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随想录

　　在这里我想说一句扫兴的话：其实中国人喜爱巴老的不多。原因无它，只是中国人不很喜欢真话。中国人更关心有用与否，却不太留心真假。

　　我现在越来越意识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奇妙。

　　关键是：当我们往简单里操作它时，它愈显复杂；当我们往复杂里操作它时，它却愈显简单。它简直是一个变幻的魔球，而且恰恰往我们欲操纵的方向相反。

　　而巴老，就在于大家想把世界弄得奥奥妙妙时，站出来，说了点真话。

　　其实，每一代人有自己一代的文学接受史。像我自己，生于20世纪六十年代初，认字不慢。在此情形下，初知巴金，不是因为他的《家》《春》《秋》，也不是因为他的散文什么的，而是那些乱七八糟的批判文章。它们经常将巴金与一个奇怪的“无政府主义”联系在一起，说巴金这个名字，来源于两个革命领袖批判过的稀奇古怪的人：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中国除了不多的一两种主义，其余全是异端邪说。“主义”且“无政府”，那还得了？自是人民公敌无疑。

　　从上大学始，我才开始读中国现代文学名著。那一段，读的书有点杂，囫囵吞枣，来者不拒，弄得有如山阴道上，目不暇接。巴老的书，当时读了，只是情势已与世纪初大异，自由恋爱不至为罪恶，所以读后的反应不同于几十年前，也在情理之中。倒是后来，在旧书店买到一本书，名为《面包与自由》，克鲁泡特金著，巴金译。一天偶尔拿起，由于译笔得非常流畅，一下子读完。完后坐在那里回想，一切竟透明如水，不禁心中大疑：一本世界名著，好这么简单明白么？

　　很久很久，我都想把此书转让掉，惜未如愿。

　　现在读《家》，知道它是一个天真青年的作品，《随想录》更是出自一个天真老年之手。

　　问题只在于：有时候，天真能爆发出非常的能量。巴老说他自己：“我的《随想》并不‘高明’，而且绝非传世之作。不过我自己很喜欢它们，因为我说了真话，我怎么想，就怎么写出来，说错了，也不赖账。”他说他多年经常受批评，在“文革”中，未遭一拳一脚，却也承认自己有罪，而且罪恶越来越大，认为自己不可救药。他甚至也想过，在哪里摔倒就在哪里爬起来，也不是没有过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争取得到社会承认的想法。后来他才明白：“哪怕是给铺上千万朵鲜花，谎言也不会变成真理。”他自述：“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我为它却花费了很长的时间，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巴老的《随想录》，平平实实，简简单单，但其间火光一闪，煞是惊人。譬如他谈知识分子，一般人以为受过冤屈的知识分子谈到同类定是悲愤满怀，巴老却不。他说：“知识分子也是新中国的公民，把他们当作平等的公民看待，这才是公平合理。国家属于全体公民，有知识或者没有知识，同样有一份义务和一份权利。谁也不能把别人当做待价而沽的货物，谁也不是命运给捏在别人手里的奴隶。”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大家原来都是社会的建设者，不过巴老的文章写于1985年。他简简单单地说一句真话，让那些搞复杂理论的相形见绌。这里我不用“自愧不如”这样的话，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来不会自愧。

　　在这里我想说一句扫兴的话：其实中国人喜爱巴老的不多。原因无它，只是中国人不很喜欢真话。中国人更关心有用与否，却不太留心真假。

　　这是两千年来中国文化一大特色，此事体大，此处不赘。但是我要说，正是由于真话的缺位，真话的价值才得以大幅度提升。这就是我说的这个世界的奇妙。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作家呼吁要说真话，会让有些人听了莫名其妙。在不缺真话的地方，真话也不算什么。

　　只有缺少真话的地方，真话才可贵可颂。从这个角度去看，巴老对于我们的意义才能真正显现出来。

　　卢敦基（学者浙江社科院文学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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