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音乐作者不知道交响乐为何物,但却领导交响乐的评奖!流行音乐成为我们国家音乐的主体,而严肃音乐的地位却被降到了最低的位置。国家花巨资养活交响乐团,可交响乐团都在演奏外国的古典作品,中国作品连百分之一二都不到,所以老百姓认为中国没有交响乐作品,造成了中国只有《梁祝》和《黄河大合唱》这种错觉!
2004年1月12日下午,本刊前副主编韩钟恩与编辑金燕,在作曲家王西麟家就有关问题与他进行了交谈,涉及问题很多,现仅就其中有关音乐创作问题集录如下。
“九十年代后,技法上还在前进,思想上却表现出极大的孱弱性”
韩钟恩:西麟,前一段时间我在和你的一次私下会面时曾经谈到了当代音乐创作问题,主要是针对2003年末四川音乐学院举行国际音乐节时所反映出来的一些现象。20世纪80年代中,是中国新的音乐创作比较活跃的年代,起因无疑是由于改革开放,大家对西方的新技术开始有所引进和学习,然后是把西方现代技法运用到自己的创作当中。
到了90年代初期,情况则有些变化,大家似乎都希望在自己创作中有些独特的东西在里面,无论在音乐风格上还是在它所可能表达的内容上,因为西方的文化语境毕竟和中国不同,他们所要表达的东西和我们所要表达的东西不可能是一样的。这样经过了十来年,现在在音乐创作上似乎又显示出了两种趋向,一种是继续走技术的道路,不断地去挖掘音响的各种可能性;还有一种就是在自己的创作中把一些民族的意味注入在里面;这里,惟独缺的就是如何通过自己的作品对当代社会提出自己的看法,或者说通过音乐艺术的特定手法对人类命运进行思考,这个成分相对比较少,或者说不被重视,希望您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王西麟: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当代的主流创作被重视,第二个是基本评价。我们先谈第二个问题。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情况是不同的,80年代是刚刚打开国门,大家狂热地吸收西方的文化,不仅是现代音乐,包括现代美学、现代文学、现代哲学、现代思潮,这十年是中国极其重要的十年,我认为是黄金的十年,其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是1949年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从大的方面看,文革结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开始,中国的文化,包括哲学史、思想史,还有音乐史都是全面地解放。这种解放从上遥遥呼应于五四,往后至今还可以启示一段时间。思想的解放和人性的解放,纵向的原由就是文革的结束,而横向的原由则就是对外开放,这两个纵横点交叉在一起使得中国文化大大地前进了。90年以后,情况有很大的变化,人文知识分子的声音十分微弱,甚至没有了,这种情况体现在音乐上,虽然技法上还在前进,可思想上却表现出极大的孱弱现象。
当然,这次四川音乐学院的活动还是体现出了这两年来取得的成绩。尤其是现代音乐在各个方向向纵深发展,这个势头是非常好的。我认为大概有这么几种表现:一个是普遍化,它表现在云南、四川、新疆,包括山西、贵州等边远地区,都开始有现代音乐作品的创作。这次活动一共展示了166部作品,并且都能运用现代美学的思维,对此,我觉得特别高兴,这是普遍化。还有一个就是深刻化,这主要是以上海音乐学院为代表,创作质量大大提高。我看,上海音乐学院在严肃音乐方面现在是全中国的领导力量,而中央音乐学院则没有担当起这个任务,而且在这次活动中参与也很少,搞得很尴尬,很狼狈,现在他们的现代技法根本不足以代表中国的顶尖水平。
其实,各个学院都有各自的特点,有自己的独立性,有主动性,在这方面本来就没有中央领导地方的说法,因此不能用行政的规律来看待各个地方音乐学院的建设和道路,而应该用艺术规律来看待各个学院的地位。上海音乐学院形成了一个以杨立青为首的,包括何训田、贾达群、瞿小松等在内的从现代音乐理论到作品的创作集团,而且这个集团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在现代音乐的发展过程中,上海音乐学院的作用非常重大。除此之外,不仅是创作,而且在演奏上,上海音乐学院也建立了一个非常完整的阵容,他们建立了五个室内乐的演奏队伍,演出水准非常高,这非常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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