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演员郭德纲这两年“火”的有点“邪”。从不上电视、从不做广告,但是只要有他和他挑头的德云社的演员们在,位于南城的天桥乐茶园就场场爆满,位子要提前两周才订得上。有人专门从天津骑自行车来听他的相声,满场的人能被他说的失声而泣,曾经返场17次———“谁说相声不火”?刚刚三十出头的郭德纲就有这个自信。 台下的郭德纲一样招人喜欢,一双炯炯有神的小眼睛,内藏着聪明和滑稽,和他吃饭聊天时可装不了淑女绅士,因为经常有笑到“喷饭”的“危险”。举个例子,中午席间正听郭德纲高谈阔论之时,服务生上了一大盘薄脆,他会不动声色地说:“早点上来了,起的够早的这大师傅”,众人先是一愣,随后爆笑。大笑之时心中感慨,一个经历坎坷、遭了那么多罪的人,一个和主流相声圈格格不入受尽打压的人竟然能如此笑对观众、笑对人生,的确很“神”。 记者:很多听过您相声的人都不相信您只有30多岁,因为您的表演透着成熟和老到,这与您的成长经历有关吗? 郭德纲:我8岁的时候跟高祥凯先生学评书,同年和常宝丰先生学相声,每天早上四五点起来去河边喊嗓子,那时候练气的功夫一直影响到现在,一个下午说多少活儿也不觉得累。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先后在曲艺团、全总文工团说唱团、文化馆工作,期间还做过生意。1995年来北京,到北京发现了一个现实问题,80年代认识的朋友早就物是人非,谁都不管我,况且这是个很功利的行业,后来我选择了做生意,可是被几个挚友骗得分文不剩,有段时间非常落魄。 记者:落魄到什么程度? 郭德纲:当时特别窘迫的时候进了一小评剧团,老板一个月给一千块钱,可是唱了两个月,他一分钱不给,我想要是扭头走了,两个月就白唱了,我就坚持着,自行车胎扎了都舍不得补,坐公共汽车也要算好了怎么倒能省5毛钱。有一天晚上夜戏散了,木樨园已经没车了,只能往回走,一直从蒲黄榆走到我住的黄村,到家已经凌晨4点了,那会儿正赶上修京开高速,玉泉营堆了好多土山,非常难走,到了西红门桥那儿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边走边哭,可我发现到家的时候身轻如燕,原来轻功就是这么练的啊。 记者:您和一般相声演员的路数好像不太一样。郭德纲:当初来北京的时候也是想我要成名家、我要去上晚会,但是经过几次头破血流之后我明白了,这条路走不通,还是要靠自己,谁也不会平白无故给你这些。相声演员对相声的理解和目的是不一样的,有人拿相声当爱好,就是个玩儿,有人拿相声当命,有人拿相声当成一种挣钱的工具,和剃头、修车、修脚一样的工作。我们的老百姓太善良了,好多艺术家还没等学会就红了,如果真红了能为相声做点事也可以,但是很多人指望着相声发家致富之后扭过头来不管相声,还害相声。 记者:比起现在的新相声,好多人还是喜欢听传统相声段子,难道相声一与时俱进就不好听了?郭德纲:相声是要与时俱进,但不是有两个人下冰窟窿里救孩子,弄个相声表扬一下就叫与时俱进了,好多人把相声当新闻联播那么弄,听完相声我们就都拦惊马去?相声没有教育人的功能,现如今观众也是,谁花二三十块钱买张相声票说:“走吧,咱们去受受教育去吧!”看京剧《三岔口》你受教育了?看狗熊走钢丝你受教育了?看15个人骑一辆自行车你受教育了?其实相声就是一种娱乐形式,你进剧场就是找乐来了,你出剧场该干活干活、该还债还债去,相声不是救世主。 记者:很多人对相声的传承很担忧,但是又找不到特别合适的解决办法。 郭德纲:相声界不要总埋怨观众不懂相声、不爱相声、不支持传统文化,关键是你给观众什么了?拉一菜谱,700多道菜你就会一“拍黄瓜”,你还埋怨人家不爱吃,吃多了人家还闹肚子呢。吃饭的永远是没错的,观众永远是对的。 记者:在面对别人的议论时您想的是什么? 郭德纲:我能听好话也能听坏话,不过我不受别人左右,我就是一普通说相声的,你说我是大师那是骂我,你说我是狗屎也不可能。 我一直对自己的要求是:对观众要从心里去爱,要对得起观众,未必指着这几张票钱吃饭,但观众真是我的衣食父母。所以到了今天,都开演了还有200来人进不去,这是我们这么多年用心血换来的结果。我很满足于站在台上的感觉,哪怕20个人,他们能很认真的听我说相声,我能把他们逗乐了我就知足了。 记者:在挽救相声的道路上,光靠几个人的力量恐怕不够吧? 郭德纲:那也没有办法,我爱相声,我要救相声,相声正在一个十字路口,我们这一代人要是再不往下传承就危险了,我会尽我的全力。有人说“你也配?”我是不配,可配的人不干正事啊,他们眼睁睁地看着相声死,我看不过去,我先救活了再说,观众念我的好,如果他们再挡我的路那就是“蛐蛐挡神六”了。 记者:明年有什么设想? 郭德纲:设想挺多的,明年想搞一个德云社的相声科班,培养一些好的接班人。明年我们自己投资将启动一个中国曲艺资料库抢录工程,因为好多老前辈人走了也许几段相声就失传了。我们还准备做电视剧、舞台剧,捧自己的演员,我们还准备进行“不完全相声手册”搞笑巡回演出,在北京所有的高等学府都演一遍,让更多的人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相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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