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媒体放映场的《绝代艳后》在放映完毕后得到现场一片嘘声。法国人气坏了,一个历史上重要的革命、上断头台的事件,被索菲亚·科波拉(Sofia
Coppola)拍成了美国小女生的派对喧闹史,于是媒体得到机会,不是中途离场,就是在离场时大嘘剧作者和选片单位。
昨天,放映墨西哥导演阿加多·冈萨雷斯·伊纳里多《巴别塔》时,竟然放错拷贝,媒体在第一时间便发觉了,顿时口哨声此起彼伏,大家都聒噪起来,鼓掌、喊叫,务必要放映师知道问题所在。
出现在戛纳电影节上的媒体们俨然是一个现象。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他们决不甘做沉默的大象。这里面有众多白发苍苍的老先生老太太,有的甚至拄着拐杖,但是身上仍是大包小包的材料背着。你一问他们,大部分都是参加了二十年、三十年的戛纳电影节,但是热情一样不减当年。
因为来得久,他们也养成了各种习惯,比如德国媒体喜欢坐在最前面(第三、四排左右),可能是因为喜欢华格纳式的壮美画面吧。英国人和美国人喜欢在大厅中间,耳听四面,眼观八方,并不太靠近屏幕,也能保持一定客观。
靠近过道的座位是摩洛哥人、俄罗斯人、土耳其人成群结队争抢的对象,因为进可攻,退可守,电影一沉闷或没有看头,可以立刻脚底抹油,溜之大吉。
加拿大人喜欢坐倒数第二排或第三排,既与美国人区分开来,又可以彼此占位子,不至于迟到时流离失所,四处找不到位子。
老先生老太太喜欢靠厕所的位置,方便观影中膀胱乏力时可就近解决。
每年到戛纳,一看到这些熟悉的面孔、熟悉的观影态度,心中仍有感动。影片放映前,场中一片闹哄哄,但当戛纳片头圣桑的《水中组曲》音乐一出现,全场便一片宁静,带着点庄严和虔诚。不知何时开始,有人想打破这种肃穆,带头在鸦雀无声时学狼嗥喊着“拉乌——”,总会有人呼应,博君一笑。
尽管看门警卫愈来愈严,天天仔细检查记者背包中有无携带摄像机、照相机或用检查棒四处搜身,媒体仍有办法将一大堆照相机带入场中,在圣桑音乐的戛纳红地毯片头中拼命闪光纪念。
有些事情成了规矩是不会变的,好像媒体看电影的虔诚态度——不容许有手机铃声或手机会话,不允许拿塑料袋唏唏嗦嗦的吃东西,不允许讨论剧情,如果有人触犯这些规矩,周遭的人会大声制止或出言不逊。我有一次甚至看到一位先生因坐在后面的人老踢他的椅背,气得拿起杂志回头打人。这么虔诚,却也常有体力不支者,频频点头如捣蒜,甚至会呼声大作,这时候旁边的人又特别宽容,只是微笑。
每天参加早上八点半放映场时,沿路会遇到一些专程来戛纳的影迷,他们举着英法文对照的纸牌,上面写着“有多余的票吗”。好像这样仍没有把握,他们还会埋伏在四周路口,坚持不懈地问每一个过路人有没有票。有时,也许等上一个早晨,也是惘然,他们却仍然甘之如饴。
一到夜间,戛纳便会出现另一批人群,多半是衣香鬓影、穿长礼服打蝴蝶领结的公司老板和他们的,嗯,情妇,女的多半高挑长腿,胸部挤得快爆出来。他们来看电影,但更像是希望别人看到他们,一般来说,他们看完片还要到各种沙滩派对上混到凌晨。
不变的事多,变的事也多。今年,电影的“性”胃口愈来愈大了,长时间繁复的性场面简直是家常便饭。性场面越真实,电影会越好吗?我看未必!只是苦了我们这些观众,几乎看什么电影都被性骚扰,和装神弄鬼一样讨人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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