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斯皮尔伯格正在拍摄《终结者》，准备拍摄这部耗费1.4亿元巨资的电影的时候，编剧大卫-科普从北方飞过来，给他列了一个长长的单子，告诉他在这部电影里应该要避免的一些俗套———1、在这部电影里，不能有显著的地标性建筑被毁灭；2、不能有针对纽约市的不必要的攻击行动；3、不能让一个政治家或者科学家或者其他显要的人物担当影片主人公；4、不能有一个军方要人拿着一个小棍子在地图上指点、移动船只模型的镜头；5，不能有世界领袖的镜头。如果他们能够预见未来，他们应该再加上第六点———不能允许一个明星在奥普瑞的节目上侃侃而谈，让影片的前期宣传变成了自己私生活大曝光。

　　世界大战：恐惧一直都在

　　值得庆幸的是，在观众看过了这部宏篇巨著的《世界大战》后，汤姆-克鲁斯上周在艾菲尔铁塔的求婚举动就变得平淡无奇了。

　　“每一次斯皮尔伯格要拍摄一部类型片的时候，他都给这种类型片注入了新的内容。”制作人凯瑟伦-肯尼迪说，“他从来不想步别人的后尘。”《世界大战》宣告了斯皮尔伯格的回归。他又回到了他最吸引观众的题材上去。还记得他最成功的电影《第三类接触》吗？那些罪恶边缘的生物，那些让人窒息的形象———战斗机残骸、船只背后升起的外来物种、遍布尸体的河流、树上挂满的白雪一般飘飞的死人的衣服……

　　1898年，第一部描写外星生物进攻地球的科幻小说问世；1938年，奥森-威勒斯的电台录制成节目，听起来如此真实以至引起全城骚动，人们害怕得颤抖、哭泣，逃出家门；即使是有过这次教训，1953年，这部小说被拍成电影的时候，很多观众分不清现实和虚幻，被这种末世感觉沉重打击，不可自拔。在接二连三的改编中，这部小说的细节和时代背景都变了，但恐惧的内核一直完整地保留着。正如斯皮尔伯格所言，“当这部小说被人们想起的时候，就是世界走向不可知的未来的时候。威尔的小说是在英国的殖民主义扩张的时候写成的，威勒斯的电台节目是在美国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录制的；1953年的电影是在冷战时期拍摄的，那时候我们都担心自己会在核战争的威胁下灭亡；这部电影则是在9-11的阴影下衍生出来的，所以当外星生物卷起第一场毁灭风暴的时候，11岁的范宁害怕得尖叫，问那些大人们‘是恐怖主义吗？’。”本质上，外星物种的入侵，并不是一场星球之间的战争，更像是人类的自戕。

　　汤姆-克鲁斯：进入现实生活

　　克鲁斯在电影里扮演一个离婚的蓝领工人雷-法芮尔，喜欢开快车，忽略了自己的女儿（达克拉-范宁）和十岁的儿子（贾斯丁-查特温）,但是当外星生物入侵，毁灭了他们面前的道路时，雷发现他身边只有他的孩子们。“汤姆-克鲁斯演过许多能力超强、傲慢自大的形象，我想把他写成另外一个样子会很有趣。”编剧科普说，“雷是一个生活不如意的人，最后在自己不想要的生活中变成了一个怪物。”

　　克鲁斯超脱了他的个人英雄主义，开始进入生活。在一个场景里，汤姆-克鲁斯和范宁藏身在一个地下室里，因为害怕，这个小女孩要他唱一首摇篮曲，这时候，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一首摇篮曲都不会唱，他看上去心都碎了。“每个导演都梦想着让一个演员停止思考，开始进入生活。汤姆-克鲁斯在这里做到了这一点。那个时候，他真情流露，几近崩溃，直到我喊停的那一刹才如梦方醒。”

　　在一些比较尖刻的评论家看来，斯皮尔伯格从来没有说明为什么外星生物会到处杀人放火。斯皮尔伯格说：“这些外星生物毫无理由地杀害成千上万的人会比他们来到地球，发表一份声明然后大开杀戒的处理要惊恐得多。”科普对此有另外的解释，“我想他们是为了争夺水。所有的战争似乎都是围绕这些基本元素展开———水、土地、石油。”（魏保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