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王延松执导的天津人艺演出的《原野》很好，但想不到竟是这样的好，两年前看王导演的《白门柳》，看出了他的进行历史文化思考的胆识，3月22日看了《原野》在北京的首演之后，我真想给他送一顶“思想者导演”的帽子了。

　　更关注“生命无端的毁灭”

　　《原野》的艺术上的戛戛独创都源于导演解读戏剧文本。那几个陶俑类形象宛如古希腊悲剧中的歌队，乃是思想的形象载体。它们在戏中的出现可能过于频繁，让人应接不暇。但它们在戏的开场、戏的尾声和作为焦大星与黑子的以及仇虎本人的死亡见证人的出现，精彩绝伦。

　　《原野》序幕的舞台指示：“大地是沉郁的，生命藏在里面。”是的，《原野》既表现了生命的顽强生长，但也表现了生命的无端毁灭。王延松比先前的所有《原野》导演都更关注“生命的无端毁灭”。

　　《原野》原剧的焦大星、黑子亡死都放在幕后处理的，但王延松偏偏要把这两个死亡放到众目睽睽之下完成。八个陶编类形象面对焦大星、黑子死亡发出的叹息声、哀鸣声，撼人魂魄。在这个时刻，由八个陶俑组成的歌队在我心目中幻化为历史老人的良知。我甚至联想到了伯夷、叔齐在首阳山唱的那首歌：“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焦阎王杀害了仇虎的父亲，霸占了仇家的田产。

　　为了报这杀父毁家之仇，难道非得“以暴易暴”地将仇人的儿子焦大星杀了？

　　追问，反省，应答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曹禺提出了这个问题。半个多世纪过去之后，王延松以更尖锐的艺术形式提出了这个诘问。而以王延松在印在演出说明书上的《导演的话》里说：“在我看来，原野上的人一出现便够‘恶’的，以至于令人不安到最后……且看人性恶的种子是怎样被埋下的，又是怎样生长并且不可遏制的……令人震惊的不是仇恨本身，而是仇恨的不可避免。于是，就有追问，就有反省，就有应答。”为了艺术地再现自己的“追问、反省、应答”。王延松在舞台上创造了一个前所未见的《原野》第三幕。这里没有表现侦缉队正在围捕仇家的枪声，也没有被评论家们津津乐道的奥尼尔式的鼓声，这里只有以陶俑类形象手持的树枝象征的那片宿命的树林子，仇虎带着金子在树林子里奔突，仇虎最终把金子推出了诡异的林子，去寻找那个“地上铺着金子的地方”，仇虎举刀自杀，主要不是因为自知难逃侦缉队追捕，而是自知像他这样一个手上沾着无辜者焦大星鲜血的人，不再拥有去追寻“铺着金子的地方”的权利。

　　悲剧感最浓烈的《原野》

　　这是我看到的一出悲剧感最为浓烈的《原野》。

　　真正的悲剧是从仇虎错杀无辜之后眼睛里露出恐怖与恍惚的目光开始的。这一次不计后果的杀戮造成了一座心狱，让他担上了良心的重负。过去一些导演为了圆满仇虎的农民“复仇英雄”的形象，刻意淡化仇虎杀人之后的心灵震颤。而王延松的《原野》给予我的惊喜恰恰是，当仇虎“英雄气短”的时候，正是他的人性绰厉发扬的高潮，从而成了真正值得我们“高贵的同情”的悲剧人物，从而也把曹禺的人道主义以及《原野》推向了莎士比亚式悲剧的高度。

　　从此，我们对《原野》在曹禺创作以及在整个中国戏剧史上的地位，可能会作出新的估量。

　　□童道明（北京戏剧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