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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是一个脾气暴躁的“愤青”
新京报：《东京审判》吸引你的原因是什么？
刘松仁：导演高群书很狡猾，他叫我来演这场戏的时候不是说故事，而是说我们应该为国家出点力，因为国家主义民族情感高于一切。让你感觉这是中国人应该做的事，很有正义感。一番话听得我热血沸腾，我立刻就答应了，甚至连剧情都还不知道，所以我一直说我是被导演骗来的。
新京报：据说你对与你演对手戏的演员十分挑剔。
刘松仁：刚出道的时候我的确很挑剔。 那时我把创作的位置放得很高，当我很难得有一个想法、有某种情绪想要表达的时候，我会要求周围所有的人包括导演、演员去配合，因为我觉得自己的创作是很重要的。
新京报：所以你当时有一个外号叫“愤怒青年”？
刘松仁：年轻的时候在拍摄现场我是会骂人的。在我集中精力创作的时候，人家如果打断我我就会骂他。那个时候我的每根筋都绷得很紧，谁碰我都会让我暴躁。但是离开这个环境之后我就什么都没有了，没有架子，没有看不起谁。
新京报：别人会接受吗？
刘松仁：有些不会接受，但我不管。因为当时我不会把人放在主位，而是把创作放在主位，为达到一个效果我不惜牺牲所有东西。这就是我在那个时候的工作方法，当然我也不能说这样就好，杨佩佩就对我说过，“如果你在现场不是这样子，那么你就完美了。”她就是说我在现场脾气太大了。其实不是我故意的，只是在当时我控制不了自己。但是现在我不会再这样了。
新京报：为什么？
刘松仁：你在年轻和年长的时候看待事物的角度是不同的，所以你对对方的要求也是不同的。我20岁的时候追求的女孩子一定是很完美的，到30岁的时候这种要求是会剪掉一些的，到了40岁、50岁你的要求会越来越降低。慢慢年纪大了，你会发现你的想法中所谓的好只是比差的人好，其实你自己并没有那么了不起。你就会变得包容，即使别人无法配合你也会妥协，不再执着。
高兴你喜欢我的戏，但不必了解我
新京报：1971年你报名艺人培训班的时候似乎并非出于对表演这个行业的热爱？
刘松仁：到现在我也觉得自己不应该进入这一行，因为除了拍戏，我不喜欢面对镜头，不喜欢拍照，不喜欢访问，不喜欢这个圈子里的任何事情。但是冥冥之中又让我干了那么多年。我一直觉得跨入这个行业是我个人的一个悲剧，也是对我自己的嘲笑。
新京报：曾经想过放弃吗？
刘松仁：我在训练班没毕业配音间就抓我去配音，但是我不喜欢配音，我喜欢妄想，所以我就躲起来。但是戏剧老师说我可以去做演员，想与我签约。但我不愿意签约，因为当时签约只有500元钱，很少。半年后我觉得自己没有进步就离开了。一年后一个老师碰到我，他说有一个角色很适合我，而且是主角，我就又回去拍戏了，没想到一直做到现在。很奇怪的。
新京报：观众觉得你与同时代的香港演员不同，比如郑少秋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你觉得自己的特质是什么？
刘松仁：从我一开始进入这一行，就看到一个现实：如果你想有戏拍，那你就要跟这个圈子里的一些人亲近，因为他们会给你机会。但是如果我做那种人，我就会失去我自己。在这个圈子最难的事就是你一直保持自己的性格，如果没有这个性格你就没有生命。这么多年我没有把怎么演戏放在第一位，而是把保持个性放在首位。也许这正是我的特质，这种特质让我特别，无可取代。结果最多是人家不喜欢你，但是你不会不存在。高兴你喜欢我的戏，但是你们不必了解我。
合作过的女星就像我的10次恋爱
新京报：香港与你同时期的演员大多都“上岸”不再拍戏了，是什么使你一直坚持拍下来呢？
刘松仁：上天很眷顾我，让我一直都有很多机会，那么下一步我要做的就是回报。说上天对我好并不是说我赚了很多钱，钱我没有赚很多，但是他一直让我有工作可以做。我现在是抱着一种报恩的心态，有获得就要有付出，不然他不完整，不平衡。获得和付出都要学很久的，有很多技巧和心态上的调整，这是另外一个层次的境界，不是你们年轻人可以完全理解的。
新京报：这么多年你与N代的女星都合作过，从最早的汪明荃、赵雅芝、米雪到现在的新人，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吗？
刘松仁：我不能去比较。打个比方，我交过10个女朋友，她们都在我的生命里帮助我成长，让我感受和明白许多事情。与我合作过的女演员其实也是这样，她们都有各自的优点，处理方法不同，性格不同，但是我与她们都谈了一场恋爱，给她们做比较是很不公平的，她们在我的生命里都占有了一个无法复制和替代的位置。
新京报：与你合作的青年演员会经常向你讨教吗？
刘松仁：会，但是我是要收学费的。不过收多少钱并不一定。有一次在天津拍戏时有一个女孩想问我问题，但她只有很少钱，她就一分钱，两分钱的付费给我，我也照收。
新京报：为什么要收费？
刘松仁：我要让你记住，我的经验是很值钱的。收钱也是想让他们重视我说过的话，这样他们也会印象深刻。当然还有就是觉得好玩，不过我已经很久不收费了，不然今天你就得付费给我（笑）。
香港电影的本钱已经花光了
新京报：拍了这么多年，感觉现在香港影视行业的发展与以往有什么不同？
刘松仁：我经历了香港影视行业发展最辉煌的时代，那时有很多对这个行业充满热爱的年轻人加入进来，投资人也都是本着创作一部好作品的意愿出发。不过在赚了钱之后，投资公司的高层就变成了生意人，影视作品就变成了一个商品。不过现在我们还有本钱，但是总有一天我们会花光的。现在香港电影的已经花光了，已经变成一个穷人的孩子需要靠自己重新站起来。
新京报：现在香港与内地的合作日益频繁，你也拍了不少合剧，怎么看这个现象啊？
刘松仁：内地往往会花很多的时间才能完成一部作品，讲究质量，香港却是效率很高，包装得也很好，两者结合起来本应该形成一个很好的局面。但是现在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感觉香港的从业人员要付很大的责任。因为他们进入内地这个市场卖的不是自己好的方面，而是快，灌输的思想是效率高就等于赚钱，而不是从创作出发。韩国现在有能力发展到让全世界去看他们的电影，我们国家很大，人口众多，但是发展的空间却越来越小，但却总在说自己的好，可怜啊。
新京报：你平时会看国产的影视作品吗？
刘松仁：不喜欢看，自己的也不看。很多所谓的好电影我看完了都觉得是在浪费时间，但我喜欢看记录片。
新京报：你知道自己的作品哪一部在内地最出名吗？
刘松仁：难道不是每一部吗？（笑）
新京报：之前我们在采访与你同时代的演员他们都会说，“千万不要说是看着我的戏长大的。”如果现在我这么说你会怎么想？
刘松仁：有一次在拍戏时我从车上走下来，一大群小孩子全都跑过来，我一看都是小学生和中学生，本来还挺开心的，结果有一个小孩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我妈妈的偶像啊（大笑）。
■记者手记
刘松仁在与剧组签约的同时都会提出一个附加条件：拒绝媒体访问。一是因为他生性害羞，二是有意与观众拉开距离，保持神秘。虽然这次采访刘松仁笑称是“导演高群书用国家、民族情感高于一切的慷慨言词把我骗来的”。
采访开始，当我把录音笔放在松哥面前的时候他立刻问我：“要录多久啊？”然后对着摄影记者说：“还要拍照啊？”眼前这位香港影视界的“常青树”果然不负“害羞”的盛名。不过当我们交谈起来之后，我才发现，在他留给观众绅士般温文尔雅的形象底下，隐藏着一股“愤怒青年”的暗流：他在片场脾气会坏到骂人，他对自己表演的自信会让对手感到“盛气凌人”，他会发出“中国电影已经把本钱花光了”的愤慨，他会说进入这个圈子是自己的一个悲剧。随着年龄渐长，如今他对周围人和事物的看法已经慢慢改变，但是正是当年这个“差一点就完美”的“愤青”，成就了他的特质和曾经的辉煌。
记者 孙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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