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贝克特总是要冒很大的风险

　　一方面，贝克特在中国的影响远没有他的“戈多”名声响亮，另一方面荒诞派在中国始终不是主流，即使他影响了中国当代戏剧创作的大部分艺术家。不过没有关系，纪念有时候只是梳理，可以让我们看清楚我们自己的境遇和处境，或许还能发现新的道路。当然有些一相情愿，因为在中国这样一种戏剧环境中，要继承没有继承，要发展谈何容易。

　　戈多是80年代的中国偶像，也是那个时代反抗意识形态戏剧的一个依托和借口。只是意识形态戏剧到现在本身已经是荒诞的了，我们基本可以看到一个扭曲的远离戏剧的灵魂，在真实中愈发荒诞和离奇。不过我们倒真的没有必要为此感到悲哀，一是不值得，二是“早死早托生啊”。小丁在《一个戈多，三个等待》中重点分析了戈多在中国的三个不同版本的实验，想从中找到戈多在中国的“发展状况”。文章比较诗意和感性。当然这是一个艺术家的态度和方法，不是官方的定论，也不是批评家的惯用的手法，我希望读者能够从里面看到中国当代导演在处理同一题材的时候所显示出来的个人风格和时代兴奋点。另外一篇文章是本人的一点思考。关于贝克特这个话题，难就难在它涉及到20世纪精神走向，所以深入的探讨简直就是攀登一座珠穆朗玛峰，况且前人的定论和研究也足以掩盖所有的事实。我做了回避，只是从几个片段中远距离观察它。

　　在我看来20世纪的荒诞不仅是戏剧的荒诞，也是人类生存的荒诞。在贝克特之前人们用不可思议来代替，在贝克特之后这个不可思议的状况有了一个具像的词语：荒诞。那么21世纪呢？不幸的是，作为20世纪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它已经深深地印在了我们的血液中了。更大的荒诞就在我们眼前，只要你看，就会发现。

　　在“艺术简报”中有一条值得喜欢剧场的人关注。那就是剧场导演罗伯特·威尔逊的《珀尔塞福涅》。这已经是一部魅力长达11年的作品，也是一部华丽的视觉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