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余秋雨、赵本山、曹景行三位名人同时出现在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大楼内。作为解放日报首届文化讲坛的演讲者，他们开讲的题目是《社会和谐与文化选择》。虽然外面是高温酷暑，但多功能大厅内，还是座无虚席。余秋雨的深度，赵本山的幽默，曹景行的知性，三人的精彩组合，让台下众多记者和听众们过了一把瘾。

　　余秋雨：别总在小圈子里自我安慰

　　昨天开讲的余秋雨开宗明义，先隆重推出好友赵本山和曹景行。“我从枯燥的角度谈一个概念，把枯燥的问题讲掉，本山会讲得非常精彩。”

　　在余秋雨眼中，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文化滞后所造成的差距，首先因为中华文化缺少内在追求和谐、外在发展力量的状态。他说自己经常被国外朋友问，中国那么多假酒假币盗版，为什么没有精神控制力？他认为，这个精神控制力属于文化，这个力量在经济发展中没有跟上。创造一个和谐社会，就是要让很多人的精神力量汇聚在一个很高的点上。

　　其次，余秋雨谈到了体制转型问题。他指出，我们的文化底蕴到底该偏重于得奖还是其它？到底强调文化行为的低效还是高效？到底强调群体性、团体性文化还是个人文化？在余秋雨看来，目前，我们的个人文化往往处于不被理解的状态。层层叠叠的转型，在我们的文化界还没有很好地进行。

　　第三个文化差距，余秋雨认为，是我们对国际的文化思考太少。两个话语系统非常遥远，他们研究的东西我们不知道。余秋雨非常希望能在宏观视野下缩短我们的文化差距，并逐步了解我们的文化精神系统，不能总在小圈子里自我安慰。

　　赵本山：我最大的财富来自苦难

　　赵本山幽默的开场白，让听众一下子从一种深沉的文化思索中跳了出来。他说自己刚才心一直在扑腾。“在两位（指余秋雨和曹景行）面前谈‘文化’二字，我觉得是在犯罪。我今天在这里负担很重，那么多戴眼镜的，听一个农民讲话。”

　　赵本山的演讲题目是《牢记我们的文化身份》。赵本山说，自己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他最大的财富来自苦难。“这些年来正因为我没有忘掉身份，所以我把自己看得那么不值钱，看得无所谓。把别人看大了自己才能大，把自己看小了自己就小了。农民性格的我，柔软中带着强硬，能那么受欢迎，我觉得这跟文化有关系。在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中，虚假有时占据了一定的成份，说实话别人就笑，你不能到处说实话。当传说余老师宣布不写的时候，我很痛苦。你是为精神领域的人物活着，社会很复杂，别给那些传闲话的、写不出书的人说几句伤心话，就停笔了。要坚强地往前走，自己相信自己。”

　　最后，赵本山又说到了让他最牵挂的足球。“足球现在太肮脏了，球迷们都是百姓，球迷享受足球是任何艺术都替代不了的。球员们在享受足球的快乐，球迷比他们更快乐，这个过程简直迷人，这是我选择足球的原因。走进足球，我可能会碰得满身是伤，但我不怕，我会很干净。”

　　曹景行：空谈雅文化反而害人

　　尽管曹景行的演讲题目《文化选择中的媒体专业道义》极为专业，但这位凤凰卫视资深主持人，却选择了一个当下最热门的话题切入。他从芙蓉姐姐、香香当县长、超级女声谈起。“我们的媒体在面对这些新东西时到底怎么办？现在很困惑，甚至有一种无力感。如果当我们的手机、电视、无线传送技术都整合在一起，当大家都不看报纸电视，我们讲的文化到底有什么含义？”

　　曹景行说，有些传媒人对芙蓉姐姐现象很难适应，甚至发出了“我们的高雅文化是不是缺失了？”的追问。曹景行的观点是，“这个命题本身就有问题，什么是高雅？作者想用高雅的东西去改变低俗的，在我看来这做不到，我们缺少好的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俗文化是一个社会中最重要的内容，没有这些大众文化，就不会有雅文化的基础。”

　　曹景行认为，有的媒体对目前这种文化迷茫状态负有一定责任。“媒体应该对好的大众文化作品起到支持作用，但这首先要求媒体对于什么是好的大众文化能够理解。我们的电视剧都是才子佳人帝王将相，去年拍了这么多电视剧亏了4个亿。空谈雅文化，恰恰会害了我们。”

　　问：媒体上有三个固定词组———余秋雨现象、赵本山小品、曹式评论，如何看待个人对文化的影响？

　　余秋雨：文化如果离开个人创造，变成团体行为的话，文化的精华就很难体现。文化摆脱了早年的群体模糊进入个人时代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现在讲的个人现象还谈不上是什么持续性的，如果没有个人的血性、个人的脾性，那是缺少温度的文化。文化说到底，是生命体与生命体的撞击。不是一大块面对一大块面，它是一个个人渠道。

　　问：赵本山大叔，现在有很多网友自创的作品，很贴近您的风格，您看过吗？另外还想听一听，你对周星驰的评价？您觉得您和周星驰谁更招人喜欢？如果有可能，你会不会与周星驰合作一把？

　　赵本山：我没有看网上那些作品。我很喜欢周星驰。对周星驰评价？我没法评价同行，我选择周星驰，就是观众选择周星驰的态度。你要问我和周星驰谁更招人喜欢？这个您心里面觉得是什么就是什么。

　　问：请问曹景行，你说到缺少一个文化创造的宽松环境，对此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曹：目前对于不让好的文化出现的限制已经不多，但我们好的东西出来得却越来越少。现在有一种追杀的感觉，没有一个宽松的环境，尤其是对大众文化。记者徐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