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大年夜，我又在春晚现场度过。

　　从1990年我演小品《相亲》开始，每年除夕，我都是在中央电视台演播厅里度过的，算起来已经16年了。

　　现在过年对我来说，是要想方设法给别人带去快乐，但自己却快乐不起来。我很羡慕大家可以和家人在一起过年。没办法，我得对得起那些瞧得起我的观众，最起码我还得为农民兄弟服务，9亿农民兄弟，我得对得起他们。

　　拾掇拾掇我近些年来的春节记忆，都和春晚有关。

　　那个“惊心动魄”的年初一

　　1997年，就是香港回归那年，我上春节晚会，演的小品是《红高粱模特队》。那时候我媳妇大肚子，离预产期还有一个月。

　　晚会没开始时，我给我媳妇打了个电话，她说她正在包饺子呢。春晚一结束，我又给家里打电话，没人接，我就毛愣了。赶紧打电话找人，打了一圈电话才找到我老丈人，他说她上医院了。我问咋的了，他说她就挪了一下电视，肚子就不舒服了，可能是抻着了吧。

　　我当时就有点慌，就想她不是快生了吧，就连夜坐火车从北京往沈阳赶。在火车上，这心也安定不下来，不知道她进了哪家医院，就挨个医院打电话找。那时候我们一块好几个人的手机全被我利用起来了，你找这家，我找那家，总算找到了。

　　医生跟我说打保胎针了，我说，孩子要出来，还保啥啊，让她生吧。

　　医生说没我签字还不行，我就在电话里跟他担保，一切责任我来负……

　　这一路上，电话就没挂，一直在“直播”我们那俩孩子出生的全过程，几个手机都被我用得没电了。

　　大年初一凌晨四点三十七分，先出来个小男孩，又过了一会，四点三十八分的时候，姑娘也出来了，这把我乐得啊，一对龙凤胎！当时我就觉得老天爷对我太好了，我得到的太多了。实在不好意思，国家下这么大力气提倡计划生育，我却一下子就名正言顺地闹出俩指标。那时候就想，我可得好好珍惜，好好做人做事儿。

　　目前这俩孩子都长势良好。男孩叫牛牛，长得壮；女孩叫妞妞，长得俊。不过，我是个不合格的爸爸。孩子不大的时候，我老不在家，在家里除了他们妈就是保姆，都没怎么见过男的。我一回家，俩孩子看我就哭，不跟我在一起。等到会说话时，就以为我不是这家的人，儿子知道管我叫爸，他就说，你啥时间上我们家来啊，来我们家住几天吧，老这么说，就像我是来串门的似的。我平常和孩子老见不着面，作息时间不一样，我晚上回家，他们已经睡了；我中午起床，他们又上学了。和孩子也玩不到一块去，他们想去游乐场，但那种场合人那么多，我去了就出不来了。

　　这些年，我一直在外面忙活，家里都是我媳妇操心，大过年，也陪不了他们，心里想想这个，挺不是滋味。

　　曾被春晚三拒门外

　　别看我现在是春晚常客，每年都在春晚过年，可当年这两条腿要迈进春晚的大门槛，还挺波折，曾三次被人家挡了回去。

　　1987年，我在东北已经很红了，但一直没啥红遍全国的想法，也没那个机会。姜昆是我的伯乐。那一年，他带领中央广播说唱团到铁岭演出。演了第一场，姜昆发觉铁岭的观众有点儿不对劲儿。演了第二场，他忍不住问了，你们铁岭的观众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这些年全国各地差不多走遍了，到哪演出都是笑声、掌声、欢呼声不断，怎么到你们这，就没多大反应了呢？脸上连个笑模样都没有，是水土原因，还是脸上的笑神经麻木了？

　　有胆大的观众说，你们演得还没铁岭剧团演得好呢。

　　听了这话，姜昆就把我们找来，他们坐在体育馆的观众席上，看我们演。刚开始，20多位从北京来的艺术家还端端正正地坐在座位上，后来全笑得趴在地上了。

　　姜昆向我要了一盘带子，说要带回中央电视台推荐我上春晚。我没往心里去，也没当真，光顾着和姜昆、郭全宝这些名人合影，激动得连耳朵都颤抖了。

　　没想到，春节晚会真的来找我了，来人要我在房间里演一个节目。我说我给你们三张票，到体育馆看吧，那里效果好。三个人拿了票，也没看演出，扭头就回北京了。

　　经人点拨，我才知道，得罪人了。不过，他们还是把我召到了北京，但总是被打道回府。有一年剧团让我给春晚节目组送点礼，我买了10瓶茅台酒，坐火车赶到了北京。当时住的是梅地亚中心，从小到大就没送过礼，也不知道怎么送。到了那谁都不认识，不知道该把礼给谁。就在那住着，始终拉不下这张脸。我认为礼这个东西,是感情处到那儿了，你才能说这个话。你跟人不认识，人家就不要，这可咋处？所以始终就下不了这个决心。再想想，送也白搭，挺郁闷的，就一天一瓶，自己给喝了。到了第十一天，酒都喝光了，我就回去了。回去和团里报账，我就说全送出去了，其实都在我肚子里呢。

　　姜昆回去后，大力推荐我。1988年的春节晚会就决定让我上了。那年我参加的是哈尔滨分会场，节目是提前录的像。当时知道我要上春节晚会了，整个铁岭都轰动了，到处都宣传，记者也来采访我，该说的话我也全说了。大年三十晚上，我在电视机前面等着看自己，可都看得屏幕上飘“雪花”了，也没看到。我说怎么回事，这电视机不对，我就拍它，怎么“再见”了呢？

　　我心里直纳闷。当时还通知朋友了，说今年我上央视春节晚会了，在哈尔滨分会场，你们注意看。第二天，我只好跟大伙解释，说电视台可能给忘了，那个信号没掐进去还是怎么的……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录音不合格，纯属技术问题，临时给取消了。

　　1989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剧组又让我去。我准备演小品《老有少心》，这个节目曾经在东北连演几百场，老百姓特别喜欢。到北京审查时，也顺利通过了。可正排着排着，有位编导找我说，你这个小品好是好，可里面的东北土话太多，南方观众听不懂，怎么办？是不是改一改？我就问他，咋改？改成北京话？当时就觉着要出事儿，有点悬。人家说了，改成标准点的普通话吧。那时候离过年没几天工夫了，根本来不及改。人家编导两手一摊说，那没办法了。我知道说啥也没用了，就走人吧。

　　直到1990年，我终于如愿以偿上了春晚，从此也就一发不可收拾，年年在春晚过年了。

　　春晚，我不能当逃兵

　　过去是挤破头抢着上春晚，现在上春晚却变成了一种责任。

　　说心里话，上春晚是给别人快乐,自己不快乐。我们是在为别人而过年。这些年的大年夜过得相当累,挺闹心的，挺想躲开，顺顺利利地躲开春晚，这是我的真实内心。

　　有人跟我说，你要不上春晚，老百姓年都过不好。我听得出，这是抬举我的话。我没那么大能耐，不上这个晚会，老百姓他能不过年吗？他照样吃饺子，他照样关心春节晚会。中央电视台缺我一个人能咋地，人家才不在乎你呢。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自己能够左右春节晚会，这不可能，别说我，就算所有演员都不上，老百姓还得过年。

　　但话说回来，真要是不上了，观众那边没法交代。最起码我还得为农民兄弟服务，还有9亿农民，我得对得起他们呢，这点是应该的。要是真不上了，媒体也会写上半年不消停的文章来说你这件事儿。这也够闹心的。

　　有时候想想，以后等你不火了，你想折腾也没人找你了，那个时候就好好过平静的日子吧，心态或许也会平静很多。不过，现在你想呆着，你又能呆到哪儿去？上地窖都能把你给拽出来。一到春节，真想啥也不干了，好好休息一下。以前我想，春节晚会这个地方是个战场，宁可在这儿战死了，也不能当逃兵。现在我更觉得，超越自己是非常难的。

　　净想着这些，过年就成了过关，也没了过年的感觉。真正有过年的感觉，还是在小时候。

　　小的时候，我特别盼着过年。盼啥呢？就盼着吃点儿热乎的，盼着吃好点。过年就盼着吃呢，因为那时候生活苦，我小的时候很苦，吃都吃不饱，那时候就盼过年过节啥的，改善改善，吃几顿好的。

　　东北过年有年味。东北民俗过年要过到正月里呢，做豆包，包饺子，准备着正月里吃的。一年那点好东西，都攒到春节来吃。从年三十到正月十五这一段，这几天吃好的，剩下的时间，还吃过年剩的那些菜，从正月一直能吃到二月二龙抬头。最后吃没了，就剩个猪头了，到二月二吃一回。攒点钱，买点鞭炮放，晚上基本都通宵。这些都记得清清楚楚，过年可真是一年中最快活的时候。

　　那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近，没事就家长里短的。今天这个上那家玩一玩，明天那个上这家聊一聊。都相互帮忙，你有困难的时候，亲戚、邻居能帮你，家里缺啥过年的东西，都帮你凑到。那个时候有这么一种氛围。

　　过年那几天吃得是最好的，好吃的都放那时候吃，都吃伤了。现在不是了，现在是天天在过年，想吃肉就吃肉，隔几天就包一顿饺子，相对来讲，很多人连食欲都少了。这年啊，过得就没有啥新盼头了。盼头少了，年味就少了，人情也没从前浓了。

　　对我来说，过年的感觉就更淡了。演完节目，我就过了关了，然后就连夜往回赶。大年初一我儿子、闺女过生日，我得赶着给他们过生日。

　　正月里我都不出去，就跟家人呆在一起。很多人现在过年都去旅游，而我比较保守，比较传统，还在家里守着老婆和孩子，买点鞭炮、买点烟花放，再抽点时间会会朋友，今儿搁这儿聚聚，明儿上那儿聊聊，就这么着。

　　平平淡淡的，挺好。（本报记者尹欣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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