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罪

　　1.官商勾结，政治搅乱金马奖

　　2.评委派系斗争，导致评审不公

　　3.间接把台湾电影带上了绝路

　　最严厉控词：“我们给过金马奖尊重，但他们不要。金马奖在台湾电影中扮演过被尊重的角色，但现在它已经死了，并且把台湾电影也带上了绝路。”　———焦雄屏

　　控方

　　焦雄屏(台湾电影制片人)：

　　“《十七岁的单车》没有得到一个奖项，实际上是台湾电影人文人相轻带来的恶果。《十》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得了银熊奖，在金马奖上获得了很多提名，可最终一个奖项也没有得到，这是一件很荒谬的事。《十》的落马并不是金马奖的评委认为《蓝宇》和《榴莲飘飘》更好，而是评委之中的派系争斗让《十》铩羽而归。”

　　“台湾电影地盘本来就小，大家的心思更多地放在拉帮结派上。就像《十七岁的单车》之所以吃了鸭蛋，就是因为评审团中一个导演，因为在申请辅导金时进行了违法操作，徐小明(吉光电影公司总经理)对其做出了指责，于是就在金马奖的评选上对我们陷害。”

　　“一两个人的无聊就能操纵一个电影节去抹煞一个人对电影的努力，那么这个奖项还有什么公信力可言？”

　　“我们不是基督徒，让人打了左脸还要给人打右脸。金马奖只会带来错误的指标，扰乱正常的电影工作。我们不会让《蓝色大门》再遭到金马奖侮辱的。”

　　“金马奖总是每年临时找一些人来担当评委，一次一个评委在评选的最后时刻非常着急地来找我，说到最后投票的时候她就慌了，真的不知道该选哪部电影。这不是评委的错，是片商工会在把金马奖当儿戏！”

　　“片商工会人员组成以商人为主，知识品位不整齐，长期在金马奖上与新电影作对。他们大批量地引进香港快节奏电影，通过金马奖的促销宣传，再将引进的港片发行出去，从中赚取利润，这种涸泽而鱼的做法让台湾电影大量萎缩，同时也让港片可以在金马奖上为所欲为，在没有竞争力的情况下渐渐从质量的重视转向了数量的倾轧，最终导致‘香港电影不商业，台湾电影不艺术’。”

　　“我们给过金马奖尊重，但他们不要。金马奖在台湾电影中扮演过被尊重的角色，但现在它已经死了，并且把台湾电影也带上了绝路。”

　　蔡明亮(台湾导演)：

　　“我不明白去年的评审大部分今年又被留住了，难道他们已成了评审家了吗？我的作品在国际影坛备受称誉，到了金马奖却一片恶评与叫骂，为什么？问题在哪里？”

　　李安(导演)：

　　“你不能又要清高、又要星光大道。乱，就是金马奖的活力，评审内幕各种离奇的言论，是金马奖最有趣的地方。”

　　辩方

　　周文姬(台湾新闻部门主管)：

　　“发生风波主要是金马奖执委会的人‘处理拙劣’，须要检讨。执委会一直很欢迎政治人物出席，只是里面的某些人以为政治人物致词不适当。”

　　王晓祥(金马奖执行委员会主席)：

　　“不邀请政治人物上台致词或颁奖，是金马奖的惯例，如今被政治化，完全是外界‘想得太多’。”

　　案件回放

　　2002年9月26日台湾电影金马奖遭遇了自1962年举办以来最严重的信誉危机：吉光电影公司新片《蓝色大门》向媒体宣布由于金马奖“评审不公”，不愿再忍受“金马奖给台湾电影带来的屈辱”，高调拒绝参加电影节。

　　11月14日台湾《自由时报》解开谜团：金马奖门庭冷落的直接原因是台湾当局对金马奖的“重视”和“介入”，“电影被政治搅黄了”。该媒体透露，高雄市政府赞助了1500万元台币，图的是通过电视预告影片与晚会转播促销高雄市政与市长形象，因为该市将于12月初改选市长，这1500万元等于是寻求连任的市长的巨额公关费。

　　11月16日第39届金马奖颁奖礼在高雄举行，星光大道上的场面极度的难堪：当时的影帝影后刘烨、秦海璐找了一些似是而非的的理由躲避颁奖；被提名的大热门周迅、赵薇在临行前放弃行程；已经被提名的内地影片《那时花开》又被拿了下来。这些现象引起强烈质疑。

　　之后金马奖火速演变成政治事件，台湾《自由时报》由于率先披露去年金马奖的政治内幕而变成被告。目前，台湾电影基金会及金马执委会已经向法院控告该报“加重诽谤”，金马奖的命运被正式纳入了法律程序。　　

　　陪审团意见

　　台湾金马奖如今走到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走过了41年，曾经是港台影人心目中最高荣誉的金马奖现在面临走向衰败甚至停办的可能。从它被控诉的罪名来看，首先金马奖的自我定位始终不清楚，电影人和观众之间两边都不讨好，更严重的是官商勾结，本地电影工业景气持续萧条，电影人为了自身利益互相倾轧，评审不公，让电影人心冷，导致公信力逐渐下降，台湾电影在台湾市场上的比重只占0.3%的现状，与金马奖走下坡路也有着必然的联系。面临“中年危机”的金马奖，关于这两个罪名的嫌疑实在难辞其咎。陪审团一致决定将抱观望态度，希望金马奖对自身加以改善，消除弊端及不良风气，对台湾电影的将来作出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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