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虎藏龙》的“最佳外语片”始末

　　《卧虎藏龙》在2001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及“最佳艺术指导”(叶锦添)“最佳摄影”(鲍德熹)等奖。对台湾而言，最有意义的当然是“最佳外语片”这个奖项。

　　因为其它奖项的报名、入围、得奖，都是发行公司“哥伦比亚”报的名，只有“最佳外语片”是中国台湾报的名。

　　《卧虎藏龙》那年能代表台湾报名奥斯卡角逐并得奖，与我大有关系。

　　台湾每年都会找几位与电影有关的人士，选一部当年的台湾电影报名角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2000年11月的某一天，电影处找了电影导演黄玉珊，电影学者曾连荣、刘立行，还有文化评论者谢鹏雄及笔者五人，在下午五时半左右于新闻局电影处碰面。

　　负责这项业务的科长是陈德旺。大家先吃完了便当，就在一张小方桌前展开讨论。那一年共有三部影片被提出来角逐：张作骥导演的《黑暗之光》，中影公司出品、柯受良主演的《条子阿不拉》及李安的《卧虎藏龙》。

　　第一轮投票，《黑暗之光》两票(黄玉珊、刘立行)、《卧虎藏龙》两票(曾连荣、王清华)、《条子阿不拉》一票(谢鹏雄)。

　　《条子阿不拉》先淘汰出局。

　　接着开展第二轮投票。投票之先当然还要有一番讨论，那时，整体形势是倾向《黑暗之光》的。一方面是《黑》片非常“本土”，讲的又是弱势盲人的故事，同时又已经得了一些奖项，声势正盛。

　　我当时说：“《黑暗之光》的导演张作骥是我的好友，我当然认为它是一部好作品，但若论‘奥斯卡金像奖’的属性，则《卧虎藏龙》的题材与表现方式，应该比较容易获美国人的青睐。”

　　刘三行老师听我说完后表示：“清华兄这个论点，我可以接受。”

　　第二轮投票结果如下：

　　《黑暗之光》两票(黄玉珊、谢鹏雄)。

　　《卧虎藏龙》三票(曾连荣、刘立行、王清华)。

　　《卧虎藏龙》于是代表台湾报名参加了奥斯卡，并得了“最佳外语片”的殊荣。

　　牯岭街少年和李安太太的娘家人

　　我与曾西霸老师在1964年时，都在台北市罗斯福路上的“老成补习班”实习，准备考高中。

　　那时，两个毛头小伙子下课后，常牵着脚踏车，漫步在附近牯岭街的旧书肆，高谈阔论，构筑着年轻人的美梦。

　　好多年后，曾西霸才向我提到一件事，他说他那时中午吃完便当后，就会跑到他哥哥的公司去，喝碗绿豆汤，真是好不羡煞人。

　　他哥哥叫曾西江，公司就在离补习班不远的牯岭街上。合伙人则是李安的丈母娘。

　　曾西霸回忆说，李安的老丈人在经济部服务，经济部就在南昌街上，离补习班、牯岭街不远。李安丈母娘与曾西江合开了一家“钻探工程公司”，以地质实验等业务为主。这家公司一直到五六年前才结束营业。

　　李安的丈母娘一共生了一男三女，李安老婆林惠嘉是最小的女儿。曾西霸说，林惠嘉最像她妈妈。

　　当时，曾西霸才17岁，林惠嘉大约刚念小学，小曾西霸几岁，但因跟着曾西霸的哥哥曾西江叫“叔叔”，而也叫曾西霸“曾叔叔”。

　　那时林家一家住在台北市埤腹路(当年叫和兴路)的经济部宿舍里，曾西霸是少数去过她家的人，所以几乎是看着她长大的。曾西霸也是少数因李安的太太而认识李安的朋友。

　　婚姻是否曾经亮过“红灯”？总是难免会有的啊！

　　说到李安的太太林惠嘉，媒体都把重点放在李安在纽约的那段岁月。当时李安无所事事，不问家计，每天抽烟、看报、喝咖啡，十分苦闷。养家活口的重任自然就落在老婆林惠嘉的身上。

　　这段长达六七年的时间，对李安而言，虽然是“不堪回首”，却也蕴积出李安的能量。当这些能量一旦释放出来，也就沛然莫之能御了。

　　很多人问到李安这一段，李安总是以一贯的态度笑笑。至于老婆有没有怨言？婚姻是否曾经亮过“红灯”？李安也仍然是云淡风轻、四两拨千斤地一语带过：“总是难免会有的啊！”

　　李安太太是学“生物”的，跟搞电影整日埋首剧本中的李安，当然难有交集。而且她对电影工作几乎是毫无兴趣。

　　李安在纽约拍《推手》、《喜宴》，老婆、孩子、自己都粉墨登场，轧上一角。不是因为老婆孩子爱出风头，纯粹是为了省钱省事。

　　李安太太对电影的“外行”，从李安与曾西霸很私密的一次谈话中可以知道。

　　1993年，李安拍的《喜宴》，在“柏林影展”中与中国内地影片《香魂女》同获最佳影片“金熊奖”。

　　李安打电话回纽约家里，接电话的正是他太太林惠嘉。

　　李安(十分高兴)：“我得奖了！我得奖了！得了最佳影片金熊奖。”

　　太太：“哦！”

　　李安：“我的《喜宴》和大陆影片《香魂女》并列最佳影片！”

　　太太：“哦！这个影展是不是只有华语电影参加？”

　　无用之人所做无用之事，李安成事了！

　　李安的作品一如他的为人，平淡中自有真味。恰似白居易的诗，人人能懂，从不艰涩，更不弄玄虚，却绝不浅薄低俗。

　　1993年《喜宴》代表中影公司得奖，加以1991年的《推手》获“亚太影展最佳影片奖”及“金马影展”评审团特别奖。一时间，他成了“中影公司”的镇家之宝。

　　誉之所至，谤亦随之。他的风头之健，当然超越了台湾许多导演，遂也引发了一批影评人对他的批评(姑隐其名)，甚至说他的作品毫无艺术价值。

　　这时候，就可以见到他人格上的特质了。他在面对这些批评时，出奇的平静，而且自始至终面带微笑，不以为意。

　　在电视台接受访谈时，主持人念了一段别人发表在报刊上批评他的文章，问他有什么看法。只见他笑笑说(大意)：

　　“无所谓。看到或听到这些批评，反而让我觉得大有可能，因为还有很多值得努力去改善的空间。”

　　他为自己的创作定位，甚至说出“无用之人所做的无用之事”。这种胸襟与大度，放眼内地、香港、台湾，真是找不出第二位。

　　早期跟过他到纽约拍片的班底曾透露，李安是个爱家的男人。拍戏时不管几点钟收工，他一定回家陪家人，很少与工作人员去买醉作乐，彻夜不归。

　　他对家的重视与定义，与许多电影工作者不同。这种观点呈现在生活中，也反映在作品中，从《推手》、《喜宴》、《饮食男女》以降，乃至到好莱坞拍的《理性与感性》、《冰风暴》，甚至是同志电影《断臂山》，都反映出他一以贯之的对家庭的重视。这种对“家”的观念，不正是中国社会自古以降的伦理观点！说李安很“中国”，是绝对没有人反对的，包括老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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