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第一部大银幕作品《东京审判》，高群书喜欢用“新主流”来称呼这部电影。这个称呼的目的很明显:将这部“反映重大历史题材”电影和“主旋律”区别开来。而在网上，网民们更愿意将《东京审判》称为“第一部民间主流史诗大片”。

　　接下《东京审判》之前，这个描写1946年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28名战犯的审判的本子，已经在圈子里周游列国近一年。开始接到这个本子时候，导演高群书并没有想拍，一是因为他是一个“圈外人”——他是电视剧导演，从来没有导演过电影;二是觉得剧本写得太“主旋律”。但之后，他偶然在一个论坛上发现了当年在东京审判中唯一的中国法官梅汝在去世前说的一句话:“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这句话引起了他对梅汝这个人和这段历史的兴趣。在研究中，他发现，“我研究资料，这个事件是当时国际上最大的事件。一个日本记者当时记录得非常生动，美国人说什么、苏联人说什么、中国人说什么，都记录得非常详细。但是我查中文的资料，反而很少有这么详细记录的，中国人写的东西，大都是些观点”。

　　所以，高群书说，他要:“像《万历十五年》一样，展现一段有关亚洲，有关中国不容遗忘的真实历史。”

　　《东京审判》这种“重大历史题材”，其实并不容易拍，高群书必须要处理三方面的关系:影片的重点放在什么方面，是审判过程还是梅汝其人？怎样看待这段历史，既不陷入民粹主义又不陷入泛人性论的陷阱里？怎样把握影片的基调，既不是无责任地戏说历史，又不成为对史实的枯燥陈列而失去票房价值？

　　“关键在于‘度’。”这是高群书的总结。作为导演过《征服》、《危险性游戏》这些收视率不错的电视剧导演，在他看来，中国目前缺乏的不是文艺片，不是大片，更不是主旋律片，而是真正的像电视剧一样能够吸引观众的主流商业片:“我一直觉得，中国电影的生态很不健康。好莱坞电影是有责任感的，但是很多中国导演却不屑于这样做，而是沉浸在个人的喜好里，觉得非如此不能成为大师。主流价值观这块的责任，现在其实是放在了电视剧里。”

　　高群书说:“好莱坞主流电影往往包含三个要素:一是被政府和民众认可的主题和主流价值观，像英雄主义、惩恶扬善、拼搏、奉献、牺牲等;一是演员阵容强大;还有一点就是好莱坞的叙述方式，一波三折。”

　　《东京审判》基本是按这些路数。像著名的好莱坞电影《纽伦堡审判》一样，高群书把重点放在审判过程中，最大努力地还原了当时的真实气氛:“东京审判是在一种很复杂的利益平衡前提下，麦克阿瑟抓住机会，把那些曾在东南亚和他作对的日本大将级人物一一列入第一批战犯名单;而国民党政府当时却对此掉以轻心，中国代表团是当时最没有准备的代表团，这也使中国代表团最后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在高群书看来，在这样的一种气氛中，中国人在远东国际大审判中，要争取的其实是“尊严”和“坚持”，这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所以在当时情况下，很多事情完全是梅汝个人的努力，他甚至说，不能严惩战犯，宁可蹈海而死”。高群书说，在梅汝身上，他看到了中国人的气节。

　　与《十面埋伏》、《无极》相比，《东京审判》的投资只有3000万元，但高群书完全是按“大片”的操作办法:影片表现的是1946年的东京，全部搭景拍摄，远东军事法庭更是按照原法庭1∶1的比例搭成，仅搭景费就花了将近1000万元。剧情安排也非常“好莱坞化”:一开场就是梅汝力争中国在审判席上的座次，给观众造成了紧张的期待感。尽管全部制作费用只有3000万，却请来了林熙蕾(林熙蕾博客,搜索林熙蕾)、朱孝天、刘松仁、曾江等众多明星，高群书承认，这完全是为了电影的市场号召力，希望能用这些明星来吸引不同年龄层次的观众。

　　对市场如此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完全是一部由民间操作的电影。电影讲的是“重大历史题材”的远东国际大审判，资金却不是来自国家投资，完全是民间运作筹集。

　　两位主要的投资人:岳路和郑天华都是第一次投资影视，之前他们分别从事医药和化工生意，拿到这个项目书后，他们被这个题材所打动，出于对制片人孙昌平和对市场回报的信任，把原本准备开发其他项目的资金投给了这部电影。没想到，第一次“下海”，就遭遇到了骗子——原制片人孙昌平在资金没到位情况下就搭起了班子，在影片拍摄到1/3的时候侵吞资金逃走，如果不是导演高群书最后自掏腰包填补了亏空，两人只能得到一堆废胶片。影视行业民间操作的混乱和无序显然极大地让他们丧失了对中国电影的信心，何况，影片上映原定在5月黄金档期，却因种种原因推后。他们不知道投资什么时候能得到回报。采访中，岳路伤心地说:“这圈里水太深，今后我再也不涉足影视业了。”而高群书则苦笑说，现在两位投资人看到他的唯一一句话是:“我们不会赔得太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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