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坛环节，费明仪在演讲中向电影学院的学生回忆了父亲费穆对自己的教育。

导演何平（右）为费明仪（左）颁发致敬证书。

费明仪为父亲费穆的影迷签名。

　　与其他评奖活动不同，中国电影百年名人堂除了关注活跃在影坛一线的电影人，同时也没有忘记那些曾经为了中国电影做出巨大贡献的人们，其中还包括一些已经故去的前辈。多位入选人的后人来到现场代替他们的先辈受奖，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从香港专程来京的著名导演费穆之女费明仪。

　　关于家庭：绝对没有桃色事件

　　新京报：研究费穆先生的电影其实一直被忽略的一点是关于整个费氏家族对其的影响，非常想听你来讲一讲您的家族？

　　费明仪：我父亲费穆是费家四个男孩中的大哥，由曾祖父替他们四兄弟分别命名为“穆”、“秉”、“康”、“泰”。父亲既是长子，又是费家的长孙。四兄弟中我的父亲是很厚道而平和的，按照惯常的审美标准，他不属于翩翩美男子，但是很稳重很成熟的样子；二叔费秉（费民彝）

　　性格非常耿直和刚烈；三叔费康非常好，温文尔雅而且非常善良；四叔费泰（费鲁伊）花样最多，而且我认为他是很英俊的，属于风流倜傥、才华横溢的那种。我父亲忙于拍电影；二叔在香港《大公报》有很繁忙的工作；三叔专心念书、功课好得不得了，是非常棒的建筑师；四叔不怎么读书但成绩很好，因为人很聪明，而且经常带我去见他新交的女朋友，我就做“电灯泡”。

　　我们家庭亲情是非常浓厚的，兄弟之间的关系也很亲密。他自己在电影界的名誉也是非常好。有很多人问过我他的私生活，说父亲和那么多美丽的女明星合作拍戏，是否有桃色事件？

　　我说绝对没有，虽然他和我的母亲是媒妁之言结为连理的。我不知道他们之间是否有真正的爱情，我那时候太小了，如果现在我一定要问问他。

　　新京报：你从小受父亲的影响应当是相当大的，可以说是生活在很优越的环境里，但是费穆先生的突然去世使得你依靠的人没有了，会不会比较消极？

　　费明仪：我小时侯是在非常被关怀的环境下长大的，是被宠爱的小女孩。很好胜啊，很任性啊，这些小孩子有的毛病在我身上都有，可是我想这种不好的本性都是被我父亲刚柔兼施的管教方式管了回来，否则我可能会变得飞扬跋扈或者不负责任。

　　我父亲不幸去世后，叔叔们担负起教育我的责任，我那时十五六岁，正是少女反叛期，如果说父亲启发我在艺术上的爱好并对我终身从事的音乐事业有很大影响的话，那么叔叔们真正在我生命中起到了很大作用，他们把我从消极、悲观甚至是绝望的状态中拉了回来，经受风雨考验，并灌注了我很多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

　　关于电影：在最深的地方思考

　　新京报：应该说费穆先生在这样一个传统家庭中长大，又是长兄要承担很多责任，选择干电影这行家里是如何看他的？

　　费明仪：电影在当时还是不被看作是高尚的行业，父亲最初也是在矿务局做会计工作的，由于对电影兴趣越来越浓，经常在刊物上撰写影评，后来自京抵沪正式入行开始做导演。他接受新思想而且他敢于尝试，这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当时祖母是费家的中心人物，就像《大宅门》里斯琴高娃演的那个角色，父亲最终说服了祖母走上电影这行。

　　他拍第一部戏《城市之夜》的时候是26岁，一直到去世时是45岁，拍的片子并不算多，不到10部，但是每一部都是有他的探索和想法在里面的。

　　《城市之夜》开始是在为贫苦人民说话的，由阮玲玉主演的《香雪海》是在为旧社会的女人说话的，之后的《天伦》是家庭伦理片，在那时候的社会家庭剧中他有他的期望和观点。然后就是《狼山喋血记》，我一直记得那个主题歌“东山有黄狼，西山有白狼”。1940年父亲还拍摄了一部很重要的影片《孔夫子》，那部戏我印象中父亲付出了全部的精力，拍这部戏他对孔子有一个新的评价，把他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来写，但是有很大困难，资金很难，但是拍出后有些“曲高和寡”。

　　因为日军进占上海以后，不与日本人合作退出电影界，他主持了上海艺术剧社，排话剧，像《秋海棠》、《红尘》、《浮生六记》、《梅花梦》等等，非常受欢迎。

　　现在研究费穆电影的人很多，但是关于他在“孤岛”时期的话剧实践方面的探索其实很值得关注，他的舞台剧的音乐是与戏剧平行的，音乐就是“第二演员”，因为镜头可以做特写，但是舞台上不可以，于是他就用音乐传达角色内心世界。他买了全套的莫扎特和舒伯特音乐，从舞台和音乐实践他的形式上的探索。我还保留很多当时的特刊材料，是临离开上海之前我藏在阁楼的烟囱小房间的一块砖头下面，几十年后我回去一看，哇，果然还在那里，兴奋得我拼命跳。

　　新京报：《小城之春》浑然天成，却是用很少的钱很少的人悄悄地拍完，未料到会被后人膜拜？

　　费明仪：那时父亲40多岁，那时的想法是尖锐和大胆的，他敢于拍出来。我在看《小城之春》中“玉纹”

　　和“志忱”的那种微妙而复杂的感情时是很吃惊的，我奇怪他这么懂男女的恋爱和感情，怎么和妈妈能够在一起？这是理解不了也一直想不明白的。我认为这个影片是他以往艺术思想的一个总结，他在这个地方刚好告一段落。很可惜的是，如果他没有那么早就去世，很有可能有超越《小城之春》的作品出来。

　　关于信仰：艺术很漫长，也会很辛苦

　　新京报：应当说你对父亲的电影的认知一方面是因为血脉相通的默契和理解，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艺术的共通性？

　　费明仪：我对他艺术上面的研究其实远远超出了父女之间的情感，我觉得他很值得我研究的。在那么久远之前，他有这些想法，到底是怎么来的？我小时候和父亲在一起时，因为年幼不理解，到了一个时期我忽然对父亲那时的言行与他电影的思考敏锐起来，我在回忆那个时候他在热衷于什么？在想什么？在对我说什么？我觉得他是在很深的地方思考，那有一个属于他个人不被打扰的世界。除了禀赋的原因外，我认为他敢于把自己的思考融合到影像中，他有一个很厚的根基在里面，所以是掏不空的。其实可能千言万语都不及他的一个简单的镜头传达出来的东西，这是令我非常佩服和崇拜的。

　　新京报：费穆先生曾在《天伦》的歌词中写有“大同博爱，共享天伦”，其实是在电影技术的背后，形式的背后，需要用一种近乎宗教信仰的精神来支撑他？

　　费明仪：是的，父亲没有宗教信仰，却最具宗教性。我小时侯会唱的第一首歌就是《天伦》的主题歌，“收拾起痛苦呻吟，献出你赤子心情，服务牺牲，舍己为人无薄厚。庄严宇宙亘古存，大同博爱，共享天伦”。这首歌对我一生的影响都很大。爸爸在世的时候他会拍很好的电影，但是同时他也会很辛苦，这是一定的，因为没有人会投资他的电影，假如是要拍《小城之春》这类的。

　　所以他讲得很对啊，他去世前的晚上对我讲的“艺术是很漫长的，也是会很辛苦”，说完这个话，我就去睡觉了，第二天早晨父亲走了。

　　■答谢辞

　　今天能够站在诸位的面前为我的父亲费穆领取这个奖项是令我非常感动的。费穆的电影能够跨越时代被这么多人提起并喜爱，我想他如果知道会非常高兴和欣慰的。父亲曾对我说过“艺术的道路漫长，而且辛苦”。我深受他的影响也走上了艺术之路，我不是继承他的事业，更多的是一种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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