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曲艺研究专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景寿认为：应节的急就章和艺术创作规律是相违背。“相声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它需要‘铺平垫稳，抖落包袱’，它的语言精华也是‘包袱’，现在小品却把相声的精妙‘包袱’取走了，并巧妙取之长，避之短，发挥了优势。相声就只剩下了一个空壳了。

　　“用行话讲，相声是‘一遍拆洗一遍新’，就是要一遍一遍地反复锤炼。而电视晚会，尤其像‘春晚’则是一锤子买卖，试想连一个小孩子都知道‘包袱’了，相声再演的话就没有意思了。‘春晚’前些年是八、九月份建组，演员就连续干上三、四个月。为应付反复的审查修改，大部分有经验的演员都‘狡猾’地准备两段相声，他们戏称：被‘毙’掉的都是好段子。演员们表面上惟导演是尊，暗地里则称导演为‘棒槌’。什么50秒‘出哏’，根本不可能。就连上‘春晚’的京剧演员都叫苦：两百年的国粹只剩下流水板了……

　　“现在我们国家的政治环境、人文环境非常宽松，但是还有些人就是要牺牲艺术创作规律。讽刺是相声的‘生命线’，没有讽刺相声无法存在。现在创作人员不安分，谈不上有什么厚重的生活底蕴，有相声演员被人戏称为：‘张一段’、‘冯一段’，就是说他一年只上‘春晚’说一段相声，其他时间全干别的。一些功成名就的演员现在都不再为‘春晚’卖力了，他们说不想再受罪了。”

　　除了赵本山，还有什么可看？

　　“春晚”催生了一个原本训练戏剧演员的时候运用的节目品种——“小品”。最初几年的“春晚”，具有开创意义的陈佩斯的小品《吃面条》等让观众在笑声里尝到了前所未有的酣畅痛快。而十多年前赵本山为了上春节晚会，殚精竭虑地准备了四年，被“枪毙”了三次。当年他低三下四，曲意逢迎，终于一举成名。时过境迁今非昔比，如今已经成为“小品王”的赵本山，在全国拿包罗了大大小小各种奖项目，赵本山早已不是当年靠“春晚”一鸣天下闻的时候了……

　　在老艺术家赵丽蓉过世后，小品质量是每况愈下。就连赵本山的小品，其艺术质量和从前的成名作相比，也是有严重的下降，只是其日臻成熟的演技、丰富的人生阅历及久经磨练的舞台经验，是一般演员无法比拟的，这一定程度上遮掩其小品在内容上的苍白，从《相亲》，到《昨天，今天和明天》，再到《卖拐》、《心病》、《送水工》，作品离现实生活越来越远，观众看的还是赵本山那些标志性的装束、动作以及来自底层小人物的狡黠与幽默，赵本山曾经向记者透露他的苦衷：“‘春晚’已经让你形成了一种责任，你的责任就是逗大家开心。如果你不上的话，老百姓会对我很失望，上不好也失望，这就是矛盾，这种现象形成了，总有一天会掉下来的，早晚的。”

　　何止是赵本山，黄宏、冯巩、蔡明、潘长江等哪一个不是另辟蹊径，“影视双收”，其他演员也是墙内开花墙外香。难怪有人挖苦：“春晚”除了老赵，还有什么可看的？

　　歌手的伤心地

　　对于普通歌星来说，靠“春晚”扬名立万，像1987年费翔那样，《冬天里的一把火》的磁带销了两千多万张的好日子早已不复存在。“春晚”之于年轻演员，其固定模式让他们很难进入到“游戏方程”之中。著名词作家、多次参加“春晚”策划的甲丁先生告诉笔者：“春晚”的功能历经二十年已经完全转变了，从以前是一个引领大家娱乐的功能转变为教化功能，现在逐渐又转变成为人们过年时候的背景功能，是大家过节时候聚会、聊天、打牌等等活动的背景。公众对它已经不太关注，在渐渐疏远它。

　　“观众可以任意地议论、褒贬，可以取笑、讽刺、挖苦，老百姓也知道：‘春晚’不是导演的艺术，导演只是‘召集人’，他把创作人员召集在一起，拿捏它的是导演以外的人。”甲丁算了一下，能够管上“春晚”的各级把关人就有22个之多，导演要把所有决策者的所有意见全部贯彻到晚会当中去。

　　“‘春晚’是一种诉求，不管对于老百姓来说、还是对领导来说，其娱乐的功能是少不了的”。甲丁认为每年“春晚”挑选的歌手都是出色的，可是现在的“春晚”却成为歌手的伤心地，选送到“春晚”的歌曲艺术质量是个顶个优秀的，整体作品也不错，但是人们似乎没有心情静下来听歌，即便是最当红的歌手，也是一上“春晚”就“折”。比如周杰伦。

　　“‘春晚’对于市场歌手构不成吸引力，因为他们无法通过层层严格的审查，来表演带有强烈个人元素色彩的、有商业味道的演出。而对于大牌歌手，他们更关心的是来年的走穴的市场以及能否接到更多的邀请。如果对此无帮助，他们才不会费劲巴拉去‘春晚’。”

　　另外，“春晚”还有一个比较著名的原则是：几个歌星轮流唱一首，好处均沾。或者是乱点“鸳鸯谱”，硬性安排“合唱”，这样的结果是歌曲的“原唱”可能默默无闻，丝毫没有引起观众的注意，而一些有人缘能“煽情”、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演员会一举成名，“春晚”让一些演员既爱又恨。

　　连观众都要“作戏”

　　去过中央电视台一号演播大厅的人们，都知道两种潜规则：一个是前排的圆桌地区虽然也和后排座椅一样分属观看席，但是，它的位置是特殊的，那是属于准表演区，是不能随意擅入的，身着盛装的主持人会经常出现在那里；另一个规则是在巨型摄像机涉及不到的某个角落，一些人会在节目似乎要冷场的时候，带头鼓掌或热烈地鼓掌，其他人在这般鼓动下，好像一下子进入了规定情境，行动一致做欢乐状、众口一词地做喝彩声，观众似乎也变成了晚会的“活道具”，任人摆布。凡是镜头能照到的区域都是“前台”，连观众也要参与“表演”——有意识地“看”，结果使“看”沦落为“被看”。眼瞅着所谓的“实况直播”却是精心布置的演出，观众、演员、主持人却不过是更大的一场戏的“角色”,“晚会”现场不过是“春节晚会”中间一个旨在制造“戏中戏”效果的“镜像游戏”而已。

　　研究人员阎立峰在《春节联欢晚会的游戏与冲动》中认为：电视是作为一种传播媒介从传播学意义上讲，电视播放一台文艺晚会与转播一场足球比赛或者录制一场芭蕾舞演出并无质的区别。现在的晚会异化为具有一定仪式性和假定性的电视“晚会”。德国文艺批评家莱辛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悲剧的主角一定要显示情感，表现他们的苦痛，让自然本性在他身上发挥作用。如果他们流露出经过训练和勉强做作的痕迹，他们就不能打动我们的心。而穿高底靴的拳击师傅至多也只能令人惊奇。”

　　阎立峰举了一个例子：“越可能造成冷场的节目越需要鼓掌的声音大。对晚会修辞效果的沉迷必然导致形式主义的倾向抬头——要说的话越来越少，相反对说话的方式却越来越注意。豪华的‘物质外壳’如今已成为春节晚会的标志性特征，而电视的即时传播功能也被作为一种新的修辞格运用于晚会。形式与内容的倒置使得重温黑格尔的如下忠告变得必要：在我们德国，歌剧已变成一种炫耀奢华的玩意，其中一些附属品如舞台装饰的辉煌，服装的艳丽，全班合唱队及其组合图案都已变成占优势的独立因素，‘喧宾夺主’了……这样感性方面的富丽堂皇当然往往是已经到来的真正艺术衰颓的标志，同时这也适合它所反映的内容，特别是凭巧智拼凑起来的神奇荒诞的童话式的内容。”

　　广告的诱惑

　　“春晚”舞台布景异常豪华：旋转、升降、气幕、冷焰火等声光电科技手段以及服装、道具等等花销巨大。有些人看到这些，觉得这样只演几个小时就弃置了太浪费了。还有人看到在2004年的晚会上，周涛等主持人身着名贵的正在申报世界非物质遗产的全手工编织的“云锦”礼服出场，说价值好几百万呐太可惜了。赵安曾就某一年的晚会公布了一组数字：那一届晚会用了演员700多人，其中表演团体12个，演员报酬在1000元～6000元之间，住在星级酒店。多次参加“春晚”的苏叔阳也透露，除了一些重要演员外，有些人还要带一些跟班：经纪人、保镖、化妆什么的。其实，比较起来，“春晚”所有的这些花费和其收入相比较，只是九牛之一毛。让我们试着看一看，“春晚”到底收入如何？

　　根据《三联生活周刊》刊文指出，2002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广告每秒开价20万元，总价值1亿多元。2003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的总广告时间增加了40秒，每秒广告增加到30万元。12分钟的广告收入达2.3亿元。据2003年1月5日《北京晨报》记者佟奉艳报道，10分钟的广告最高价位是黄金广告时段，是晚会播出之前，大约4分钟，每5秒达200万。其他6分钟分两次在晚会中播出，价格稍低。广告价位比2002年上涨了15％，总收入为3亿多元。从央视标出的广告价位上看，央视2003年比2002年多赚了0.5亿元，一台4个多小时的晚会收入抵得上一个大型企业一年的利润。一位著名的家电企业的总经理曾向我诉苦：我们生产是按月、按年来计算的，电视台播广告是按秒来算的。我们不可同日而语。

　　《北京晨报》还说到，“据晚会剧组的人员讲，每年晚会上的广告体现都会让导演大伤脑筋，为了让广告客户满意，又不惹观众心烦，导演们总结出了几条巧妙的方式，如果仔细观察便会发现，整台晚会广告无处不在，除了晚会前播出的直接广告以外，晚会中广告也时时出现。显眼的有舞台周围，观众席里举牌子、打字幕，演员表演的节目里，还有一种方式也是春节晚会特有的，就是零点拜年、念贺词。”吕新雨教授提到：2002年的“春晚”采取的是南北直播方式，有西安、上海、沈阳三个城市的外景插入。据陕西电视台的有关负责人称：西安直播点八、九分钟的时间，如果按照春节联欢晚会的广告片酬计算，西安等于赚回了1个亿，因为10分钟的广告就是1.2亿。所有这些还没有算声讯电话、手机短信以及各种各样形式的赞助。

　　从这个意义上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已不是一台普通的文艺晚会，它已发展成为央视的一大名牌文化节目，是央视的一笔巨额无形资产、一个巨大的赚钱机器。所以说，举办春节联欢晚会不仅仅是老百姓的需求，更是央视自己不得不办的事业。

　　“春晚”是一种现象：表面上是“盛世欢歌”，可是转眼间却是巨额的经济收效，面对政治权利和商业权利两个强势话语，左右逢源，鱼和熊掌兼得。北京大学艺术系李道新教授认为：这是一种政治意义和商业意义的合谋，中央电视台作为一种强势的媒体，产生这样的效果是不言而喻的。

　　“春晚”是新民俗吗？

　　现在，很多人已经把“春晚”划入新民俗的范畴。对此，中国民俗协会理事长、民俗学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刘魁立认为，现在这样的界定太多了，如果把很多的人一起做一件事情就叫做民俗的话，那么染发、穿尖鞋是不是民俗呢？民俗有集体性，有惯常的时间概念，但是最重要的是人们在民俗中有“亲情关系的自由表达”。如果只是为了填补年节时间的空白，被动地观看一些节目，那么从本质上就不具备成为民俗的要素。“春晚”的节目和其他的剧场、晚会节目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它的参与程度也和宗族丧葬仪式、过节放鞭炮等民俗不可同日而语。中国人在岁末年尾，总有一种日月更新、万象复苏的情感表达，社会关系、事业发展需要协调展望，人们要在过年之前把恩怨消融于无形，因此就很重视民俗，但是重视不等于不断地造一些新民俗出来，我们有很多优秀的传统民俗，需要很好地利用它们，发展继承下去。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曾说“春晚”只是一“跛足的新民俗”。他说，若从民俗学的角度看，民俗是一种行为，是表达心愿的一种主动的文化方式。传统的年俗，都是主动地去参与、去营造、去表达；各人心里有多么强烈的愿望，人在民俗中始终是一种主角。但在电视前却成为过程，只是被动的接受者。年的情感与愿望无法充分地表达与释放出来，电视的性质有悖于民俗的性质，无法参与和不能被参与的电视，先天地决定了春节晚会只能是一种“跛足的新民俗”。

　　收视率之谜

　　猴年春节初一凌晨，在“春晚”答谢宴会上，央视有关负责人向人们宣布：“晚会获得成功”，并透露，在央视2004年春节晚会播出的同时，央视市场研究机构对全国电视观众收视情况进行了同步调查，猴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的收视率和满意度分别下降了1.5%和5.6%。

　　但是，根据上海广电信息咨询公司今年的收视率调查统计，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在中央台一套播出的收视率为29.85%，如果再加上上海有线戏剧频道除夕夜转播的6.15%，也只有36%，比以往高达50%以上的收视率下降不少。但中央台当晚通过电话抽样调查春节晚会的收视率最高达97%。这两个数字相差甚远。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据《羊城晚报》报道，上海的统计是电视收视记录仪自动记录的，每分钟都统计在内。如果春节晚会长达4小时，人们只看了其中的1小时，那就只能算25%；看了2小时，就算50%。而中央台的电话统计，扣除了家中无人、电话没人接等因素，并且，只要看过一两小时、哪怕看了数分钟都算看过了，这样一来，收视率就自然接近百分之百了。

　　其实，对于“春晚”的评论，除了央视索福瑞公司自己的调查之外，似乎说好的人越来越少。有另外一些数字表明，1989～1999年春节晚会的收视率一直在50%上下浮动，近几年呈下降趋势。

　　“春晚”应该凉一凉

　　苏叔阳认为，“春晚”是到了适当的时候沉下来，让它凉一凉的时候了。于丹曾经提出三点个人意见：即是“从晚会本体到电视本体的转化”；从“展示本体到叙事性本体转化”；从“纯虚构内容到现实性内容的转化”。大意是建议调动“时空蒙太奇”等多种电视手段，以求改变“春晚”的“叙事语法”，建构时空交错的叙事方式。

　　在今年的“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叶惠贤提出提案：“有必要对‘春晚’进行一次深入的大讨论。”叶惠贤说，有人戏称央视“春晚”是“资金随便花，演员随便挖，节目随便抓”。“春晚”虽引入了一些竞争机制，也只是局限于央视内部，固然保证了权威性、方向性和相对的高水准，但缺乏创新，难免江郎才尽，同时因选拔机制的弊病而造成的腐败也应该引以为戒。因此开门办“春晚”势在必行。

　　“综艺晚会是我国综合国力不强时的产物，几代人挤在一间屋里看电视，势必使满足多种口味的拼盘式的综艺晚会大量催生。但随着综合国力迅速提高，观众的收视习惯大大改变，拼盘式晚会的土壤流失了，但综艺晚会却互相攀比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艺术粗糙、资金铺张，一位美国电视人看到几千万元资金在一台晚会里化为乌有，心疼地说：‘这要是我做的景，起码要演30场’”。叶惠贤提出，央视“春晚”大讨论需要从晚会的机制、定位、框架、创意到具体节目等不同的论题分别讨论。

　　即便再少的收视率，在除夕之夜也有亿万中国观众在看“春晚”，老百姓也许是需要这样“聚合民心，着眼民俗”的电视节目形式，需要这样的皆大欢喜、欢歌笑语的年节背景。孙子曰：“故善战者，求之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可任势。”但是，我们在不责备人的时候还能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