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平：大家下午好，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论坛，今天的论坛是亚洲电影未来新势力，我们邀请了四位亚洲的目前最杰出的年轻导演，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泰国的导演亚格差.乌干腾，中国像高地区导演黄真真，中国导演陆川，伊朗导演哈桑.叶塔潘拿，今天由四位导演做他们十分钟的演讲，下面先看一个电影片段。这部电影就是马上要给我们演讲的泰国导演亚格差.乌干腾的作品，下面请他上台给我们发表演讲。

　　亚格差.乌干腾：很高兴来到这次上海电影节，小时候我的父亲在电影院工作，我父亲每周带我去看电影，看了很多中国电影，我记得看了一个林青霞的电影。我五岁的时候在幼儿园的时候就跳舞，我对那个经验没有什么记忆，我只记得我跳得很不好，我在泰国长大，然后17岁的时候移居到新加坡，在新加坡开始我的职业生涯，我非常喜欢电影，即使我在泰国的时候也很喜欢电影，当时在新加坡还没有电影业，所以我开始在电影院里面工作，我差不多在100多个地方放电影，还有音乐剧，有一天我把一个音乐剧带到曼谷，泰国人看了以后非常喜欢，他们决定把这个拍成电影，所以我就把这个拍成了电影，这就是我的《美丽拳王》的故事来源，我很幸运根本不需要去融资或者做其他的事情。

　　我不知道我怎么会成为一个导演，就个人来说，如果是用你的特点表现电影，当我开始去导演的时候无论是一个戏剧或者电影，我非常喜欢一些故事，能够反应某一个文化的独特的地方，比如说一个男孩子一直梦想成为一个女人，然后他开始朝它的目标努力，于是就开始去做拳手，希望通过做拳手最后做变性故事，这个故事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做过，我觉得这是非常独特的，所以我就考虑这个故事独特之处在哪里，表现了我们文化当中的什么特质。另一方面我考虑个人的因素和世界的因素，我不想拍任何一个对我个人来说毫无意义的电影，如果这个故事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相信对别人也是有意义的，所以我才会去拍，我永远不会想要成为女人，所以这是我进入电影的起点。我发现这个故事讲的就是一个人，希望在世界上找到他的位置，这个位置让他感觉很舒服，很自在，也许我们的父母希望我们成为商人或者艺术家，或者电影人，但是首先我们必须要在饭店或者餐馆里面打工，我们必须在我们的世界里找到个人的身份，所以这就是我当时喜欢这个电影的原因。

　　另外一个问题，通过你所用的演员取得你所期待的艺术成就，我不是很肯定这一点，但是在我过去看电影的时候，看完电影走出电影院的时候，我会希望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优秀的人或更好的儿子，更好的朋友，希望自己更有出息，更好一点，我希望别人看了我的电影之后会希望成为更好的人，这是我解读我片子的一个方法。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的感情受到很大的打击，我不能在生活当中处理好，当时我的状态非常不好，面对死亡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一辈子都会准备今后，所以和拍电影的道理有点相似，我们始终在做准备。这是有关年轻的男孩子到了泰国，躺在棺材里面睡了一晚上，然后遇到了许多恐怖的事情，这是一个恐怖电影，我希望人们看过这个电影走出电影院之后，感觉到对死亡这个题目不再那么恐惧。

　　接下来问题我如何来迎来观众的期待，我拍电影的时候，或者我写电影的时候，我并不是考虑观众很多，因为当我对人物了解非常多的时候，他们会指导我怎样进行拍摄，一般我是自己写剧本，最困难的地方就是让自己完全了解这样的人物，一旦取得这样理解的话，人物会帮助你如何来展现这个人物，我一般不会考虑观众怎么想，我所考虑的是这个人物怎么样是比较合理，使自己完全进入这样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为人物所创造的。

　　我还是一个新人，我可以犯错误，我还有时间犯错误，在《美丽拳王》这个其实是一个动作片，接下来我要拍的电影类型和第一部完全不一样，不是一个打斗片，是一个超自然的影片，我觉得可以说就像走进糖果商店的小男孩一样，我现在还不能和张艺谋他们相提并论，我希望像吴宇森一样拍动作片，我希望像张艺谋一样运用很好的颜色。现在亚洲电影只占到欧美电影的6％到7％，亚洲电影怎么占领话语权可能我没有想过，在小的时候我就想如果我在西方，可能我在美国的话会非常的成功，但是我知道亚洲有很多好的故事，有很多会讲故事的人，为什么要把这些好的故事不让别人知道，我们应该让西方人走近，了解我们的故事，一个好的电影不分是亚洲还是欧美的，一个好的电影是超越国界的，这就是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大家如果有其他的问题可以一会儿再向我提问，谢谢大家。

　　何平：谢谢，下面我们请伊朗的导演哈桑.叶塔潘拿先生给我们发表精采的演讲。

　　哈桑.叶塔潘拿：我想向每个人说一声大家好，很抱歉我不能说英文，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原谅我。作为一个导演的生活可以和一个运动员的生活相比较，一个导演需要始终准备，好让运动员自己保持一种竞技的状态，我知道有很多导演可能大家也知道，他们一部影片拍了失败之后就全部完了，对一个导演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或者对我来说，首先他需要一个好的故事，一个好的剧本，有了好的故事，一个好的导演，才能拍出一部好的影片，很自然即使是一个优秀的导演，但是这个故事本身不好的话也拍不出好的电影，所以我们导演要不断的更新我们的知识，要了解社会的需求，我们也需要了解人们的需求，也需要知道他们到底是希望水、食物还是关爱，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第三个部分关爱或者说是情感。

　　一个哲学家说过在石器时代人们的需求是水和食物，现在同样的一个哲学家可以说，今天人们的需求是爱、人性和友谊，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哲学家是谁，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人就是我。这个就是在我对这些问题做回答的时候，突然跳进我脑子里面的想法。我认为一个导演需要是一个聪明的人，有一个问题是说如果能够对别人产生影响力，其实我觉得人之间在每时每刻都在相互影响，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导演对我来说是皮尔.索尼，他真的改变了我的观念，在拍电影之前，在做导演之前，我做副导演做了17年，后来我知道皮尔.索尼先生之后，我才知道我对电影是一无所知，这个时候我才从头开始，这个对我的影响非常之大，可以表现出来我的两部影片的风格和他的是一模一样，所以人们都说我受他的影响非常大。

　　关于好莱坞我想说，我从来没有受到好莱坞影片的影响，当然如果我们想注意影片的商业前景的话，我们还是要向好莱坞学习的，我当然并不是说反对好莱坞电影，但是好莱坞电影对我的影响只是非常短暂的，但是我参与电影行业也有一些其他的目的，比如说要加入政治方面的因素，我感觉娱乐对于观众来说是必要的，但是因为我的观点是带有比较强的政治性，我想《超人》、《蝙蝠侠》，对于伊拉克人、阿富汗、喀什米尔人来说，都是不值得一提的东西，我通过我电影要表现出来的就是让观众能够找到真正的超人和蝙蝠侠。我们不能只看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而应该关注这些国家的人权，要带着一双观察的眼睛去看这些国家的状况，所以这些一两个小时的影片可能暂时给人们减轻痛苦，但是走出电影院之后，人们还是要面对那些残酷的现实，而这些痛苦或者说残酷的现实就是由这些拍摄影片的这些人的国家所制造的。当然了好莱坞电影里面也有一些很人性化的东西，这是我非常欣赏的，但是我不喜欢的是纯商业性的影片。

　　但是对于这些艺术片或者社会片来说，他们的市场前景比不上那些商业片，这些商业片有很多的资金也能够吸引到广告，比如像《怪物史瑞克II》应该让每一个人都能看，还有《星战》也是如此，我们摆脱不了这些影片的巨大吸引力。

　　关于这个电影节，像嘎那电影节应该要支持这种艺术片的制作，为什么现在有一些电影节对这些艺术片支持的力度并不大，反而对《史瑞克》、《星战前传》影片的支持力度大，大家觉得这些影片是不是要得到支持，或者如果不支持的话这些影片就会消失，我们以后再也看不到了，这就是我不喜欢好莱坞这一套体系的东西，不幸的是电影产业是一个昂贵的游戏，另外我注意观众的感受，我觉得我们真的很需要了解观众的需求，因为我们需要资金带支持我们拍下一部影片，如果我拍的电影不好，由于一部影片导致我破产的话，我就没有钱去拍下一部影片了。

　　我拍的第一部影片的风格是我非常喜欢的那种风格，有的时候一个长的剧情可能要拍36遍，让它能够真正的表现我脑子里面想出现的效果，可能对下一部影片来说，我可能就会遇到一些困难，因为我可能要和第二个制片人合作，对于第二部电影我自己组制片人，在我为第二部影片做准备的时候，我真正的非常注意观众的需求和品位，他们真正想看什么，有的时候我拍的这些情节不是我喜欢的那种拍摄的风格，不管是哭也好，笑也好，但是这个并不是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我可能需要摆脱好莱坞的影响，或者可能需要使用一些比较熟悉的演员，但是可能这样拍出来的东西就不是我自己的风格，最后我认为观众需要两种类型的电影。第一种是能够给他们短暂影响的影片，另外一种类型是能够给他们长久的心灵深处的震撼力，即使在电影看完之后，这些影片都能够记在心里，我在这里真正的非常感谢上海国际电影节，我在这里看到了很多好的影片，也感谢大家听我这番发言。

　　何平：我觉得讲得特别的好，所以伊朗能够不断拍出很多优秀的电影，这和有深刻思考的导演有很大的关系，下面有请五是香港年轻导演黄真真给我们演讲。

　　黄真真：你们好，上海好，我第一次来上海所以我很开心，其实我小时候不是想当导演的，从来没有想过，我小时候很想当一个演员，因为我觉得我太多的感情在里面，我要发挥出来才觉得平静，所以最后我去了香港演艺学院学戏剧，读了四年，学的时候很开心，因为很投入，但是我毕业的时候我开始想我要怎么办，我毕业的时候有香港的舞台剧团想请我当演员，但是我觉得我自己不是太漂亮，还有在舞台上面这么小，只可以当人家主角的女儿或者是工人，我觉得不行。后来也有香港的电视台打电话给我，想请我当儿童节目的主持，我想不可能，学了这么多艺术的演技不可以当主持，所以最后我当了一个DJ，就在那个时候我看了很多的电影，因为我很不开心。

　　我就想，我喜欢的不仅是演戏，我喜欢人性，有机会要把我对人生的看法表达，所以我就去了纽约大学学电影，学完了之后就留在纽约，那个时候我希望在纽约可以开始当一个独立的电影人，所以我很努力的写剧本，写完之后就给每一个经纪人，也打电话给电影公司，最后花了九个月每一天打电话，用尽我所有的方法没有人打电话给我，没有人要看我一眼，所以我就在想怎么办，慢慢就感觉到害怕，害怕我的热情慢慢就冷却了。

　　我就想出一个办法，我住的地方和一个美国的演员罗伯.迪尼罗住得很近，每一天十点钟早上去就坐在那里等，我星期一去，每一天坐到六点再走，到星期五那个门卫就忍不住跑过来问我为什么每天跑过来坐在这里，我说我有一个剧本给他，他说他是大明星不会从这里进去的，是从别的地方进去，你可以把这个剧本给我，我就给他了，当然我也没有再接到电话，所以这个办法就失败了。

　　我有一些朋友是做股票的，他们就叫我做股票或许八、九个月就可以赚到钱，可以做独立电影，然后半年之后就全部没有了。最后我还有一张银行卡有六万美金，最后我拿着六万拍了一个我自己写的剧本，我知道当时拍这个电影不会给我什么钱的回报，只是一个开始，因为当一个电影人很惨的地方，不可以跑出去跟人家说我懂得拍电影，你要给人家看你真的懂得拍电影，不是好象写书一样可以写一本给你看。

　　现在回想起来，在纽约的时候对我是很大的帮助，我在拍《女人公寓》的时候，因为投资太小了，觉得无所谓，我们只有四个女孩子拍了九个月，拍完了打电话给我老板，老板说我没时间看，因为投资太小了，我总共用了35万港币，但是不能上映因为没有明星，没有电影院要，然后我就发挥我独立的精神，跑遍了所有的电影节，最后很幸运的得到了一个奖，其实也不幸运，因为得了奖电影院也不要，因为没有明星。

　　作为一个好的导演要表面不自我，里面很自我，因为现在我跟香港的老板谈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从来都不给他们我的剧本，因为我觉得他们不可能看我的剧本，如果看剧本就可以看到戏就不用拍戏了，我就是坐在这里谈，我一点都不自我，我就看他们喜欢听什么，你喜欢听什么我就讲给你听，反正拍的时候他们不在，拍完也什么都不可以做了，但是拍的时候我觉得要自我，不要听旁边的人讲，不要让旁边的东西主导你，因为要有自己的看法，无论出来对还是不对，成功还是不成功都无所谓。其实过去的两年我也有其他的机会，有一些老板想给我钱拍一些我觉得不太适合我的主题，有时候没有钱就问自己，要不要那么自我，但是我觉得当一个导演不容易，如果我今天有机会我一定拍自己独立的电影，每一天很高兴的告诉人家这个戏是我拍的，如果以后有孩子，有孙子，他们都会很自豪。

　　还有我觉得要对观众负责任，责任的意思不是对他们有什么启发，就是人家买票子去电影院花了90分钟的生命去看你拍的东西，怎么不可以用心去拍，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未来继续的做法，谢谢。

　　何平：很感人，做导演确实非常不容易，尤其做一个女导演更不容易，真真为电影付出这么多，追求这么多已经是一个好导演了，下面请中国大陆的陆川导演为大家做演讲。

　　陆川：大家好，很幸运我的两部戏都在国内放了，在香港的时候有一次香港记者总结我们大陆导演和香港导演的区别，他说你们大陆导演每个人都很会讲，但不会拍，我们香港导演不会讲但是很会拍，但是今天黄真真又会讲又会拍。

　　很多年前我记得我还是个军人的时候，我在南京渡过了四年军校的时光，每星期有一个很郁闷的时间就是周三、周五要排队去看电影，每次看的都是烂片，因为军队的片子是配发的，因为总政的经费也很紧张，不可能买好片子，所以就看有政治教育意义的骗子，所以每次看那个片子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灾难，但是那一段时间里面让我看到一部特别激动的，失眠的电影是叫《双旗镇刀客》，然后我晚上就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写了16页的信给这部片子的导演，然后我就寄到了西安电影制片厂，然后在下面就问了一句像我这样一个当兵的人有没有机会当导演，但是那封信没有得到回复。

　　后来专业，后来进入电影学院，然后拍了《寻枪》，然后哥伦比亚公司找我拍《可可西里》，然后跟我说找了何平导演做监制，那时候我见到了何平导演，我忽然觉得很恍惚，我在荧幕上看到了很多很多的人都到了我的面前，都成为了我的同事，都成为了合作者，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机会，我特别希望能够在我内心中一直有一种勇气，我当时坐在操场上，心里就特别想为我这帮兄弟们拍一个电影，让他们在该哭的时候哭，该笑的时候笑，能够记录我们这一代的青春，所有欢乐的东西，虽然是恍惚的但是我一直希望做电影的这个过程不把这个气磨灭掉。

　　其实黄真真刚刚说了一句话我特别有感触，表面上要特别的随和，要特别的听话，但是做电影的时候谁也不听，我觉得我也是这么做的，而且我给我的监制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拍《可可西里》的时候把剧本都改了，他背了很大的责任，当时我们的预算是没有进《可可西里》拍，但是拍到后面我觉得状态不对，然后我就给何平导演秘密写了一封信把整个队伍带上山，然后按照我的想法就去办了，就按照我自己的方式在拍这部电影。在电影的这一路走过来，我最喜欢的就是五代的电影早期的作品，他们的作品有一股力量，这一股力量是在后来的中国电影匮乏的，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民族，而且是蓬勃发展的民族，我们的时代就是非常有力量的时代，我很希望在我作品当中展现这种力量和展现这种诗意，谢谢大家。

　　何平：其实做导演有很多的困难，最大的困难是如何真要想进入要做的，其实这是最大的困难，钱也好，环境也好，发行也好，这些都是都放在第二位，最重要的是自己要什么，这是一个导演最最重要的，在座的四位导演都是在努力的争取自己要的那个东西和自己要表达的那个东西，所以他们就有好的作品能够给大家，所以现在我们五个人坐下来我们随便聊一会儿天，探讨一些我们关心的问题。

　　陆川：我9月份可能会去新疆拍一个戏，其实我不是特别想来上海，我觉得电影节是一个会扭曲导演的地方，电影节是一个名利场，它就变成一个磁铁，在把你的形状改变，虽然我也是在电影节被人认识，但是我一进电影节就晕，电影节唯一特别幸福的事就是看很多的片子，但是往往作为电影节具体的参加者，看不到几部片子，今天我参加这个会之后，然后就回新疆了，我听几个年轻导演聊的时候，又突然感受到了那种新鲜的感觉，这个论坛我觉得特别好，让你觉得是在一个集体里面，大家在一起很有力量，有一种填充的感觉。

　　何平：可能所有的年轻导演，包括那些成功的导演都面临自己的归属和市场的关系，尤其很成功的一些大陆导演，可能忘掉了当时最原始对电影的热爱，反而变成比谁的制作大，尤其在中国大陆现在这个情况愈演愈烈，然后所有拍电影，他们已经忘了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所以电影的希望和前途在哪？所以需要真真和亚格差你们这些电影导演把这些想法灌输下去。

　　其实原来有的导演真的是很好，但是拍到一定程度，电影节去多了，就把原来拍电影的愿望和热爱都忘记了，现在我个人也在想，尤其我刚才在听你们讲的时候我也在想，我下一部电影是要给大的公司和大的制片人拍一部电影，还是给我自己在拍一部电影，其实现在每天都在想着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要坚持一个路线，就是我们做导演的要坚持我们自己要的东西，我们就是最好的。

　　黄真真：当我去跟老板谈一个主题的时候，谈完的第一句他们就讲谁主演，是郑秀文还是刘德华，因为这个剧本还没写好，我怎么知道谁主演，或者是多少钱，但是我的故事大纲都没有说完，这是很辛苦的一件事，但是香港的环境是这样的，我改变不了这个环境，我只可以自己在家里想，想好了再出去见人，因为香港的电影有他们的世界，怎么保持自己的性格，自己的特点是很难的，因为香港的电影一开始就是很商业的，所以第一件事不是谈故事好不好，故事也不用听了。

　　何平：大陆的制片人和香港学得很快，故事一出来就问谁来，《可可西里》开完会，上来谁来演，排了一大堆明星来演《可可西里》，但是如果是某某的《可可西里》就不能看了，其实陆川当时心里坚持一定不能用明星，但是他年轻，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预算，有一个很好的制片公司来推这么好的电影的时候，又不太那么敢说，其实有时候监制的工作就是这样，在翻译的工作当中有很多模糊的区域，监制做的工作是既让制片人又让导演满意，所以大家才看到现在的《可可西里》。

　　陆川：因为我两部戏第一部是姜文监制的，第二部是何平导演监制的，他们其实在拍摄的过程中间承担了很大一部分的信任责任，可能对于年轻导演来说，在刚出道的时候很需要这样的监制去承担一部分，因为承担一部分之后就可以比较自由的做电影，监制作为一个行业的信用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不是很排斥好莱坞，我在电影学院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特别喜欢看好莱坞的电影，而且我觉得好莱坞的电影对于中国的电影是有非常大的借鉴意义，如果只把它当做一种文化侵略去否定的话，这个就不是很大气，因为要承认它的强势是有原因的，当时我研究好莱坞电影史的时候，我得出一个结论，电影解决一个精神、梦想、现实的，好莱坞电影更偏重解决梦想的，它的市场分得很细致，我的感觉就是好莱坞电影在语言这个层面上是非常有效率的，能够抓住观众的注意力，也一点是他们成功的核心，他们的语言和他们的题材关注是能够抓住观众的基本注意力，所以如果我们只是一味的把他们当做文化侵略的产品拒之门外，不认真的去看，可能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我看韩国的电影，他们前两年抄袭好莱坞电影，但是这两年把抄袭过来的电影用自己的语言说自己的事，这种过程非常好。当时考电影学院当时打动我最厉害的电影就是斯皮尔伯格的《辛特勒名单》，电影很重要的是你在讲什么，的确是应该用一些让观众稍微接受的语言把主题传授出去，这是我对好莱坞电影的看法。

　　哈桑.叶塔潘拿：至于好莱坞我跟陆川先生的看法一致，我完全没有异议，但是至于说到故事的问题我并不同意你的说法，我觉得对电影来说故事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主要的一个结构，我觉得故事之后的技巧运用都是根据故事派生出来的，但是可以塑造一个非常好的场景完全是可以没有故事的，但是没有故事不可能成为一个很好的有头有尾的故事。对于我来说，第一部分和结尾部分是电影里面最重要的两个部分，这也是我个人的经历告诉我的，我不知道对别人是否合适，我刚刚只拍了两部电影，但是有人叫我拍其他的电影，提供其他的故事，我不能跟这些人很好的交流，这是因为我还并不是一个专业的导演，但是我的确是有我的想法，也许我的想法是错的，我觉得我们应该能够用一句话涵盖剧本的意思，如果这句话是足够有吸引力，那么就可以把它拍成电影，即便这个片子是由新导演来拍也是可以的，其实我也很喜欢好莱坞，我的意思是说我在拍电影的意图和好莱坞是不同的，我到了这个世界上面，我能够进入这样一个电影事业是由于我的政治意图在里面，我不会写作，所以我做了导演，所以这是我的想法，我的观念。我希望当不再通过我的电影向大家发出政治信念的时候，这时候我就可以拍一些像好莱坞一样的电影。

　　何平：你下一步要做的是怎么能够让戏院接受，又坚持你的想法，又要有更多的荧幕去演。

　　黄真真：我刚才说的我的第一部戏是很难，但是这一部的《六壮士》我就用明星，我跟其中两个演员破骂，因为你们不专业，来之前没有看剧本，浪费大家的时间，不仅来的之前没有看，来了在化妆间里面就是闲聊，我叫副导演给他们今天拍的一场剧本也不看，因为他们要摆明星的样子，所以我很气，因为我自己也是演员培训出身的，我也是很尊重演戏的艺术，当我回家了也问自己，自己是不是错了，因为香港是这样的，所以精神分裂的原因就是这样，我最后也告诉自己，我自己是做得对的，因为每一个人要尊重自己的职业，不是来只是赚钱，赚钱也要尊重人家的钱，所以拍《六壮士》也不容易，因为我拍的过程当中希望和演员多沟通，多交流，多表达，但是有时候他们不喜欢，所以我也是慢慢在学，我希望五年后我还是新的导演，我不希望跟着他们定的方式走。

　　何平：香港确实职业演员不多，因为大部分都是唱歌的，所以很难用职业演员的工作方式来要求他们，你要求也过高，歌星来演戏让职业演员的标准来要求也不可能。

　　亚格差.乌干腾：在我影片中用明星没问题，因为我觉得有些明星名气很大，是因为他们真的很好，我的第一个影片当中我就用的演员非常有名，他们之所以成名是因为他们非常有才华，而且我的角色非常适合他们，所以我不排斥用明星，但是在我工作的时候，我需要我的演员进行排练，因为我是做舞台剧出身的，所以我们在舞台剧里面是需要很多的排练，我又是非常感谢这些明星，他们也愿意花时间进行这样的排练，在泰国有很多好的明星，我们和他们的合作时间也很长，他们之前也不是歌星出身，他们很专业也很有才能。

　　另外我想谈的是，就是艺术和生意之间，过去两年中，我也为一家大的制片厂工作，我是创意部的主管，所以有的时候我也要参与讨论作出决定，是不是要对某部影片做投资，有的时候还要给出原因为什么投资，为什么不投资，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的时候制片厂就要放掉一部分的影片，因为制片厂都是要盈利的，如果一个拍电影的人，有的即使是夫妻关系，你也要考虑这方面的因素，对于盈利的制片厂来说更是如此了，有的时候可能需要一个法国的制片人因为他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资金，所以拍电影的时候要找一个伙伴，有的时候不能抱怨，必须要找到喜欢你的想法，支持你的人，不然你就要换一个了，我经常告诉自己，如果有一天我的投资人让我做我不喜欢做的事情，那我就不干了。因为对我来说有机会拍一部电影是很大的荣幸，因为你有机会对世界施加自己的影响，你有机会向别人说一些你认为重要的事情。我以前做过营销的经理，所以我想赚很多钱，那么我就可能不会转行做导演了，后来我作出决定做一些艺术的东西，我已经想好了，所以我不会有什么后悔。

　　黄真真：我蛮同意亚格差导演的话，我很高兴我不是明星，因为明星不可以坐公共汽车，不可以吃大排挡，我们做幕后的什么都可以，这个我很开心。还有做创作的，做艺术的人赚太多钱其实很危险，因为赚太多钱生活方式就改变了，人就住在山顶了，有司机了，那和平民的生活有距离了，这也是一种危险。

　　何平：有一些导演的片子随着挣的钱的多少，就看着这个片子不一样，最开始的时候处女作的时候很朴实的，镜头运用也很朴实，故事也很朴实，到后面离老百姓，普通人越来越远的时候，住了很大的房子，也不经常出来，也不逛街了，也不了解外面的世界，然后完了以后看这个片子全是想出来的，所以像这样的导演我们身边太多这样的例子，等你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没有想象力了，因为没有老百姓真实的生活，所以我们看导演会发现，这个电影觉得没脚，脚都不在地上，基本上是发了大财，住进大房子，有人开车了。

　　下面留一点时间给在座的，一起参加论坛的朋友提问的机会。

　　问：我想问陆川导演，您下一部新戏是在新疆拍的，之前看过《可可西里》，我们在祖国这一边，就觉得祖国那一边是比较边远，比较偏僻的地方，拍新的片子有什么新的想法，或者有什么新的突破？

　　陆川：我们在新疆拍的是一个城市戏，我在新疆拍的这个城市戏是讲的一个城市从一个小镇怎么变成一个城市，肯定是很不一样的，我也担心别人会说怎么老在西边拍戏，因为别的导演都在东边，所以我没地，只能去西边拍，而且我在西边长大的，我还没有能力为这个城市总结出一句独特的话，也许以后可以，我觉得我在这边拍算一个客场，在那边拍算是一个主场。

　　问：你刚才说你在当兵的时候看电影这么辛苦，后来想拍一些好的电影给兄弟看看，你拍了两部戏以后有没有给辛苦的兄弟看过，他们有什么新的评价，你是一个新的导演，第一部片子用了大的明星，第二部片子什么明星都没有用，你作为一个新导演对明星的看法是什么？

　　陆川：其实用明星有点像童年的经历，如果童年经历是一个恶梦，用明星就得小心点，我第一次用明星好象挺难受的，我第二次拍这个电影的时候，和第一部的经历很有关系，我很希望有一个充分自由的表达，《可可西里》的票房还是很不错的，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就是可以做出极致来，院线经理有时候需要一两个对表放有号召的明星让你的戏进入院线，因为我随着两部片子在中国的发行，其实《可可西里》放的时候，有的院线在影院里面放了两个月，因为他们喜欢这部片子，但是不能这样扛下去，我在拍第三部戏的时候，我听进制片方的意见用一些明星，是因为我了解了这些院线经理的忧虑，但是不要破坏戏的本身，这也是矛盾的，永远是这样的，在矛盾之间达到平衡。

　　何平：不是所有的明星都是好演员有的明星就是很好的演员，没有什么不可以合作的，好的导演，好的剧本，好的明星，好的赞助商，好的制片人就有好的电影，有一些明星不是好演员，但是他是明星，这个就要警惕一点了，还有就是影片的风格，有一些风格是完全不行，《可可西里》，来一个张学友的可可西里，那是歌可可西里，当时就有制片人提过，这不是为电影本身睡不着觉，是为这个事睡不着觉，完全不知道是怎么想的，但是当一个导演每一年都要面对这样的事情，每一部都要面对这样的事情，所以还是要用好的演员，是不是明星，也许是，也许不是，选择更适合的是更重要。

　　问：问一下黄真真和陆川导演，现在有一个现象，就是年轻导演像你们二位一样，有电影的真诚之心，很快就拍成一部电影，然后就飞快的销声匿迹了，扔下一些热爱他们的观众，请问你们的路还能够走多长，愿意走多长？我希望你们的路走得越远，越扎实。

　　黄真真：路能走多长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有一天我觉得没有对电影的热爱，因为拍一部戏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所以要有很强的热爱才可以继续，因为去做其他的东西也可以生活，对我来讲拍电影不是一个工作，是我的热爱，还有当导演付出和回报是不成正比的，如果我们拿这个真诚做其他的也会很成功，当然现在我还很热爱电影工作，还有很多的主题，但是需要有机会碰到另外一个投资者去合作。

　　陆川：这也的确是我想过的问题，我在拍第一、第二部戏的时候，有时候避免碰自己的童年往事，中国比较多的导演出来是靠这个的，我就强迫自己先拍一些别人的事，通过拍别人的事里面，我觉得找到了一种活得比较长的方法，因为拍别人的事的时候不会感觉被很快的掏空，突然发现自己不是一个事，过程中间感觉在受一个教育，突然发现电影就好拍了，而且拍得比较长，因为把根扎在大花盆里面了，长得就比较活份，我的选择就是其实自己的往事，自己的教育，自己的经历，自己的遭遇一切肯定是最大的共鸣，我即使拍它的时候能够找到一个被更多人认可，我首先认为自己是一个普通人，所以我如果真的为所有普通人找到一个点拍电影的话，我这个电影一定是会被别人看到的，也一定会感动别人的。

　　问：我刚刚听了黄真真和陆川导演的发言觉得非常的感动，我本人是学电影制片的，刚才过来以后我听到了黄真真还有陆川都谈到了，作为一个电影人来讲希望创作出自己好的作品，而且一个电影人应该有这样的自我，要不轻易被别人改变自己的想法，我觉得非常的感动，而且非常的能够理解你们，但是作为我来讲是在不同的专业，我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因为我认为不是每一个制片人都不是专业的，其实很多制片人是很专业的，而且制片人是属于艺术的创作者，其实拍电影就像找一个拍档一样，如果做一个商业运作的话，会找相对的融资渠道，在一个良性的市场范围内，一个磨合是很重要的，其实这是相互的信任和责任的问题，作为投资人来讲，我并不认为国内的投资人都是为了赚钱，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想挽救中国的国产电影，大家都以一种专业的态度来面对这个市场，大家都能够相互的，因为电影是一个合作，毕竟不是一个个体，有的时候需要相对的妥协，而这种妥协很难说是利还是弊。

　　问：刚才大家都从学术的方面讨论了，作为一个观众，我想问一下亚格差.乌干腾的问题，我说一下昨天晚上在放映厅里面的情况，首先有两点，第一观众不时发出会心的微笑，因为里面有一些镜头确实非常有意思，还有电影放完以后观众给予了热烈的掌声，我对这个电影印象最深刻的是它的音乐，你的音乐非常的特别，是不是跟你曾经从事过音乐剧的编导有什么关系？

　　亚格差.乌干腾：作为音乐对我从事电影行业或者话剧之前，我必须想要搞清楚色彩和音调，对于《美丽拳王》来说，在我拍这部电影很早以前就选好了主题歌，我和作曲家、我的老板都讨论过这个问题，我希望能够把它变成一个很好的一首曲子，同时我也希望作曲家能够帮我写一部分，同时我也想把舞台音乐剧的成分引入到其中，我就是靠自己的想象，也就是拍电影之前，我已经想好了我要用什么样的色彩，有的时候不同的角色我也会给他们不同的颜色做出标记，这样的话也帮助在后面的设计和拍片过程当中取得好的效果。

　　问：各位好，刚才何平老师提到一个想象力的问题，您的意思是觉得现在某些的大导演有闭门造车的感觉，作为一个普通观众，我谈一下青红和孔雀的一些想法，我昨天看完青红之后，给我第一个感触它非常真实的还原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知青的非常矛盾的状态，但是对于中国电影来说，为什么仅仅是这样的片子在国外获奖，是不是在中国比较占主流的电影风格仅仅是在回顾过去的历史或者只是在描摹现状的一些东西，那也就是中国电影的想象力是否是一种缺失的状态，诸位四个国家或者是地区的导演，你们觉得你们国家现在的电影未来最需要达到的风格或者状态是更加要注重于回顾过去的还是更加注重现在的，还是更加要有想象力的一些东西。

　　亚格差.乌干腾：我想在泰国每年都有很多的商业片，这里面包括喜剧、动作片还有鬼片，只有这三种，这是主要商业片的形式，因为这三种影片才能获得投资人的青睐，对于一个拍片人来说，不管拍哪种类型的电影，必须要有个人的风格，不管是热带旋律还是其他的，这些影片不是适合所有人的口味，它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我觉得我们缺的是那种有着鲜明个人特点的导演，现在很多的导演在介于非常模糊的状态之中。

　　黄真真：香港是很商业的，香港的电影从来是商业电影，香港过去的两年经历了很悲惨的境地，不知道观众要看什么，观众已经开始厌了，其实我们新的导演还是很有成就的，有很多年轻人都不看电影了，我们和韩国、日本进行合拍，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时间，如果一个煮菜的人很会煮中国菜，突然之间要他煮中国和意大利的菜放在一起，那不可能一开始就可以做一个菜是中国人喜欢，意大利人也喜欢的，所以我们在经历这个阶段，可能经过一段时间会去了解。

　　陆川：前一段时间我也去国外逛了一下，我发现其实在海外，中国有一个文化形象，有一个经济形象，经济形象彻底变了，但是文化形象还是停留原来的位置，的确是我们内地导演要想的问题就是为谁拍片，在中国一个导演活下来很难，而且媒体又很功利，要不拿奖就什么都不是，要拿奖才能存活下来拍下一部片，其实我在看韩国电影的时候，觉得韩国电影自由，不会为了一种霸权性的话语去改变自己的创作态度，然后非要千篇一律的那种，我觉得韩国人这一种是我们应该学的地方，我也会提醒自己，我在这儿也想呼吁一下，媒体在评论电影的时候有几种标准，有市场的标准，有电影节的标准，有艺术的标准，有时候媒体是盲目的，能不能有独立的评判的声音，从中国电影史的角度做了多少贡献，没做多少贡献，其实它有很多评判的标准，导演也是被媒体推动的，当然我们导演自己也要警醒，要去拍不同的电影，获奖影片不一定都是好电影，但是没有获奖的影片也有一部分是好电影，我们如果作为导演活不下来的话，就没有机会做好电影。

　　哈桑.叶塔潘拿：我同意他们说的，非常同意，但是要补充一点，在伊朗如果得了奖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在我拍第一部电影的时候，我们在伊朗有一个国际电影节，但是他们没有接受我的影片参展，所以当时我感到非常的无助，这样我就带着同样一部影片到嘎那电影节去，我非常的幸运嘎那电影节的评委喜欢我的影片，后来我回来伊朗之后人们祝贺我，然后给了我一枚金币，但是他们还是没有让我的影片在国内放映。我的第二部电影，我花了五到六个月，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够允许我的电影放映，我然后又找到同一个电影节的组委会让他们放映我的影片，让我的影片参展，当然他们不能说不接受你的电影参展，因为这个电影节是国际电影节，有很多国家其他的导演参展，所以他们不能对我说不，但是他们把我放在非国际部分，放在一个很小的地方放映，让我买了一些票，请了一些国际上的导演看我的片子，其实也是非常小范围的放映。

　　何平：所有导演都是在斗争中成长，面对不同的环境，作为亚洲这些主要国家的电影，每个国家都有自己成长的历史，香港有香港很特殊的一面，日本到现在都是不间断的发展，韩国中间有一些变化开放以后，从好莱坞留学回来一批人带回一些新的理念到韩国，中国很特殊，因为我们回想起来，20、30、40年代拍了那么多的经典的电影，黑白的电影，那些导演到了49年以后50％的导演不再拍电影，艺术的延续被什么东西切断了？然后又有一批新的导演从49年以后拍到了1966年，这批导演拍了17年电影又停了，又没有延续了，然后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第四代还没站稳，第五代就出来了，所以它的延续性是有问题的，它是有原因的，一个国家电影的成长和一个国家社会的发展、稳定、政治因素、意识形态管理都有很大的关系，不像日本，日本是在亚洲地区电影发展最稳定的，一代一代都是阶梯式的，而且电影发展和工业发展和经济的增长是同步的。中国20、30年代的导演到了50、60年代不拍戏了，50、60年代的导演到了70年代不拍戏了，这是对中国导演的真正考验，在改革开放之后几年作出这么大的成就，已经是相当不益了。还有最后一个发言的机会。

　　问：您好，艺术电影看哪三点，第一个是电影的艺术，第二个创作者的尊严，第三个是市场的需求，市场还是很重要的，中国有一点是需要注意的，像欧美的者可以做得很自我，但是创作的机能成为一种观念，然后对社会的利益都解释得很清楚，当这些人接触投资商的时候会很自信。大家面对彼此创作者的时候能不能不要这么的自我，然后我觉得中国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团结的问题，我是很期待未来可以看见有一个良好的网站，有一个专业的杂志，就是很小的资源，大家可以投入很大的心力，我希望想打开国外市场的时候，但是中国没有一个系统，好莱坞的商业电影给我们跟大的压力，但是唯一的一个系统就是来自于美国的，请问各位现在有没有这样的系统在发展，可以发展得更广阔？

　　何平：中国的电影预算大家都是从报纸上看，其实说不准，水分非常大，反正就是先打个对折在往上算，但是有一个问题，中国大部分电影的投资都是社会游资，有待于我们国家发质慢慢的发展再解决这个问题。

　　问：谢谢各位给我最后一个机会，我可以首先回答一下刚才那位小姐的问题，也许从我们报纸上不可以得到关于这个影片的预算的东西，但是可以得到像陆川的可可西里是如何进入到市场发行，我想问一下台上的外国嘉宾，你们坐在这里是非常幸运的从你们的国家导演来说，请你们介绍一下，目前在泰国和伊朗大多数青年导演想融资的话，融资状况包括在国内上映的情况。

　　亚格差.乌干腾：泰国导演有好几个电影制片厂，他们想做商业片的时候可以到这些公司里面去向他们提出建议，许多人都是这么做的，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泰国导演从国外寻求资金，因为泰国政府所能批准的制片的数量非常有限，所以我们很多人倾向于找国外的资金，所以需要有很多国外的资源，我有的一些片子现在也需要从泰国以外寻找资金，我觉得在泰国有非常小的部分人在做独立制片，要么拍大片，要么自己拍一个小的片自己投资，但是这部分人数量非常少，因为拍片子需要电影局的通过，可以在其他的国家比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寻求资金，但是在制作上不一定能够挣钱，也许真的是应该有一个电影委员会给这些年轻导演一些独立资金。

　　哈桑.叶塔潘拿：我在第二个片子上找制片商很困难，所以第二个片子是我自己做制片，我自己投资自己的设备，我还从其他的地方贷款，我自己从大街上找这个片子所需要的演员，我还请了学校里的学表演的学生为我表演，同时我也鼓励我自己让这些摄影师来帮我拍，我的拍摄地点应该是在阿富汗或者是巴基斯坦的边境，因为我的钱不是很多，没法去那边，所以我就找了一个我家附近的地方，找那些类似的场景来进行拍摄。

　　像这样的一种方式拍电影是有可能的，而且我也很高兴能够以这样的方式来做我的电影，但是到目前我还没有卖出我的电影拷贝，我拍这个电影不是为了商业目的，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资金能够让我拍下一部电影。

　　何平：感谢四位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