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于1962年的《李双双》刚上映就获得了领导和群众的交口赞誉。《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等十多家报纸都发表了当时公社社员座谈《李双双》的讨论；而发表在全国各大报刊上的评论文章也与好几十篇，都毫无例外的充分肯定和赞扬了影片的思想内容和教育意义。在第二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评选中，《李双双》囊括了绝大部分奖项，成为了最大的赢家。李双双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具有强烈的理想化色彩，可以说是那个年代时代理想主义、乃至乌托邦精神放大了的形象体现，是一种“人性乌托邦”。同时，李双双的性格也具有强烈的民间传奇性，被强化和放大了的民间文化及其喜剧精神使得影片超越了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内容而获得了一种永恒的艺术魅力。

　　众所周知，1959年新中国出现了第一次创作高潮，同时也标志着以宣传和教育为目的的新中国电影范式正式形成。在新中国电影范式下，电影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是绝对必须遵行的原则。就反映农村现实题材的电影而言，基本上是表现宏大的政治性主题，即翻身了的农民、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土地的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如何心甘情愿的走上了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并加以巩固发展。如果再细分一下，那么在五十年代前期，则主要表现农民摒弃“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传统小生产者的理想，奔合作化、集体化的康庄大道；其后的作品侧重于农业合作化不断升级的过程中，一部分农民如何摆脱传统的狭隘、保守、自私、落后、目光短浅的小农意识，提高觉悟后如何义无反顾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从而成为了社会主义新型农民——这些新型农民无疑具有教育大多数不觉悟的农民的榜样作用。毛泽东曾经指出：“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合作化。没有农业合作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1）毫无疑问，毛泽东的话无疑为农村题材的影片创作指明了方向，规定了其基本的叙事母题。在这个基本的叙事母题之下，大多数创作者为了保险起见还大多选择了从路线斗争、乃至阶级斗争入手来设置人物关系和矛盾冲突，缺乏艺术作品所必须的生活质感和人性内涵，因此当年就不怎么受观众的欢迎，尤其是农民群众；更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农村生产关系的新调整，这些当年具有重要社会价值和影响的“经典”也就仅仅只剩下了“收藏品”和“考古学”的意义。

　　影片《李双双》是根据作者同名小说改编的。原小说的中心事件主要是写妇女大办公共食堂，其立意和主旨是歌颂中国农村“大跃进”中出现的新人新事，是一部强烈的“应景性”的作品。改编电影剧本时，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的政策已经破产，所以立意和主旨乃至中心事件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于是，拍摄成的电影的主要故事情节就变成了如何发挥妇女作用及如何展开正确评工分的问题。但由于李准的生活本钱雄厚，改得不露痕迹；尤其是对农民家长里短生存状态的准确把握以及对农民语言的娴熟，使影片的故事和人物都给人一种生活“原生态”的感觉。李准本人这样说道：“这个主题上还蕴蓄着更加重大的东西，那就是这一对普通农民夫妻中的关系变化，反映了我们这个社会的变化。——从写人出发、从写性格冲突出发，把这两个人换到什么地方都可以。”（2）所以，从小说到电影，即使不说是“化腐朽为神奇”，也可以说是化“宣传”为“艺术”、化“平庸”为“神奇”。

　　尽管影片《李双双》大大淡化了小说《李双双》的“大跃进”色彩和某些“时代精神”，但当时的人们仍然是把《李双双》作为歌颂人民公社制度及其新生活来接受和读解的。《李双双》“是一部反映人民公社制度下农村生活面貌的影片。作者熟悉农村生活，他敏锐地感觉到了人民公社制度的新生活在人们灵魂深处所引起的深刻变化。通过这部影片我们看到了：我们社会主义的新农民，怎样在人民公社制度的光芒照耀之下，逐渐地摆脱了依附在旧有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有着几千年历史的那种传统的自私心理和习惯势力的影响。比如在保护和巩固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利益中，怎样和那种占公家（即集体）便宜的思想展开斗争，怎样和那种不愿意干涉别人侵占集体利益，怕得罪人的心理，所谓‘各人打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传统美德’做斗争；乃至于在婚姻问题、家庭生活上和包办婚姻，封建夫权思想等习惯势力作斗争。总之，是在这些斗争之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识的增长。特别是看到了那种为党的培育和社会主义新农村所教养成熟了的农村新人，和正在发展着的仍有旧思想残余的人，怎样在人民公社制度下，放射出了思想性格上的光彩。——透过这部影片主人公，特别是李双双和喜旺，我们却看到了人民公社制度所反映到他们身上的那种思想力量；看到他们在人民公社这条共同的道路上，手拉着手告别过去，向着一个新的美的未来前进。我们被一种新的精神美所深深吸引了。影片就是这样热情的歌颂了人民公社。”（3）其实，创作者的立意也是如此。导演鲁韧这样说道：“李双双性格中最美的特征，就是她那听党的话，维护集体利益的‘彻底性’……这种充满革命活力的性格发展的每一个步骤，无论是去工地垒河堰，坚持评工记分制度，反对占小便宜和贪污；还是帮助桂英，教育二春，团结大凤，以及和喜旺那种微妙、复杂而又曲折的斗争，处处都与整个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发展、巩固息息相关的。”（4）也就是说，李双双作为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其“性格上的光彩”、“思想力量”和“新的精神美”都来源于人民公社制度以及集体经济。显然，李双双的性格、行为及其心理动机都不可避免的具有强烈的理想化、乃至“神话”色彩。然而，作为过去“神话时代”的一段历史记忆，人们今天仍然乐于接受甚至津津乐道，在于《李双双》采取了同类题材一些不同的叙事策略和技巧。

　　毕竟，影片拍摄的年代“大跃进”的热情毕竟变成“渡灾荒”的艰难，这使得影片具体的意识形态内涵与前一时期表现农村合作化、集体化的作品多少有了一些不同。虽然影片的叙事表层仍然有对人民公社化的热情赞扬，但“并没有像原小说那样去渲染错误的左倾的政策精神，也没有站在损害农民利益的错误路线上歌功颂德，它歌颂的是 普通老百姓中间的美好人性，提倡的是敢于与社会上的自私行为，特别是干部的自私自利作斗争，这就是这部影片在今天还能使我们感动的艺术力量。虽然李双双的性格在当时也迎合了‘大跃进’运动的乌托邦政治的需要，但从本质上说，不管作家主观上有没有自觉到，这个人物性格及其冲突，体现了民间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它所表现出来的形式，也是民间传统艺术中的‘二人’对戏的模式，即一个心直口快、泼辣大胆、纯洁乐观的旦角和一个自私胆小、好心善良、趣味横生的丑角展开性格冲突的轻喜剧。”（5）

　　具体是说，《李双双》采取了“抓小放大”的策略，舍弃了从路线斗争、乃至阶级斗争入手来设置人物关系和矛盾冲突的基本模式，将各种社会矛盾都通过夫妻纠葛折射出来，使社会矛盾转化为夫妻之间的性格冲突，并突出了这种冲突所具有的家庭伦理氛围和喜剧色彩。影片中的矛盾展开很紧凑，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具有民间说书的一些特点。影片最吸引人的“亮点”就是李双双的性格本身，而她性格中的一些突出特点如爱吵架不记仇等等，都直接来源于编剧李准的生活体验和日常经验(6)，具有强烈的生活质感和人性内涵。正因为如此，李双双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女性形象所蕴涵的热爱集体、大公无私的社会主义新思想固然“闪光”，但却随着时间的流逝则不断稀释。真正引人入胜、经久不衰的是李双双性格中的生活质感和人性内涵，差不多是中国民间文学的快嘴李翠莲的性格翻版：大胆泼辣，无所顾忌，敢想敢干。在小说和电影剧本里构思李双双这个人物时，作家李准就明确表示自己受到了《快嘴李翠莲》、《婴宁》等戏曲说唱人物的影响，并在情节发展中增加了“轻喜剧”因素。（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