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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片救市
我希望通过《无极》让媒体让大众对我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新京报：你最近用毛主席的一句诗词“战锦方为大问题”说中国电影在自己的市场上要占有一个重要位置，这个重要性怎么体现？
陈凯歌：具体地说，就是票房。虽然这几年国内票房逐年有进步，但是跟国民经济的整体规模比，电影所占的比例实在是太小了。在美国，电影每年可以有430亿美元的产出，我们现在不过是十几个亿人民币，不太相称。可以说部分是因为变革时代的诸多因素造成的，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是观众对国产电影的兴趣不太。
新京报：所以《无极》从一开始就是瞄准市场来的，冲着观众的兴趣来的，是吗？
陈凯歌：我确实觉得发展市场非常重要。我说这话并不惭愧。这么多年来，大家好像对陈凯歌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观念。我就是个知识分子，是个注重哲理的思想家，只能拍文艺片，只能揭示深刻的真理，其实不是这样的情况。我希望通过《无极》让媒体让大众对我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的电影一直有市场的考虑，因为这是我们的立身之本。说得严重点，就是存亡大事，这不是危言耸听。不是我有钱，能拍大片，就跟我无关，谁也不能置身事外，必须形成合力，一起发展，只有把市场做大了，才能谈到多元。
新京报：你觉得对于中国电影市场来说，怎样才算“做大”？
陈凯歌：我对自己的电影不做这样的预估，但是我和主管电影的领导表示过，如果中国电影能做到每年有100亿票房，也就是现在的五到六倍，就有可能容纳“多元”。但是在目前这个阶段说多元化是比较左倾的。
新京报：这几年能够获得高票房的都是大片，你同意“大片救市”这种说法吗？
陈凯歌：我觉得做大片在世界范围是一种时尚，是一种潮流。这里面有几个元素的大，一个是演员大，有明星参与投资就高；另一个就是制作规模大，也需要更多的资金。我们应该注意到电影产业潜移默化的变化，美国是电影第一强国，它对于题材的选择的取向会影响全球市场，它为了输出或推广技术，必须要通过大片才能形成一体化的趋势。因为小电影不能体现技术含量，所以就有了大片时代的来临。法国拍《天使爱美丽》的导演，他也在拍《漫长婚约》这样大制作的电影，你中国电影对此置若罔闻是不行的，所以做大片与其说是救市，不如说是顺应潮流。
新京报：但是对于中国绝大多数导演来说，几乎没有机会拍“大片”，拍大片还是少数人的“特权”。
陈凯歌：我同意。但是事情也会起变化。我觉得有时候观念的东西会对事情造成阻碍。举例来说，中国有长久的文人传统，表现在作品中就是清高自许，不入俗流。它有好的方面，但造成了局限，没有舍得一身剐的勇气。像迈克尔·贝这样的导演，30多岁，拍广告出身，他根本不懂什么是艺术，就是要在他的电影中给观众最强烈、最刺激的视听愉悦，因为他没有身份。
新京报：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没有身份的人在中国反而有可能拍出好电影来。
陈凯歌：身份是个负担，电影学院导演系的本科毕业生都有一个观念，“我要做艺术家”，这个观念就成了障碍，很多人都奔着电影节去，可是电影节的路很窄，几乎就是独木桥，金棕榈就那么一个。这些专业出身的年轻人什么时候把这个艺术家的身份放弃了，好电影可能就出来了。无视身份的状况下往往会创造奇迹。说不定就是你们这样的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没有身份观念的人，突然就拍出一个投资不大，但是创意十足极具商业冲击力的影片来。
一望无极
我当然是希望做到最大，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绩。从导演的角度讲，我能做的都做了。
新京报：回到《无极》上来，大家都把创造2005年票房奇迹的希望寄托在这部影片上，这会不会让你觉得压力很大？
陈凯歌：我刚才说中国电影要做大做强，落实到我自己，就是希望《无极》能取得好票房。我现在没有什么犹豫，事情做到这个份儿上了，只有往前走，往前冲，一往无前，能冲到哪儿算哪儿。
新京报：但是卖1.5亿还是2.5亿对你的意义可是大不同。
陈凯歌：我当然是希望做到最大，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绩。从导演的角度讲，我能做的都做了，包括接受你们的采访，但是从发行角度讲就是我所不能控制的，我现在只能讲一些指标，比如已经发行了470个拷贝，这是创纪录的；比如深圳前七天的票已经全卖完了；比如我们的预售票房已经突破1400万。从这些数字上看，我是很有信心的。
新京报：我和一些提前看过影片的业内人士交流过，大家都觉得电脑特效和摄影、美术、动作相比有一些差距，在影片的整体水准之下，你认为是什么原因？
陈凯歌：还是公司水平的问题，毕竟不是真正的美国公司做的，所以有一点缺憾，但是对于普通观众来说，这样的效果已经足够了，我不可能说做到满足电影发烧友的欣赏水准。作为一个香港公司来说，它能做到这样已经不错了，再高做不了了。
新京报：是不是和资金投入也有一定的关系？
陈凯歌：那肯定跟钱有关系。你想想《指环王》的单集投资是1.5亿美元，它用在电脑特效的投入就超过5000万美元，甚至更多。一分钱一分货。我们的总投资只有它的五分之一。
我心不老
虽然身体已经老了，但脑子还是小孩子的脑子，心还是小孩子的心，只要心不老，电影就不老。
新京报：制片人陈红告诉我说，这次你是给年轻人拍了一部电影。
陈凯歌：是这样的，这是一部鲜活、有朝气的电影，这些人物都是有朝气的，尽管有痛苦，有宿命，但是有朝气。年轻人抗击打能力比较强，虽然有时特别沉沦，但是他们生命力旺盛，可以恢复过来。这个电影就是这样的，年轻人都有这样的梦想，可以有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因为年轻，这就是一部关于年轻人跌倒了可以再爬起来的电影。
新京报：你了解当下年轻人的心态吗？
陈凯歌：《无极》是个无边界电影，不需要通行证就能进去，谁也别带着什么条条框框去看。现在的年轻人从来不把自己限定在一个范围里面，我常说这是一个电子游戏的时代，年轻人看电影不会关心什么朝代，什么善恶，他所获得的快感不是从观念里来的，而是从感受里来的。
新京报：所以说与时俱进是件很难的事儿，人一老，观念就老了，观念老了，电影也就不好看了。
陈凯歌：我觉得人老有两个特征，一个是爱钱，一个是怕死，我觉得两样自己还都没有。证明我还不老。
新京报：怎么保持年轻的心态呢？
陈凯歌：我觉得这个跟陈红有很大关系，你跟她聊天就会发现，她确实对我有影响。她不是一个理性思考型的人物，她是非常随机和本性的人，她诉说一个故事时，都是特别本能的，这就是年轻，换成一个成年人做一个决定可是深思熟虑大了，且琢磨呢。但是电影就需要感性、直观，说一个兵器，直接就冲过去了，除了陈红，部分也是我的天性使然。像黑泽明这样的人，80多岁拍出来的照片还有一点坏笑，虽然身体已经老了，但是他的脑子还是小孩子的脑子，心还是小孩子的心。这个才是立身之根本，只要心不老，电影就不老。
新京报：说到黑泽明，这部电影里面有向他致敬的意思吗？
陈凯歌：我觉得黑泽明是个不必神化的人物。他这人曾经割腕自杀，因为一部影片的失败，有人说他小心眼，其实不是的，因为他这个人特别有尊严，电影是永远跟尊严相关的，一个导演有尊严就能拍得长久。所以黑泽明确实是个榜样人物，他的东西不能不服气，有两个导演对我有很大的影响，一个就是黑泽明，另一个是大卫·里恩，《阿拉伯的劳伦斯》的导演。
新京报：大卫·里恩对你的影响体现在什么地方？
陈凯歌：1990年我在纽约重看《阿拉伯的劳伦斯》导演完全版的时候，大卫·里恩已经去世了，我连续七天看了七遍，一次3小时40分，中间还有幕间休息，我真的连看了七天，我是陶醉其中。在这部电影里你能看出一个导演的心可能有多大，这个心不是野心，而是愿心。我觉得一个最伟大的导演都是因爱而成，不是因恨而成。有的导演拍得也不错，但是电影里面充满仇恨，他可能成为巨匠，不能成为大师。大师就一定有爱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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