’呢！”“‘文革’早就结束了！”“真的吗？我看不是。”这个对共产主义和左派抱着两面性态度的狡猾聪明家伙曾经在他的电影《哈姆雷特做生意》也用过同样的逻辑:“你娶我吗？”“你太瘦了。”“我能多吃些的。”“我说的只是个借口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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