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新京报》中国电影百年栏目大篇幅报道了“王朔年”，我也再度遭遇《顽主》，这让我进入了怀旧。

　　当年，我这个愤世嫉俗的文学青年，看到银幕上跟自己一样瘦削得弱不禁风的几个年轻人，伴着“我家住在黄土高坡”的摇滚歌曲诧异地了望无阴无晴、人流如织的北京大街，禁不住满怀凄凉。

　　如今，银幕上的那几个年青人已经修成正果。饰演于观的张国立不再瘦削，扮个风流才子什么的驾轻就熟；饰演杨重的葛优更是了得，国内外大奖一个个顺手拈来；即便饰演马青的梁天，也早就开了自己的文化公司。“顽主”们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就把那些叛逆年代的记忆从银幕上抹去，变成皆大欢喜的话语生产者，在丰厚的物质中享受精神的流逝。

　　笔者现在已经完全不能理解“王朔小说”和“王朔电影”在当年领受的批评。如果这般锐利的现实关切因其无穷调侃的叙事方式而被贴上某种标签的话，那么，可以肯定地指出，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和中国电影版图中，真的没有所谓的现实主义。在《顽主》面前，即便是《小街》、《沙鸥》以至《青春祭》等同样展现青春残酷故事的影片，其“现实”也都显得过于矫情。

　　《顽主》里的调侃是沉痛的，所以影片根本不是喜剧。

　　在市场经济远未发达的1988年前后，“替人排忧、替人解难、替人受过”的三T公司纯粹是虚构，这种虚构本身带来的意味是深长的。

　　也就是说，在编剧王朔和导演米家山心中，三T公司与其是几个年轻人借以谋生的手段，不如是编导洞察社会人性的显微镜。前来三T公司寻求帮助的人们，都是缺乏社会、家庭以至自我认同的心灵创伤者；这种心灵的创伤，同样击打着经营三T公司的三个年轻人。在他们亲身体验并参与制造了这个社会的荒谬之后，时代的精神病灶呼之欲出。

　　一种无因的反叛弥漫在影片特意构筑的空间。北京被还原为一座虽然拥有地铁却仍然缺乏温情的城市。在这座理应被赋予更多含义和文化想象的城市里，人们道貌岸然、摩肩接踵，显出疲倦、茫然而又空虚的眼神。绿色是少的，日景也不太多。逼仄的室内和嘈杂的夜景构成另一个北京。当另一曲摇滚“想要做的事情让你无法去做，（他妈）不想做的事情它却罗里罗嗦！”响起的时候，年轻人走上街头，肆意冲撞那些郁郁寡欢的行者。

　　影片里，葛优饰演的杨重一开始就征服了马晓晴饰演的刘美萍。只要葛优一说话，马晓晴就会伸出手摸摸葛优的光脑门，充满敬意地傻傻地说：“都是智慧啊！”可就是满脑子智慧的杨重们，是20世纪80年代北京的多余人。

　　□李道新（北京大学艺术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