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缪尔·贝克特（SamuelBeckett）1906年生于都柏林。22岁的时候他离开使他生活无忧的都柏林，来到巴黎。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贝克特决定在文学上有所成就，也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了与乔伊斯的友谊。

　　在贝克特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我们叙述他的经历显得毫无价值。这些材料被反复使用，已经成为广为谈论的传奇。我将在这篇文章中绕过这些琐碎的材料，只谈论贝克特的几个片段，并希望从中找出通往贝克特精神的一些蛛丝马迹。

　　20世纪的到来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精神恐慌。伴随着基督教的瓦解，科学主义逐渐确立了自己在新世纪的地位，并且适时地为人类提供了大量的物质享受品，将这种地位巩固起来。当然这些都不是空穴来风，意大利文艺复兴、法国大革命把欧洲从中世纪基督传统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的人们在享受物质主义带来的成果之后，忽然发现自己面临着来自工业自身的挑战。机器的异化就是在这个时候忽然成了人类精神恐慌的根源。

　　贝克特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现实背景中离开三一学院的教师生活，来到巴黎。在这里他遇到乔伊斯，并很快成为乔伊斯家中的常客。

　　理查德·埃尔曼这样描述他们：“贝克特喜欢沉默，乔伊斯也是这样；他们谈话，但内容常是沉默相对，两个人都满怀悲伤，贝克特大都是为世界感到悲伤，而乔伊斯大都是为他自己。”乔伊斯有所保留地喜欢着这个年轻人，“除了我的家人，我不喜欢任何人，我不爱任何人”。这些对贝克特都没有太大的影响，他还是经常去拜访乔伊斯，真正让他为难的是乔伊斯那个不幸的女儿露西娅爱上了自己。贝克特直截了当地告诉她，“自己是死人，没有人的情感，因此无法爱她。”这件事让他在乔伊斯家非常尴尬。也是在这件事情上，贝克特发现自己的“爱无能”。这种对待爱情的无能为力，后来成为他作品中一种挥之不去的阴翳。

　　抽离了20世纪早期的精神指向单纯谈论贝克特对待乔伊斯一家的感情，很容易误入歧途，被现象蒙蔽。远离都柏林对贝克特来说，无疑是一种放逐，作为他对抗异化世界的一种方式。他自己描述自己小说中的主人公的时候表明了自己的选择：“他应该做的最好事情就是从一地到另一地不断迁移。”然而，这样一种对抗却不是寻求爱的，而是寻求异乡的孤独感。“他置身于荒诞世界，接受着荒诞世界的可殁性，在废墟中寻找自己的声音。”（加缪语）

　　937年，贝克特搬到了外蒙帕纳斯一幢公寓楼的顶层房间。在巴黎，贝克特经历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在街头，一个向他开口要钱的下层社会的人捅了他一刀。贝克特肺部受伤，被送进了医院。伤愈之后，他前往监狱看望那个行凶者。他问他为什么要给他一刀？得到的回答是：“我也不知道，先生。”这件事情给贝克特留下的印记是，在他的作品中剧中人冷漠荒芜的声音和从来不问究竟的荒诞感。

　　荒诞世界！贝克特比他同时代的人更能感觉到这种力量的强大和扭曲。也是与此同时，因为意识到荒诞，贝克特就永远地与荒诞绑在一起了。也是因为“一个人没有希望，并意识到没有希望”，他就不属于未来了。贝克特首先作为一个荒诞人承认了世界的荒诞性。他直接避开了从克尔凯郭尔开始延续到海德格尔的逻辑，直面荒诞，甚至说，有些嬉皮笑脸地直面荒诞———把荒诞感转化为喜剧。

　　“在九十年代，世界还年轻的时候，我们应该想到———手拉手地从埃菲尔铁塔上跳下去，第一批这么做。在那时候，我们还会受到尊敬。现在太晚了。他们甚至不会让我们这么干。”

　　是的，已经没有机会了，机械世界给予人类的自由还没有一块面包大。贝克特在《等待戈多》中为我们展示了关于人类自由处境的荒诞：一切都是不允许的，连自杀都没有条件。在这之后他选择了自己的道路，虽然他知道，荒诞不会通往上帝的花园。

　　要么存在上帝，要么没有。“卡夫卡以平凡表达悲情，以逻辑表达荒诞”，而贝克特则完全抛弃了理性思考，他根本就没有让上帝出现！

　　贝克特用非理性的语言拒绝上帝的出现，一方面为了获得自由，另一方面为了表达对理性世界/基督世界的蔑视。为了做到这一点贝克特甚至放弃了自身的存在，否定一切社会关于他的界定：作为一个爱尔兰人，他用法语创作；作为一个中产阶级新教徒家庭，他选择了虚无主

　　义。在对抗中寻找生命的真实，这是贝克特创作一直延续的精神所指，而这些都来自他先前的大师们：卡夫卡、乔伊斯，以及陀斯托耶夫斯基。是的，一个荒诞传统。这个传统在达达主义的演变中成为“摧毁一个世界，代之以一个什么也没有的世界”。在《等待戈多》中贝克特把场景安排在一个极端荒凉的地方，只有一棵树，整个氛围就好像是世界末日，而在《最后一局》中场景更加令人窒息，一间只有两个窗户的空房间。“你知道佩格大妈怎么死的吗？死于黑暗。”贝克特一再利用逼仄阴暗的戏剧空间追问人在世界中的自由位置。

　　很多人把最后《最后一局》当作是暗示贝克特与乔伊斯之间关系的一则寓言：“近于失明的乔伊斯处于支配地位，而恭敬门徒贝克特感到自己被导师过分强大的文学影响所压倒。关于两人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文学界的一桩公案。贝克特一直拒绝自己的“从属地位”。在他看来孤立的个人更有意义，更能感觉到孤独所赋予人类的“唯一感”。1936年，在旅居德国期间，他在日记里写下了这么一句话：“独处的感觉真是美妙极了。”他常常踽踽独行于柏林宽阔的蒂尔加腾公园，久久不肯离去。他写下了这么一句话：“我太崇尚独处了。”

　　詹姆斯·诺尔森在《贝克特肖像》曾经记录了这样一段话：他在写给自己的朋友、英国舞台设计师乔斯林·赫伯特的信中称：“我担心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在巴黎，人们小题大做，把我的生日庆典搞得像我的百年诞辰一样轰轰烈烈。我要在生日庆典隆重举行的那一天悄然离去。去哪里，我自己也不清楚。也许会去中国的长城吧！我要躲在长城背后，直到大浪淘尽为止。”

　　贝克特最终也没有到“长城背后”逃离世界。长城不是他的避风港。除了《等待戈多》，中国对贝克特的认识仍旧停留在相当低的程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荒诞派戏剧以及贝克特只是教科书上的一段简单的资料。在这些书面资料中充斥着对荒诞这种所谓的“资产阶级腐朽的世界观”的蔑视、歪曲以及对虚无主义的仇恨。这是我的亲身经历，所以感触颇深。但正是这样一种介绍反倒使正处在反叛期的我获得了极大的阅读期待。1991年，孟京辉上演了他导演的《等待戈多》，成为中国戏剧实验的一次历史性事件———从这以后实验戏剧正式走向叛离，同时也昭示了自己的独立意识。贝克特在中国艺术青年中获得的尊重是与他们在生活中的处境成正比的。经过这么多年的变化，中国的艺术青年发现其实在爱尔兰已经有人把“世界的荒诞”讲出来了，而这些正是他们正在经历的：世界仍在荒诞之中。其实何止艺术家，普通人的命运也与仍旧荒诞息息相关：

　　005年7月1日，运城市盐湖区北相镇西张贺村的李爱芳忽然接到丈夫张百望打来的电话。电话里的丈夫很着急，说回家的时候车子被交通局卓里稽费所扣住了，要求交465元的养路费。电话中李爱芳一直抱怨瓜卖不了，车怎么又被扣了。谁都知道这个夏天的西瓜只要3分钱一斤，465元，就算一个夏天所有的西瓜卖下来也不够罚款。当日下午，李爱芳上吊自杀。李爱芳选择的是一种传统的自杀方式———用一根绳子了结自己的一生。21世纪，那种笼罩了上个世纪100年的荒诞感重新笼罩在我们周围：生命的价值只等同于2分钱。

　　00年后的我们再次阅读贝克特的时候，我真不愿意，我们面对的还是这样一个荒诞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