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的宫廷戏相比,《大长今》的剧情很简单,“简单女子的奋斗史”这样一句话就可以概括。甚至有人觉得长今简单到没有脾气,没有个性。
然而,就是这个简单女子,却创造了奇迹。据央视索福瑞最新收视报告显示,在《大长今》播出10多天后,累计观众到达率25.15%,整体观众总量超过了1.63亿人次。在成都地区,一周的平均收视率就达到5.6。而媒体报道说,除了邻里人家、白领精英的街谈巷议,梁羽生、琼瑶、周星驰、海岩、张国立等,都无一例外地关注着《大长今》。
一位评论者说,大长今之“大”不仅是官职,更在做人的胸襟。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尹鸿认为:大长今是我们这个时代电视剧中所缺失的女人。这种缺失,是多方面的缺失。
缺失的女人
长今为什么如此受关注?这是很多观众关心的问题,喜欢而似乎不明就里。对这个问题,尹鸿反问道:今天这个社会,把聪明和善良结合在一起的女人还有多少?
在尹鸿眼里,长今还是个知识分子,有专业性学习的能力,比如她对文学、医道和膳食的专注和研究,尤其是不顾性命危险帮助平民百姓,救治传染病人的大无畏精神非常值得称道。这正所谓“知识改变命运”,不仅让长今拥有了安身立命的根本,还使她能够在遭受误解、陷害和打击时,逢凶化吉,绝处逢生。同时,“长今又很执著、善良、宽容,这是很难的”。尹鸿表示,女人都是两面性的,比如我们说“女强人”,那她可能缺乏必要的宽容、柔软、善良;另外一方面,过分柔弱、善良的女人,如电视剧《渴望》里的刘慧芳,我们觉得她不够有能力、不聪明,只有善良,偏软弱。而长今身上,有女性秀美的一面,有足够的善良和宽容,还有智慧,这三者结合在一起,实属难得。
《大长今》可以说是一部苦情好人戏,但与中国同类戏有着很大的不同。过去,中国拍这种苦情好人戏,都是以苦戏作为基本结构,以主人公吃苦为主。刘慧芳也是受苦的人,但多是逆来顺受,没有上进的精神,长今则是善良上进,而且总是苦尽甘来,好人有好报,而从刘慧芳那里看不到回报的,我们只看到她不断受苦,让我们产生一点优越感,然后可怜她、同情她。“尽管长今的苦尽甘来还说不上成功,因为大家在看故事嘛,观看的过程有快感,因为每一次都有人帮助她,化险为夷。这跟我们习惯的苦情戏不一样,受苦的都是苦大仇深,永无翻身之日。”
长今这个女人带有一定启示,每次受苦的时候,她的善良和坚忍不拔让人有扶她一把的冲动,愿意为这种善良作出牺牲。
缺失的爱情
爱情是影视作品必不可少的元素,《大长今》对此着笔不多,但却感人至深。细心的观众会发现,从头至尾,长今和闵政浩之间只有几次牵手和一两次劫后余生的拥抱,除了眼神间的爱慕之意,连他们什么时候相爱的我们都不知道。有观众评价说,这是跨越阶层的顶级爱情:心心相印,不离不弃。“没有哪种爱情比这种不用说出来,患难与共生死相守更让人感动的了”!
对长今这种韩剧普遍式的爱情,北大怪才孔庆东有另外一种解读。孔庆东曾在韩国梨花女子大学任教两年。他透露,韩国过于森严的男尊女卑制度,使得女人基本上依赖男人,导致女人没有理由要与男人平等。但是,恰恰在女人地位甚低的韩国,出现了少数自强不息的“女强人”。而大长今,就是400多年前的一位韩国“女强人”,而这个“女强人”的爱情在当下的韩国都是不多见的。
韩国畅销爱情小说《菊花香》里有一首小诗,孔庆东把它视作韩国女人的《男人颂》:我曾为你哭泣,现在为你而活;我将为你死去,把生命全部献给你。大长今与闵政浩的完美爱情,依然掩盖不了韩国社会尖锐的性别矛盾,但对芸芸众生而言,尽管遥不可及,他们也情愿把这种爱情看作是自己在鸿蒙人世的一份慰藉。
缺失的价值
除了长今的单纯,简单的人生哲理也贯穿全剧。“菜肴没有秘方,时间、诚意和汗水就是秘方。”“如果一个人恃才而骄,才气对他已经是毒药了。”“医术是用来救人而不是害人的。”反观中国,电视剧热衷挖掘人性的复杂,现实中似乎耻于谈论基本的做人原则。看到这些简单的道理,被剧中人磊落地、坚强地重复着,在观众内心深处会产生一种振聋发聩的力量。
这一点,内地电视从业者似乎视而不见。尹鸿分析认为,韩剧在表现正面价值观方面,总体要比我们好,这跟韩国社会价值观相对稳定有关。“中国社会处在一个转型时期,社会公平、公正比较缺乏,正面价值不容易建构,表达起来显得虚假。”总体来说,中国电视剧主流正面价值传达不够,当这个社会本身的正面价值不够的时候,要文化来建构正面价值,尹鸿觉得需要很高的水平。
其实,做到这一点不只是韩国,美国也做到了,因为美国社会价值观也比较稳定。“凡是相对稳定的社会,主流价值观比较容易建构,而中国社会处于转型的动荡时期,正面价值很难脱离于现实而存在。一些传统伦理价值观在逐渐失落,《大长今》恰好填补了这个空白”。
缺失的表达
在《大长今》里,似曾相识的画面层出不穷:圆润的汉字、写意的水墨画;《三国志》里的“鸡肋”,孟子初见梁惠王的对答;中国女人的香粉,来自四川的金鸡;干净的笑容、虔诚的礼仪……熟悉的东亚“筷子文化”扑面而来,但熟悉里又夹杂着一定程度的陌生。
尹鸿认为,这就是“熟悉的陌生性”。韩剧所包含的情感状态、文化状态,跟中国是有接近性的,但表达方式和细节和我们是不一样的。熟悉的陌生性,是所有文化流行的规律。“太熟悉了,大家觉得没有新意;太陌生了,大家又觉得太遥远。”
作为一部电视剧,《大长今》的电视语言和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差不多。“它的制作比较精良,一集耗资十几万美金,生活细节的处理也比较认真考究。”尹鸿的这一观点,代表着大多数圈内人士的意见。显然,这还不足以说明《大长今》受到普遍追崇的根本。
“根本原因在于,《大长今》所塑造的女性长今,在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缺失的女性的表达。”尹鸿告诉记者,“这个女性跟剧中营造的文化环境比较吻合,如果换一个很现实的环境,我们现在也在做这样的戏,但是文化环境反差性太大,假定性不够,我们觉得不真实,大家不接受。”
长今,这个缺失的女人被放在一个跟她生存的那个环境里,观众都不熟悉,因为这是个假定环境。“其实,这个社会缺失什么,你给他提供什么,但是提供的东西不能太假了。”这个缺失的女性长今,因为电视剧提供的环境,观众无法无法判断真假,而这个人物本身,足以让大家感动。《大长今》有大量的独白、不厌其烦的说教,跟上世纪80年代日本和中国的电视剧差不多,但是它自成一体,所以不觉得厌烦。社会的现实和从业者关注的层面,都表明这种表达在我们生活中的缺失。 本报记者 王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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