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4日，在欧洲巡演的最后一站里斯本，葡萄牙总统若奥·桑帕约将为U2乐队颁发一项人道主义大奖。博诺以及U2乐队早已成为摇滚圈最大的得奖专业户，只不过现在从音乐奖变成人道奖。

　　U2已经不仅仅是摇滚音乐，而变成空气一样，我们已经很难去评价他们现在做的音乐究竟如何，我们只是每天都在呼吸它们。说实话，那张叫做《如何拆除原子弹》的专辑大部分音乐让我觉得空洞——真的像空气一样——Howie B用“Very nice”来形容这张专辑，但nice这个字总让人想到奶油，U2很多新歌都给我甜腻腻之感，缺少了从前的疯狂、偏执、黑暗和挣扎，只剩下越来越力不从心的高亢，以及舒适和优雅。U2已经不是在群山之间奔腾，而是坐在沙发上——就像《如何拆除原子弹》封面那样——博诺当然已从愤青变成资本家，但他依然是所谓的“愤资”，既有钱又坚持理想，博诺这样的“愤资”是飞跨愤青和资本家的桥梁，超越了愤青超越了资本家。

　　博诺是摇滚圈最令人眼红的超级红人，但他早已不仅仅是一个摇滚明星，还是慈善家，正如他的朋友舒马赫不仅仅是F1车王，也是慈善家——在他一声不吭地掏出1000万欧元给东南亚海啸难民之后；博诺不单是慈善家，还是人权斗士。当然假如你是个不可救药的仇富主义者，你可以骂博诺爱出风头，骂他到处拍广告大发横财……但你先看看他干的那些牛逼实事吧，这样一个成天可以和各国总统、和教皇和联合国秘书长坐在一起商讨世界局势的人足以昭告世人：娱乐，也可以成为另一种权力——博诺俨然是全球娱乐圈头号权势人物，在全世界都在“娱乐至死”的时候，还有人“娱乐至善”。《如何拆除原子弹》当然应给朝核六方会谈代表每人发一张。

　　我依然希望能看一场U2的演出，在现场和博诺一起唱那首伟大的《血腥的星期天》，尽管我对U2音乐的未来已没多少期待，但即使再也不唱歌，博诺仍然可以扩大他的人道主义事业，正如吉米·卡特在退休之后所做的，未必逊色于他当总统的时候。

　　我的朋友邱大立前不久愤怒而天真地质问：中国的摇滚乐应该以何种名义狂欢？他用Live 8去抨击内蒙的草原音乐节，但这就像用超人去说超女(超级女声)一样没谱，哪跟哪啊？你怎么去要求中国摇滚乐背着整个国家匍匐前进，摇滚乐不是打仗啊。大立质问为什么中国摇滚音乐节上不像西方比如Live 8那样，有政府要员、社会名流和商贾巨富参加，这个问题哪里是中国摇滚乐应该而且能够回答的？

　　在博诺为非洲国家减免几十亿美元外债而奔走呼告的时候，崔健能干的，也就是“真唱运动”了，在真唱运动初步告捷的时候，崔健当然应该准备一把新的、更锋利的手术刀。事实上，他曾经是摇滚慈善家，90年代初崔健在京的数次个唱都带有慈善性质，为癌症病人，为亚运……有一次在外地崔健想搞一次抗洪慈善演出，审批却没通过，理由据说是：“要防洪水，也要防猛兽。”所以，请不要去质问崔健、质问中国摇滚为什么不关注矿难。连区区一个北京个唱，都要等上12年，更不用说什么矿难！

　　前不久我一位艺术家朋友做了一个假的导弹，跟真的一样大小，雇了一辆马车拉着导弹跑过了长安街，好在他只被交警罚了几百元，只是因为马车，不是因为导弹。

　　这就是艺术和原子弹、导弹的关系，U2在《如何拆除原子弹》专辑的宣传上打响了这样的口号——据PK14乐队的杨海松告诉我，这是从约翰·列侬的话改过来的：“假如你不能改变全世界，那就改变你周围的世界。”我们不能像博诺那样改变全世界，我们只能伺机而动，艰难而坚忍地，一点一点改变身边的世界。

　　□本报特约娱乐评论员 张晓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