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隆多夫

　　有资格轻描淡写地就把自己的影片戏谑成濒危物种的电影大师，世界范围都屈指可数。昨天，在上海影城的记者见面会上，德国国宝级导演沃尔克·史隆多夫一开始就向记者们鞠躬致谢，“我要感谢大家，我拍了40年的电影，谢谢大家还能记得我的影片，记得我那些濒临灭绝的电影。”

　　将继续做类型电影

　　一手缔造了《教父》系列的著名导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曾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德国电影作过如下的评价：“过去这十年属于新德国电影。”那是一个大师辈出的年代——法斯宾德、赫尔佐格、文德斯，而十年的辉煌终点就是史隆多夫那部足以载入影史的巨著《铁皮鼓》，它把德国电影带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史隆多夫说：“我很高兴地看到，大家今天还在谈论我的《铁皮鼓》，至少电影学院的学生们还要看我的片子，我想也正是这种力量改变了我们的人生，也让我能够继续我的事业。现在数字技术非常发达，拍摄一部电影已经不像当年那么复杂，有人说我的电影，比如这次的《第九日》已经过时了，不过我会继续做我的类型电影。这样在许多年后，当人们看到这种今天已经快要死亡的电影类型时，他们会知道，这和一般的娱乐大众的影片是不同的。”

　　不愿轻易使用“特效”

　　史隆多夫的新作《第九日》是本次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参展片，讲述了卢森堡籍的牧师卡里莫被允许从集中营回家9天期间发生的故事，与之前众多描写集中营生活的电影不同，《第九日》的视角更为个人，更为内在也更为深邃。“之所以选择了这样的一个角度，是因为像影片主人公这样囚禁在集中营里的人就好像快要渴死了，突然得到了一滴珍贵的水。”史隆多夫这样解释他的切入方式，“然而问题在于，他很快发现，这滴水并不能解决他的问题——他的肉体虽然暂时获得了自由，但是他的灵魂却仍然在集中营里受难，他无法摆脱这种痛苦。”

　　记者向他提问，为什么主人公有关集中营的回忆没有采取常见的模糊摇晃镜头，史隆多夫的回答自嘲中带着骄傲：“我不太想用技术手法，你知道，就是那种模糊的声音加上混乱的视线，那是好莱坞高科技的做法，我坚持从默片时代继承下来的方法——用胶片拍摄，复制以后重新插入。是的，用特效镜头的确很容易，但是简单易行的特效并无助于故事情节的叙述，那样看上去像是广告，而不是电影。我宁可自己多想想可以用什么办法表现人物的内心，也不愿意轻易使用那些特效。”他顿了一顿，又说：“这也是我当年和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签约七年却不能打入好莱坞的原因，我有我自己的原则。”

　　年轻导演千万别模仿

　　长期从事独立电影制片事业的史隆多夫深知独立制片的艰辛，“我现在都不太敢多说自己未来的拍摄计划，因为有太多的计划由于预算方面的原因最终变成了泡影。做独立制片人与其说是一种优待，不如说是一种惩罚，谁让好莱坞的电影公司不要我们呢？我在美国工作了不少年，还是无法适应。”

　　史隆多夫坚持认为，电影艺术的革命往往产生于艺术电影的创新，因此各类电影节就是艺术电影最后的防线，“在德国我认识一些年轻的导演，他们向我抱怨说，艺术电影最大的威胁来自主流电视节目，那些污染人们思想的电视节目，每天都在上演着怪兽和打斗故事。我给他们一条建议——如果想要闯出名堂，就去拍一些不一样的内容，千万不要模仿。像法斯宾德就走出了自己的道路，用自己的语言丰富了电影的表现，这也是每个导演应该做的。”

　　史隆多夫

　　沃尔克·史隆多夫，1939年出生于德国威斯巴登，战后德国最出色的导演之一，与电影大师法斯宾德、赫尔佐格和维姆·文德斯并称为“新德国电影学派四杰”。由他执导的根据君特·格拉斯小说改编的影片《铁皮鼓》荣获1979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和1980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也为他赢得了世界范围的崇高威望。上世纪80年代中期，沃尔克·史隆多夫到美国发展，期间与达斯丁·霍夫曼等著名电影人有过合作，两德统一后他回到德国，致力于扶持德国独立电影事业。1994年在担任柏林附近Babel sberg制片厂负责人时，还曾帮助我国导演姜文完成了他的导演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并担任该片的合作制片人，在制作资金方面给予过姜文很大帮助。史隆多夫自2000年以来的重要电影作品有：2000年《打开心门向蓝天》荣获当年柏林电影节蓝天使奖，2001年的短片《十分钟年华老去》和2004年的《第九日》（也是此次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参展片）。

　　（吴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