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后的创作生命将在舞台展现”

　　新京报：20多年前，于是之和朱琳演出了两个人的话剧《洋麻将》，20年后的今天你携手冯宪珍演出《SORRY》，应该说这次合作十分难得，能谈谈你当初的想法吗？

　　焦晃：其实想法也很简单，因为有难度，有挑战，并且能与北京坚持剧场艺术的艺术家合作，这样的工作很有意义，于是我就答应了。其实我对北京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是我出生的地方。我不认识北京的胡同，但我喜欢北京人。像这次排戏间隙，我在胡同里遛弯，有时候看到乘凉的老头，我会主动上去搭讪，好像不认识的老熟人一样。

　　在北京，我可以这样，在上海的弄堂里，我就不会。客居外地多少年，一想来就冒眼泪。

　　我在外边碰到来自北京的同行，每次见到他们说想看我演的话剧，对我很关心。于是我想找机会报答他们，报答期待看到我演出话剧的北京观众和北京的朋友们，这种情感是真实的。

　　新京报：看到您头发染了，很精神。这次排戏的感觉怎么样？

　　焦晃：这个戏难度很高，节奏、速度都很快，不用力恐怕不行。如果用挑水来比喻演戏难度的话，这个戏就是我上来一口气要挑18担水。角色要求演员在体力上、意志上、外部技巧掌握上，都要费大劲。而且只有两个演员，既要把握舞台节奏，又要在剧场里形成一个集体，这种创作很辛苦，但话剧创作是很耗费心血的，我的年纪大了，恐怕以后不会演出更多话剧了，因此很珍惜这个戏。

　　新京报：《SORRY》是一部什么样的戏？

　　焦晃：《SORRY》深刻的台词是值得玩味的，这部戏反映了对人的研究，人要不断地反思自己。是喜剧但透着伤感，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俄罗斯戏剧作品。

　　新京报：你在这部话剧里扮演的角色比你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几十岁，你是怎么完成的？

　　焦晃：舞台是靠人物体现的，有难度才有意思啊！比如这次我扮演的人物，实际只有四十多岁，一上台，我的血脉，我的思想模式，我的呼吸都要倒转二十年，不是外在形体，而是心灵上的，我要让这个人物从我的身上长出来。

　　演戏的时候，演员和观众的见面是创作真实，演员只有感受角色，把“假象”演得像真的一样，而且一定不要去捅破这层窗户纸，这样才能让观众有回味，想念这个人物，才能成功。作为演员，“非我，非非我”是一个境界，创作人物不是简单的自我表现。我是学院派培养出来的，我始终坚持斯坦尼体系，我是他的忠实的追随者和实验者，人物创作就是我的课题。

　　新京报：这次如何想到和冯宪珍合作的？听导演查明哲说，在《SORRY》里能看到南北派演戏的差别，是这样吗？

　　焦晃：冯宪珍是一个专业优秀，很有激情的演员，她的表演技巧非常精湛。我们在1984年就认识了，当时有一个合作机会，但后来戏没有排成。这次知道是与她合作，感到很高兴。但要说我们的演技是否有“南北”之分，我想可能是一种按照地域的界定。从表演上来讲，更多的是演员个人的创作习惯和表达习惯的不同。我觉得是不能用简单的“南北”来界定的。比如我更注重形体的塑造，她会将我的这种注重表现在台词上，可能只是这些细微的不同。

　　“如果不是百分百地投入，我会痛苦而死”

　　新京报：你的影视作品也有不少，在你看来影视表演和戏剧表演的区别在哪里？

　　焦晃：电影是依赖机器存在的，导演可以通过前期的拍摄和后期的剪辑来完成表达，而戏剧舞台上的演员要靠自己的表演来解决摄影机的作用和导演的那把剪刀（剪辑）的作用。而且演员在舞台上会和观众直接交流，产生相互的作用，这是电视电影的表演体会不到的。与影视创作相比，我更热爱舞台。我想我最后的创作生命会在舞台上展现。舞台表演是我这一生中主要的喜悦来源，从事创造性劳动的喜悦没有什么能够超过它了。

　　新京报：演舞台剧更过瘾？

　　焦晃：演戏的投入和苦恼不等同于过瘾，舞台创作能够带给我满足，但“过瘾”二字不是我的语境。戏剧对我来说不是一种娱乐或是消遣。

　　新京报：你从事戏剧表演这么多年，演了那么多戏，能记住自己哪场演得好吗？

　　焦晃：重要的我都记得。

　　上次《正红旗下》来北京演出，我就知道我的第一场演得不理想，可能是第一次进入某个新剧场，需要适应，而之后的第二、三场就明显好多了。

　　对我来说，演戏的内部感觉没有一天是一样的。我在一个地方就会记得第几场好，假如说我过去演戏六场里面有二场会比较好，我会很兴奋，有两场不好，会比较惭愧，会睡不着觉。戏剧创作一定要精细，像数学家一样研究问题精确细微到小数点后两位，当一切构成都精致了，这个戏就会百看不厌。我每场都会百分之百地投入，如果不是，我会痛苦而死。至于印象最深刻的演出在1986年。

　　当时在上海有一个莎士比亚戏剧节，我在其中的一次早场演出中演得非常好。因为头一天的录像场没有演好，我一宿没睡觉，心想肯定是完了，但没想到那场演出最好。我甚至能感觉到我的情绪在剧场里蔓延。

　　“我不了解市场，但话剧的票价一两百元足矣”

　　新京报：能不能谈谈你对目前北京和上海的演出市场的看法？觉得有什么不同？

　　焦晃：北京戏剧市场现在没有上海的好。可能这也和北京观众没有预购票的习惯有关吧，但上海就不同了，比如不久前我在上海演出《简爱》的时候，因为突然得了角膜炎，只好宣布退票，但当时的票房已经卖了50多万元了。而且令我感动的是，退票的人数一共只有30个，他们都表示一定要等到《简爱》再演出的时候来看。

　　新京报：听说这次《SORRY》的演出是国话和剧组主创共同投资完成？

　　焦晃：是的，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不喜欢的戏，给我多少钱都不演，我不计较钱，从决定排这个戏开始，我就没想过会挣多少钱。我们演员都不拿酬劳，反而自己出钱，而且我反对把票卖得很贵，话剧是属于知识界的，卖得很贵把观众都赶跑了。演员的身价不应该体现在票价方面。

　　就像这次我们的票价不高，比一般演出还低不少。我希望有更多真正热爱话剧的观众能够走进剧场。

　　新京报：那在你看来，话剧的票价应该定位在多少？

　　焦晃：我不了解市场，但我认为一两百元足矣，反正一张票如果几百上千元肯定不行。话剧是靠滚动传播的，演员可以多演几场，辛苦一些，如果只演两三场是达不到效果的。这是个道理，如果票价低一些，就会有更多人来看。

　　演员辛苦没什么不好，如果能够多演，其实是把一个城市的文化窗口打开，没有剧场演出的城市是没有色彩、很寂寞的。

　　新京报：以你的经验，年轻演员具备哪些素质才能成为好演员？

　　焦晃：现在有很多优秀的年轻演员，很多演员都很有激情，看得出他们在努力做自己的课题。现在的时代和我年轻的时候已经不一样了，年轻演员面临的局面都不单纯，所以更应该注重自己的积累，要更坚定一些。

　　新京报：既然你说艺术生涯不会很长了，在北京演出完《SORRY》之后还有什么计划吗？

　　焦晃：《SORRY》还会去上海演出，之后我还会再排话剧《简爱》。我希望这出戏也能来北京，因为这里是我一直惦念的地方。

　　采写/本报记者天蓝

　　记者手记

　　戏剧界历来有“北于南焦”的说法，北于，自然说的是北京的艺术大师于是之，而南焦，指的便是上海演员焦晃。如今，他也已步入了古稀之年。在北京再次见到焦晃，是在即将演出的俄罗斯大戏《SORRY》的排练现场，与两年前在《正红旗下》剧组见到他时一样，依然精神矍铄。于是我问他：“焦老师，您到底多大岁数了。”“很大很大了”，他像老小孩一样“调皮”地回答道。

　　导演查明哲告诉我，焦晃在台上排戏投入至极，这种投入有时十分可爱，比如演戏的时候如果前排的观众有人在讲话或是做动作，他虽然在台上不说，但下了台就会冲工作人员大喊：“这个人是干吗的，是来看戏的吗，把他轰出去！”这倒让我想到了前段时间的小提琴家穆特罢演事件。于是我向查导提出了我的一系列疑问，比如演出《SORRY》的时候老人会不会像孩子一样发脾气、比如年龄大了忘词怎么办，比如演出时会不会体力透支，查明哲瞥了我一眼，自豪地摇着头说，“不会，他是真正的表演艺术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