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0月，阿根廷漫画大师、“大力水手”的创作者来到了北京。在这位用漫画思考世界、呈现世界的智者看来，北京有它美好的一面，而对所有的中国读者来说，大师的光临带来的是莫迪洛漫画新一轮的热潮。在莫迪洛离开中国之前，本报对这位漫画大师进行了一次专访，已经72岁的莫迪洛在访问中不仅回顾了自己的创作历程，更重要的是，他依然保持着一颗面向未来、面向希望的赤子之心。

　　莫迪洛（1932－），阿根廷漫画作家，当代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漫画大师之一，他于1960年创作的“大力水手”是动画历史上最著名的形象之一。20世纪70年代之后，莫迪洛创作了大量平面漫画，1992年，美国的国际漫画杂志《幽默世界》对来自46个国家的245位漫画家进行排名，莫迪洛排名第三。

　　北京令我联想到南美

　　为了我的工作，我喜欢看人，我不跟纪念碑说话，只跟人说话。一个城市里最重要的是人。

　　新京报：你对北京有什么印象？给往后的创作积累了新素材吗？

　　莫迪洛：北京令我联想到南美，我成长的地方———人们的生活方式，到处在拆房子，还有这里树的样子。去了故宫、天坛、长城，对我来说都是为我的卡通创作做“记录”。过去几天里记得最清晰的是故宫，还有一些餐馆、京剧。看到这里很多游客不停地拍照，又不是为了写书，只是为了留在家里做纪念，没意思。我到处旅行，但我讨厌当游客。为了我的工作，我喜欢看人，我不跟纪念碑说话，只跟人说话。一个城市里最重要的是人。

　　新京报：那么这次在北京跟人交流得多吗？

　　莫迪洛：很少，因为语言的问题。但幸运的是有很多认识我的人，上前来跟我说话，问我问题———像你。我一辈子都很害羞，都等着女孩子们主动跟我说话的。

　　新京报：在北京呆了近10天，对本地漫画家有何印象？对中国的漫画呢？

　　莫迪洛：来以前我谁都不认识。中国的漫画一直也没在国外发行，我只在几年前意大利的一个国际展览上看过一些中国作品。当时的印象是中国的卡通比较狭窄，视野不宽，很难看得明白。现在感觉开放多了，较贴近欧洲漫画界的宗旨———“为所有人作画”，而且现在国外也能看到中国漫画了。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都一样：沟通能减少问题、战争。我不认识你之前，你是敌人，互相理解以后，战争就不可能了。卡通是和平的工程，这是我创作的动力。我的画从不涉及战争、暴力、误解，只让人们发笑。至少我愿如此。

　　新京报：这样会不会陷入“逃避主义”，有逃避现实之嫌？

　　莫迪洛：有一种现实是我们已经知道的，我想借另外一种现实从前一种里面跳出来。面对杀戮、战争不断的国际局势，我试图寻找一个关于停战、和平的出口。这不是逃避主义。如果在当今这种现实里走下去，我们在自我毁灭，这个星球就无望了。我经常重复一句话———人要彼此信任，人性之间要彼此信任。我们应该回到一起，同甘共苦。但实现的路还很长。我希望的是一个世纪以后人们的话题里再没有战争，到那时候人才能叫真正进入“文明社会”。

　　新京报：你看到自己的书起到的实际作用了吗？

　　莫迪洛：我想有的。不时有许多人来向我道谢；我的书在各国销量都很好，包括中国，这是个好兆头———说明大家看懂了。

　　我自己的诠释是惟一准确的

　　没有字的卡通就没有口音，人人都能理解，这样我的书无论在法国还是中国都一样，真正“无国界”。

　　新京报：你从找到灵感到创作的过程大概是怎么样的？

　　莫迪洛：灵感是靠观察得来的，没有一闪而过的东西，专心下来，我经常花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才能找到灵感。我用脑子创作，但要依靠电脑技术做设计。我用强烈的颜色，颜色代表情绪。每幅画我都很用心，要画很多次。你看，这一幅画你可能只用10秒就看完了，但这次出的10本书，我整整花了38年才完成！

　　新京报：你漫画的一大特点是没有文字解说，这样做的初衷是什么？

　　莫迪洛：我的画里没有文字，因为我只懂西班牙语、法语、意大利语和英语；再说我的书在很多国家发行，没有字的卡通就没有口音，人人都能理解，这样我的书无论在法国还是中国都一样，真正“无国界”。

　　新京报：对无字的漫画，通常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诠释，你在漫画中是否只想表达一种意思，还是本来就有“留空”的意思，有多种诠释的方向？

　　莫迪洛：我会说我自己的诠释是惟一准确的，但我不排斥别人的理解，我喜欢有交流。

　　我寄希望于未来的一代

　　我爱多交朋友，但因此也徒增伤感：到了我现在的年龄，朋友们一个个离开。

　　新京报：你曾说过无论如何都相信未来———现在依然相信吗？

　　莫迪洛：现在我这么说，年纪上不大合适了。我想看不到我希望见到的了，但我寄希望于未来的一代。我想看到的“和平相处”，并非宗教上常说的“互相友爱”，而是“互相理解”。宗教上那层意义多少是自私的：去爱他人，是为了自我福祉；但“理解”是给予。我的幽默属于“给予”，我不为自己创作幽默。

　　新京报：你没有宗教信仰？

　　莫迪洛：没有。我只信仰人、信任我喜欢的人。“人”是可以碰得到摸得着的，宗教说的却是看不见触不到的———那不可能走进我的生命。我爱多交朋友，但因此也徒增伤感：到了我现在的年龄，朋友们一个个离开。如果我有信仰的话，也许就是有一天能重见到他们。

　　我从来不会低垂着双手

　　我住的地方不叫南美，而叫地球。我们现在坐在北京，北京在中国，中国在地球上，地球在银河系里，银河系在宇宙中。现在我能感到地球就在我脚下。宏观微观兼顾。

　　新京报：你感到现在作画与年轻时有哪些变化？

　　莫迪洛：现在我可以肯定我的卡通可以感动很多人，以前还不确定。比如中国那么多的人熟悉我的画，我很惊讶。于是我知道我需要更得人心。这样反而使我感到了恐惧，怕令人失望。

　　新京报：在你的画中能感到狂野与激情，会不会是受到南美环境的影响？

　　莫迪洛：不。我住的地方不叫南美，而叫地球。我们现在坐在北京，北京在中国，中国在地球上，地球在银河系里，银河系在宇宙中。现在我能感到地球就在我脚下。

　　我们该去模仿动物，动物从来不会犯错误，只凭本能生活。我画画的时候，技术除外，一向努力学着像动物那样，用本能去找灵感。你养猫吗？观察猫的动态很有好处。但猫能活20年，现在养的话，它活得比我长，以后就没人喂了。以前我也养过狗，还想养马，最想拥有长颈鹿！但那是不可能的。

　　新京报：你提长颈鹿，我就想起了你喜欢画长颈鹿。这种动物身上有什么特质那样吸引你？

　　莫迪洛：30年前我在一个地方呆着，从那时候开始发现长颈鹿的样子非常有意思，它们的大眼睛很有趣，它们的体态优雅、尊贵。相比之下，狗是人的奴隶，缺乏尊严，猫比狗独立、自由。

　　新京报：还发现你特别爱画有高度的形象。

　　莫迪洛：是的，我想给人一种“向上”、“上升”的感觉，我总是希望人的状态都在一个高扬的位置；我从来不会低垂着双手。

　　新京报：那你的主角都是圆乎乎的形象又是怎么回事？人人都有圆圆的大鼻子，连老鼠、叶子的线条也是“圆”的。

　　莫迪洛：哈哈，那是因为我想让我的卡通里面所有的形象都有一个“名字”，所有的人、动物都是“一家子”，大鼻子就是这个家庭的特征。

　　读者一看就知道是我的东西了。当然我也尽量设计得可爱一点。

　　新京报：你用笔下的动物喻人吗？

　　莫迪洛：我会让它们像人那样行动。人活着，动物和人共同生存在一个星球上，同样经历着生老病死。很久很久以前只有森林和动物，所有的灾难都是人引起的，我只想让世界显得美好一些。

　　幽默是恐惧里的温柔

　　我好比一个小丑，小丑也有低落、忧郁的时候，但他们用温柔的方式让人们发笑，因为他们热爱人类。

　　新京报：你曾提过你假想中的读者就是“人类”。也包括生计不保的流浪汉等人群吗？精神食粮对他们该多么奢侈。

　　莫迪洛：我确实不认为他们读得起。但我刚得知，中国文化的官员提议把我的400本书送到穷苦山区的图书馆去，我很高兴，也不要版税了。

　　新京报：你说过一句话，许多人都知道：“幽默是恐惧里的温柔”。怎样的亲身经历令你有这种感受？

　　莫迪洛：我的“恐惧”不是对自身死亡的恐惧———我死了，不可能说“我昨天死了”；这种恐惧是我目睹了周围发生的事情，为吃不饱的孩子，为在战火中受难、死去的人们难过。我感到需要某种东西去对抗这些负面的情绪，在我工作的时候就不会有这种恐惧了。也许是因为这样，我的生活里绝对不能缺少幽默，我绝不会去看缺少幽默的电影。比如说我就不喜欢MANGUS的电影，我觉得里面缺少了“温柔”；可是很多年轻人却喜欢，这不大妙。

　　新京报：目前你所接触的新一代的漫画家，你认为他们的方向跟你对幽默功能的阐释一致吗？你看得出他们都心怀“温柔”吗？

　　莫迪洛：我希望是这样。不过也有虽然用上战争、血腥的元素，但这只是用“黑色幽默”的方式来创作。有的漫画家只画政治漫画，也就缩在一个狭窄的圈子里，不思进取。我希望自己能继续进步，视野更宽一些，走得更远一些。我希望能从地球外面看进来，这只能是想像了。

　　新京报：你认为自己爱幽默是天生的还是更多来自后天？

　　莫迪洛：当然是后天，像你看到的，我自己并不是个有趣的人；我好比一个小丑，小丑也有低落、忧郁的时候，但他们用温柔的方式让人们发笑，因为他们热爱人类。我也热爱人类，想和大家分享快乐，尽管我并不算十分快乐。

(责任编辑：刘越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