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
编剧:李樯
导演:顾长卫
领衔主演:张静初 冯 吕玉来
《孔雀》讲述了1977年至1984年间,某中小城市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的情感命运:姐姐报名应征空军,对男伞兵的单恋如同她的应征一样,没有结果。她遇到同样理想主义的60岁的干爸,并在他那里得到一直渴望的父爱,但她却被指责为第三者。她为了调动工作和给局长开车的丈夫结婚,几年后她同丈夫离婚回到了爸妈家,过着平淡的日子。
哥哥是最被爸妈宠爱的,因为他有脑病带来的痴傻的残疾。为了使他在工厂不被欺负,爸妈和姐姐都做出了牺牲,但他控制不住的行为,还是让姐姐和弟弟做出了为哥哥买老鼠药的举动,这让爸妈格外伤心。妈妈给哥哥娶了个腿有点残疾的农村媳妇金枝,金枝提出与爸妈分出来单过,并且要了本钱和哥哥做起了小吃摊的小买卖。
弟弟目睹了姐姐无果的初恋,感受了因为痴傻哥哥造成的外部世界给自己带来的羞辱,最后因为偷画女裸体画被父亲赶出家门,从此在小镇上失踪了。几年后,弟弟回来时,他的右手指没了,带回了一个有了孩子的比他大好几岁的女人,他靠做表演的老婆养着,每日下棋、带孩子。
1984年春节在动物园,姐姐、哥哥、弟弟这三家人等待孔雀开屏,在三家人等待无果离开时,笼里的孔雀孤独地释放了全部的美丽。
距第五代导演在1980年代中后期崭露头角近20年后,2004年顾长卫带着他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个人作品《孔雀》,以导演身份正式登台亮相。这一年,身为同班同学的第五代著名摄影师侯咏也以一部《茉莉花开》完成了从摄影师到导演的身份转变,而另一位同学吕乐则是凭借《美人草》使得他的导演作品第一次进入主流视野。这些作品中,只有《孔雀》是迷人的,它如此靠近你,它的痛像是你身上那块结好了又烂的伤疤,它的美犹如年少时最心爱的那条碎花连衣裙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它的温暖让你想起小时候一家人围坐在树下摇着蒲扇纳凉。顾长卫凭借这部导演处女作《孔雀》证明了他在这一年的中国电影创作中不可忽视的位置和重要价值。
《孔雀》这部影片通过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河南安阳小镇的一个典型的中国五口之家的生活来讲述那个大时代里小人物的平凡生活,一些青春的躁动和挣扎,成长的辗转和叹息,没有所谓“传奇人生”的演绎,有的只是小人物微弱的梦想以及那些致命的隐痛。《孔雀》中,无论是美丽倔强的姐姐,还是曾得过脑瘫傻傻的胖哥哥,还有那生性敏感的弟弟,姐弟三人都试图改变哪怕仅仅是逃离自己既定的生活,但在发现一切努力尽是枉然之后,他们终于开始安分而寂静地接受属于自己的命运的安排。但是那些没能逃离的人,没能按照自己年轻时的理想生活的人,生命里灿烂的瞬间依然将会在日常生活的背后闪烁。他(她)的人生因为那些故事而绚丽,就像《孔雀》的编剧李樯所说的那样:“我们所有人都像孔雀,身上长满故事,一生中经历过的爱恨情仇,如同色彩各异的羽毛长满人生。”《孔雀》无疑就是这样一部带你去观赏别人的故事的电影,在观赏别人中,看到自己,观赏自己。
然而这份“观赏”或者更确切地说,在这份“记忆”中,在一次对历史和记忆的叙事中,“历史”再度成为“缺席的在场”,它被指明为一个特定的年代,而这个时期仅仅成为故事演绎的背景,甚至不提供为某种舞台。在投向过去的目光里,“个人记忆”和“历史记忆”发生分裂和斗争,结果“历史”的叙事一再受到来自“个人历史的想象和虚构”的侵蚀。最为极端的例子是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记忆被篡改”或者说是“记忆成为杜撰”,“历史记忆”被“个人记忆”篡改或者杜撰为一场青春白日梦般的泡影。在这个问题上,《孔雀》在“个人记忆”和“历史记忆”之间游走,一方面在关于日常生活的细节描绘中,它显得极为真实可信,尽可能地凸现那个时代的特征,例如一家人做煤饼的细节使无数观众立刻发出“我们家以前也是这样的”等等怀旧感叹。顾长卫也一再强调李樯的剧本最先打动他就是因为李樯笔下的故乡安阳令他想起了自己儿时居住、生长的西安城。从某种程度上讲,怀旧成为这对存在年龄代沟的编剧和导演之间进行沟通的重要桥梁。这些赋予时代特征的日常生活细节正是唤起观众无限感伤之怀旧的催情物,“历史”沉浸在怀旧性消费中,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个人记忆”对“历史记忆”的一次诋毁和反动。
同时,这个电影文本的更为主要的创作者编剧李樯决定了“个人记忆”必然要通过另外一种“修改”或者“杜撰”。对于生于70年代的这一代人来说,对现实中的“自我分裂性”进行疗治的方式不是通过改变周遭的现实,而是修改个人记忆——将自我历史“不正常化”,使得自己和芸芸众生拉开距离,从而得到升华。影片分别以姐弟三人为核心依次展开故事的叙述,每一次当记忆聚焦到其中一个主人公身上时,她(他)就会一改在别人故事里的正常与普通,显现出某种精神世界的“特异”。在姐姐作主人公的故事里,姐姐呈现出某种近乎于病态的偏执:她居然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像个疯子一样在街头把自制的降落伞绑在自行车后面做飞行状;她居然可以为了当拉手风琴老人的干女儿,把自己的胳膊抽到伤痕累累来博取老人的同情;她居然可以自若地走到昔日暗恋过的男人面前,面对根本不认识自己的他说:“我知道你一直爱着我”。同样的,在以弟弟为主人公的故事里,弟弟也一改关于姐姐的故事和关于哥哥的故事里的乖巧与热忱,呈现出一种近乎神经质的敏感与决绝:他居然因为无法忍受傻哥哥给自己带来的自卑感而将锋利的伞尖插入哥哥的大腿,他居然会半夜起来在哥哥的水杯里投毒。李樯曾说道:“你可以将他们三个人看成是不同的三个人——姐姐是唯美的,理想主义的,哥哥是世俗的,实用主义的,弟弟是悲观的,虚无主义的……”
在这三个主人公中,不难看出,创作者无论是编剧李樯还是导演顾长卫都对片中的“姐姐”这一所谓的唯美主义、理想主义的女性形象寄予了无限的眷恋和爱意。她的古典清新的外形和这温馨古旧的小镇才是顾长卫“怀旧”的或者是“诗情画意”的最佳承载对象。于是,这个女性因为两个有着代沟的男性创作者在她身上的不同幻想追求,使得她的呈现成为全片一个最大的分裂物。同时,在这个女性身上最大地体现了这部电影的“私人性”,一方面通过她,通过《孔雀》,创作者进行了对青春往事的追忆和对历史的怀旧消费;另一方面,通过她,通过《孔雀》,创作者(这里更多地是李樯)对现实中的分裂所带来的焦虑和无力感进行疗治。
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每一次对人生和历史的回望都只剩下怀旧的感伤,它的思考既不联系历史,也不关照现实,那么它就必须有勇气来承认和正视自己的软弱和无能。由此,《孔雀》给2004的中国电影带来的惊喜和安慰又是如此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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