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在参与”的奥林匹克精神正因为一档名为“超级女声”的节目热播而得以发扬光大，信手拈来出就有一大把例子——

　　正在热播之中的有东方台的“莱卡我型我秀”、星空卫视的“星空舞状元”；地域性小打小闹的 有山东卫视的“志在必得”、安徽电视台的“流行偶像”、云南电视台的“非常之星”、浙江电视台的“新声夺人”；而据报道，即将播出的，还有韩国娱乐集团ＳＭ参与的“亚洲新人类”，有新加坡海蝶音乐为后盾的“非常偶像”……

　　由“超级女声”掀起的这场举国“卡拉ＯＫ秀”来势汹汹，不可理喻。

　　2004年末，素以标榜创意自诩的《新周刊》，甚至把湖南卫视主办的这档子节目评选为当年的“年度创意ＴＶ秀”，其评语不知是挖苦还是赞许地写到：“不专业而刻苦的选手、刻薄的评委与大众娱乐形成收视铁三角。它是‘孔庆翔’效应的中国延伸，作为‘反偶像’类型节目在国内的创意方式，标志着电视娱乐进入反偶像轨道。”

　　照实说，《超级女声》还真不算是国人的首创。“走音歌王”孔庆翔因参加美国福克斯公司的真人秀节目“美国偶像”一举成名，某种程度上，这才是“超级女声”的源头活水。它们在节目模式上有许多相似之处：无门槛选秀歌唱比赛；由数名专业评审给出评语，观众用短消息或电话投票；胜出者有一纸演唱合约等候……

　　之所以说“超级女声”与众不同，原因很简单——这是一个几乎没有任何门槛的比赛，不论燕瘦环肥，马嘶牛鸣，全民参与，前提只有一个——报名参赛者须是女性。虽然在国内还有像“非常6＋1”以及“梦想中国”这样的平民选秀类节目，“超级女声”走的大众路线与他们显然还不是一码子事。

　　“超级女声”的另外一个不同寻常之处，是它在海选阶段便大造声势，借“造星”之名，行“娱乐”之实。照理说，金字塔式的选拔应该是越到后头越是精彩纷呈，“超级女声”则不然，它不强求像央视歌手大赛的“专业素养”，反倒颇得杨绛所说的堂吉诃德先生那种“虽然惹人发笑，他自己却非常严肃”的妙趣。何况，就是在向以一本正经自居的央视歌手大赛上，选手牛头不对马嘴的知识问答也是最有噱头的环节。等到“超级女声”一轮轮筛选下来，真正唱功不错的歌手们一本正经地炫耀技巧和天赋时，其娱乐性也大大地打了折扣。到了金字塔的上层建筑阶段，历经一番真刀真枪的搏杀后，总有选手要遗憾出局，总有眼泪要洒满舞台，节目差不多也就只能靠着最后这点煽情手段来挽留观众了。

　　传统歌手的要素一样不占，也能吸引到公众的追捧，这大概属于另一种意义上的“审美疲劳”。

　　随着“红衣教主”黄薪这样的选手迅速窜红，“超级女声”对“美国偶像”的模仿也达到顶点。依据现场报道的说法，“超级女声”成都唱区海选现场，一个红色漆皮衣裤的女子，唱到撕心裂肺、单膝跪地，一曲未终，评委已经笑倒在地。其表演只能用荒唐走板形容，偏生就能一炮而红。

　　话说回来，“超级女声”就其竞赛性质而言，跟任何文化或体育方面的业余选拔比赛毫无分别；就其自娱自乐的精神而言，也活脱脱像是跟朋友在卡拉ＯＫ包房里唱歌，忘形投入，旁若无人。只不过，“超级女声”搭上了电视传媒这个平台，凭空把声响放大了千万倍，于是一下子变成一个公众事件。如果这不是出于制作单位处心积虑的谋划，“超级女声”以满足公众喜欢看人出丑露乖博取高收视率的做法，实在称不上宅心仁厚。

　　滋养“超级女声”之流节目成长壮大的土壤其实并不难以理解，现代技术的发展打破了所谓专业与业余之间的界限，ＤＶ给手头并不宽裕的人提供了拍摄私人电影的机会，卡拉ＯＫ给钟情于一展歌喉的人提供了自我陶醉的空间，网络给酷爱写作却苦于无处发表的人提供了宣泄的场所，而各色各样的选拔比赛更是给觉得自己怀才不遇的人提供了一夜成名的幻梦。

　　记得周华健曾在一首歌里相当刻薄地唱到：“世界上的人有两种，一种喜欢唱歌一种一窍不通；喜欢唱歌的人有两种，一种歌声不错一种爱抢麦克风……”

　　爱抢麦克风的人不见得歌声悠扬，“重在参与”的精神没准也会变味为“重在掺和”。（ 新华社贵阳7月1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