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于佐良 遗体捐献志愿者俱乐部发起人75岁

　　吴梅臣 遗体捐献志愿者俱乐部唯一女性70岁

　　姚晓明 深圳眼科医院角膜移植中心主任 眼角膜劝捐者

　　吕忠 吴梅臣的小儿子

　　王卫 首都医科大学遗体捐献接收站主任

　　主持人：欢迎收看《实话实说》，在我们社会生活当中，我们发现一有医生这个职业出现以后，我们对自己的身体就越来越不了解，比如说主持人阿忆，就弄不清脏器官长什么样子 ，应该长什么地方，我请大家帮助我一下。这是什么？心脏。再往下点儿。肺放什么地方啊？对着心下边。我觉得这应该是肾，看我放在这儿，可能有的专业医生肺都气炸了，就是它，气炸了。这是什么呀？我觉得是胃，大概就这儿了吧。肝放什么地方？在右边是吗？就在这儿吧。肾应该在哪儿啊？放这 。大家众说纷纭，也不知道说得对不对，我们请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于老，一位是吴阿姨，帮我们鉴定一下。

　　吴梅臣：我对这个还没有什么研究，因为我不是解剖师，看这差不多吧。

　　主持人：差不多，到底是不是特别正确也不敢说。你看这小子身体挺好的是吧？

　　吴梅臣：身体好，现在不见得没有病。

　　主持人：这孩子别看长这么壮。

　　吴梅臣：这我看啊，他应该是怎么的，身上有用的器官，我可以在我临床的时候献出来，献器官，舍己救人，救人吧，这是我的看法。

　　主持人：就是躯体全死了，把这些器官留下，于老您会对他说什么？

　　于佐良：他应该想到利于国家，利于人民，全身捐献，部分器官还要捐献，像角膜等等。

　　主持人：比吴阿姨还彻底，脏器官捐了，身体也捐了。给大家介绍一下，前不久的时候，沈阳铁西区的一些老人，组建了一个团体，叫“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俱乐部”。一共有七位老人，其中有两位老人就是我们看见的两位嘉宾，吴阿姨是七十岁，于老是七十五岁。两位真正意义上的老人，劝我们活着的人，当我们想到死的时候，把自己的器官，按照于老的说法，把自己的躯干也捐了，这么一个组织。但是我还有些疑问，一谈到捐遗体，我们会有很多担心，比如说我吧，我想想我总是觉得会疼。

　　吴梅臣：一切的顾虑你也放下。

　　主持人：疼放不下啊。

　　吴梅臣：不是要你活的呀。

　　主持人：不是活体解剖。

　　吴梅臣：就是将来，这是百年之后的事，我现在就有这个愿望，我现在都七十多岁了，我年轻的时候我做奉献了，晚年的时候我还要做奉献，把我的躯体奉献出来。给什么样的人呢，给国家有用的人，需要我什么，我就可以就给他，舍己救人我可以救他，我是这么想的。

　　主持人：还有一个担心，做解剖的时候，我不能穿着衣服被解剖啊，我的衣服就不在了，比医生穿得还少，然后平躺在一个手术台上，我觉得有点儿不好意思。

　　吴梅臣：那时候人死如灯灭，虎死了赛绵羊，这人一死了，我们想做奉献，在活着的时候，我就可以把我自己献出来。

　　主持人：于老，您会补充什么意见？

　　于佐良：关于解剖，58年以前也觉得是个新鲜事儿，可怕的事儿，后来我有个小外甥，在中国一个大学学习，我为了锻炼我自己怎么认识这个问题，我就跟我那个小外甥，冲进医大解剖室，熟悉看到以后，根本就觉得解剖没有什么可怕的。

　　主持人：差不多说服了我，但是我不知道现场观众是不是被说服了？

　　观众：我觉得是可以考虑这问题的，我是比较看中我子女这方面的看法。

　　主持人：您的子女现在有多大了？

　　观众：我现在还没成家呢。

　　主持人：不好意思，自己非常尊重子女的意见，是一位民主的父亲，谢谢。

　　观众：从我们现在接受的知识，接受的一些文化来看，乍一想来，我们都挺愿意接受这个观点的，挺愿意捐献的，为社会做更多贡献，即使在自己去世以后。但是再深深一想的话，对于家里其他活着的人而言，这是挺大的一个考验。我一想到家长，假如我的父母亲要捐献的话，我本来就已经很悲伤了，但是面对那个场景，可能自己不大容易接受。

　　主持人：我理解，谢谢。有没有就是出于种种顾虑不愿意捐的？有也不敢说。实际上捐与不捐，不是对和错的问题，不是说不捐献遗体就是错误的。你们决定把把自己遗体献出去的时候，有没有遇到激烈的家庭矛盾？

　　于佐良：有。我当时申请献遗体的时候，我大女儿，我首先分析，我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孩一个男孩，我大女儿比较开放，我先找她这个突破点，我就先找她去。我说我要献遗体，她说好啊，爸，我支持你。

　　主持人：为什么自己捐遗体非要跟子女们商量啊？

　　于佐良：接收遗体单位要求直系亲属配偶必须通过，否则不接受。

　　主持人：那其他的子女呢？

　　于佐良：后来我找儿子，我说我要捐献遗体，他说我不同意。我说为什么不同意，这是好事，你姐都同意了。他说我不能让你捐遗体，让社会大伙儿笑话我。我想第一次肯定谈下不来，我不理他，我就找小女儿，我说我要献遗体，你得支持爸爸。她就哇哇哭，不行，我不同意你，那千刀万剐，我说啥也不能让你献，哪有当女儿的心这么狠的，父亲死了叫人割得不像样，哇哇哭，说啥也不干。后来经过一个半月的“较量”，已经跟他们谈了六次，最后我觉得时间不能再拖了。有一天我就找我的儿子，我说今天你给我讲清楚，你今天批准也得批准，不批准也得批准，我说我这辈子没求你做别的，就这点儿事你都不同意，你都不批准我，我说啥也不走，就让他给我签了。

　　主持人：这叫被迫同意。

　　于佐良：他被迫同意，他一点点认识。

　　主持人：那吴阿姨呢？

　　吴梅臣：我为什么要献遗体呢，我还是有前提的，我的老头儿接近50岁就没有了，孩子也是清明节去烧纸什么的，老头儿买了墓地，花了不到两万块钱，连我的墓地也准备出来，说妈妈要再走的话，孩子就省着再买遗地了。要和爸爸埋在一起，并骨。儿女想不通，墓地给你买好了，今天你去捐遗体，明天又上外面搞宣传，儿女就跟我闹意见，我说看来遗体献不上了。我就得了一场大病啊，一看我要死了，我就没咽气的时候我就说了，我闭上眼睛没达到我的愿望啊，妈妈这一生就想把遗体献了，给科学界，给很多的学生实践见真知啊。后来这个事就撂下了，春节的时候，家里会餐，到饭店去了。我就提这个事，小儿子就说，大过年的你讲这个事，正吃饭好好的，你说你讲这个事干什么。

　　主持人：我觉得，您可能觉得老儿子是最顽固的，但是我觉得可能在所有子女中，老儿子是最孝顺的。

　　吴梅臣：老儿子最孝顺的，后来就这么着，填表，咱们吃完饭回去都填表，咱们全献遗体，全部孩子都随从我了，我们家七口全献了。

　　主持人：吴阿姨，有一个细节必须核实一下。在春节，又是东北地区，吃团圆饭显然要喝酒，他们是不是都喝酒以后，说“我献”，酒醒以后全不同意，喝酒了没有？

　　吴梅臣：喝酒了，喝酒是喝酒了，喝完酒回去，那得见证吧。后来老儿子不但支持我，老儿子还挺痛快的。

　　主持人：老儿子不仅支持、痛快，而且还陪吴阿姨来到了现场。您得描述一下，吴阿姨那天怎么找您去的？

　　吕：在家里，我妈是第一个跟我说的这个事情，我以为是开玩笑，说了两次我没答理我妈。后来我说怎么是真事了，辽宁电视台、沈阳电视台都去采访，我说这不就有点儿玩大了嘛。带队的队长跟我说，你同不同意？我说同意啥啊，我妈这么大岁数能活几年啊。我在我们家也是属于顽固的。

　　主持人：不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吗？

　　吕忠：我一开始没觉得这是好事情。因为中国的习俗死了以后送火葬场，家家户户都这样的。在没同意之前，家里人过春节，大伙儿都聚一块儿了，那时候我妈过春节之前有病了，住了几天院，病也挺厉害的，稍微好一点儿，就过春节了，又谈到这事情，我妈说都同意了，你怎么回事啊，我说我也同意呗，都喝迷糊了。之前心里说行啊，也没什么，同意就同意吧。我想这墓地已经买完了，我爸去世，到时候跟我妈一并骨完事了。所以我一直不同意的在这方面。这么大岁数折腾什么啊，临死了还不得安宁，这块那块割。

　　主持人：这次喝酒了吗？

　　吕忠：喝了。

　　主持人：东北的习惯就是，做大事的时候先喝一杯。

　　吕忠：不是，好喝点儿。

　　主持人：您给妈妈一个简短的评价吧？

　　吕忠：我妈妈很高尚，我有这么个妈妈很高兴，打个比方，希望在座的有那一天，真向我妈学学，真的。

　　主持人：吴阿姨刚才我听您的叙述当中，俱乐部也成立了，咱还要拉了一批也有爱心的人。

　　吴梅臣：我大儿媳妇，我动员她了。正好那天，我到她家去了，为这个事。我说你妈来了，叫你妈也捐了遗体吧。大儿媳妇说我妈可不捐，她就觉得她妈妈的思想，可能还没像我这样，她也很孝顺我。

　　主持人：什么叫子女孝顺，就是父母想捐，同意他捐就是孝顺。父母有权利不捐，咱们也没必要越俎代庖啊。这个事情在家里会遇到矛盾，在人际生活当中，在社会当中是不是也会遇到很大的阻力？

　　于佐良：有，这人是一个铁匠，62岁，脑血栓。我们自己拿钱给他买的水果，到那儿去了。他刚填表的时候吧，就给他儿子打电话，他说我得告诉他一声，叫他回来签字。他打电话给儿子之后，他儿子说，爸，你不能给他签，他们这些人都是有意图的，说不定他们图什么呢，动员一个指标可能他们都有钱，说什么也不给签，怎么也不行。结果就这样，我们就回去了。回去以后，又过了半个多月我们不死心，觉得他父亲的意愿没有实现。然后我们又去了，买的东西，结果怎么讲都不行。这小子就往上冲，赶紧走。最后我们呆不到十分钟，我们说管他呢，他父亲有病，我们拿的水果也不能扔掉啊，也不能往回带，放这儿吧。那小子说我给你扔了，赶紧拿走，结果把我们撵出来了。

　　主持人：这个先生的儿子不理解您是吧？您能理解这个儿子吗？

　　于佐良：我能理解，为什么我能理解呢，这个儿子讲心里话，他说的，虽然我挺穷，但是万儿八千我还能拿得起，我能够有为我父亲送终的力量。假如我父亲献了遗体，社会上更多的人怎么看我，我能在社会上站得住吗？所以无论如何，我父亲得遗体说什么也不能献，我不能让社会笑话我。

　　主持人：这个儿子也考虑到社会压力。于老，听说您成功劝说了女儿，让女儿把遗体捐献出去了是吗？

　　于佐良：对。我是2000年填表献遗体的，到2002年的“十一”，我女儿突然得病了，肺癌。我问大夫，我女儿病现在怎么样？他讲，你应该考虑你女儿的后事。

　　主持人：当时女儿的年龄是？

　　于佐良：我女儿是46岁。他一讲考虑后事，我觉得他是有根据的。在这个情况下，她这么疼痛难忍，她走了以后，遗体怎么办呢？我睡不着觉就在想。那么假如我跟她说献遗体，动员她献遗体，她又考虑，我现在这么疼痛，我爸爸在我身上还要考虑，我怎遗体不献遗体的事情，这个父亲得残忍到什么程度。假如我不说，可能这遗体，她疼成那样也不顾这些，也就扔掉了。我就反复考虑这个事情怎么做对，因为这存在一个感情和说大一点儿就是国家利益的问题。我就觉得我选一个天气晴朗，她心态平衡的时候，我就跟她说这番话。她叫于丽娜，我是丽娜，一个人总归要死，只是早死晚死的问题，但是死了以后，你后事都得料理，有些人后事可能好料理，有些人后事，你自己深思一点，你自己考虑没考虑，你将来怎么办？她说，爸呀，我考虑什么考虑，你就说呗，是不是献遗体啊？我心想，我是有个好女儿啊，她真满足我心愿了。然后我尽快给她办手续，正好2002年12月1日，她两点钟病故。七点半我就到医大叫医生取角膜、拉遗体。正好是星期天，没有人处理这些问题，我为了等医生取角膜，我等到下午两点多钟，结果没有值班大夫。我孩子当时讲，爸我不光献遗体，我这两个眼睛特别好，一定要帮人重现光明，结果没实现，至今我也遗憾，我的女儿更遗憾。结果第二天，七点半我又骑着自行车，去医大找人帮我把女儿送到解剖室去，当时我看到那个场面，就是老百姓啊，看到某一个人做点儿好事的时候都很赞扬。我女儿走的时候，原来是美术公司的，去了三十多人，后来又到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去了四五十人，都去瞻仰遗容。我自己就想，假如我女儿不是献遗体的话，绝对不会有那些老百姓去瞻仰她遗容，所以我们每个人做点儿好事，人民都能看到。

　　主持人：于老，女儿病故以后，您在等医生来要把这个角膜取下来。但是没有来医生是吗？那是那个医院不缺少？

　　于佐良：因为没有值班的大夫。中国医科大学，星期天找不到人，我都是骑自行车亲自去找的，我怕别人办不了怎么办？

　　主持人：我们有一个疑问，是不是好像我们得医学院，并不缺少用于解剖的遗体，不缺少角膜。现场请来一位老师，他是首都医科大学遗体捐献接收站的主任，他叫王卫。欢迎您。

　　王卫：大家好。

　　主持人：王老师，我刚才听于老这么介绍，我觉得是不是咱们的医疗机构或者医学院校，它不缺少遗体、不缺少角膜。

　　王卫：不是这样得。实际正相反，实际是遗体非常缺乏，很珍贵，非常非常珍贵。

　　主持人：在您所在的学校里面，一年应该用于解剖的遗体是多少？

　　王卫：如果按照标准来讲，我们应该是四个同学解剖一具遗体，一年应该是五六十具，实际上我们现在是三十具左右。

　　主持人：遗憾是什么呢？

　　王卫：遗憾，话是这么说吧，比如说咱们本人生病到医院去，谁都想找一个好一点儿的医生，甚至专家给自己看病，大伙儿没想到，好的医生或者一个好的专家，他是怎么练出来的，这个好多人没有顾忌到。作为医学人来讲，学解剖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基础课，就像刚才您那个五脏六腑似的。

　　主持人：我要学解剖学的话，就不会给贴成那样了，我现在想肺少了一半，肾少了一半。

　　王卫：还有刚才好像好多人都在说是胃，实际上是什么？我没有听到一个人说，那个是脾，都说是胃，实际是脾。

　　主持人：我把那个脾贴在胃的地方了。在您的学校里，不会说星期天有人病故，这个病故者恰好是签了遗体捐献协议的，却没有人去接收。

　　王卫：不会。

　　观众：我们家老人故去了，就是假期，王老师接待我们的。

　　主持人：这么说，您的长辈捐献了遗体？

　　观众：对，老人主动提出来的，我们家付重森老人过去，本身就是北京医科大学的。

　　主持人：这个证书我得看一看，我只听说过，没有看见过。付重森同志，您申请在逝世后，把遗体志愿无偿捐献给医学事业，这是一种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科学精神，您的这种精神，将永远受到人民的赞扬。特颁此证，以表敬意。这是北京市红十字会，申请编号179。

　　主持人：这个程序我还不大了解。

　　王卫：程序就是申请人先到我们这儿来，带着你本人的身份证，到这来申领一下。

　　主持人：就比如说我吧，我想通了，我到您那儿去。

　　王卫：带着您本人的身份证，身份证上写着“阿忆”。

　　主持人：不能是我去了以后，我拿了崔永元的身份证，说他要捐了。

　　王卫：对，你不能代表他。到我们这儿来申领一下，北京市公民志愿捐献遗体申请登记表。这个表一式三份，拿回家去填，就像刚才大爷大妈说的，需要全体直系亲属把字签了。签完以后按照北京市的规定，带着这个申请表到北京市所属的，各区县或市里的公证处，做一个免费的遗体捐献公证，我们再颁发一个证书。去年的三月份，筹建的这么一个遗体捐献的纪念碑，捐献者的名字都要刻在碑上。

　　主持人：是这样。王老师，你经常接触遗体捐献这样的活动，你觉得他会不会出尔反尔，会不会他同意了，子女打过来啊。

　　王卫：有，有这种情况。作为我们来讲，我们也不愿看到给别人的家庭造成这种矛盾。如果说过一年半载，我觉得不太合适我不想捐了，完全可以反悔，那我就把申请表跟证书收回来。

　　主持人：完全尊重捐献者及其家属的意愿。

　　王卫：对，就是这个意思。到现在为止有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说我已经填了表也做了公证了，但子女没按照老人的意愿去执行，去偷偷地火化了。这种情况我们还没发现，但是我们也不好发现。为什么？我们不能老打电话问您还健在呢，还是怎么着呢？，这话我们没法儿问，我们可能这辈子就不知道，他可能已经火化了。

　　我的名片一丢，我不需要你的帮助，你走开，然后他看我没有走的意思。就旁边的人就哄，这是我碰到的应该说比较激烈的一个。

　　主持人：再给大家介绍一位朋友，他是深圳眼科医院角膜移植中心的主任姚晓明。我也是不了解医学，角膜是什么意思，是把我的眼球拿下来放在别人眼睛上吗？

　　姚晓明：是这样，角膜就相当于老百姓说的黑眼珠，它的直径应该是11.5毫米，横径。

　　主持人：一厘米多一点，但是我的眼睛没有那么大，是8毫米左右。

　　姚晓明：应该是差不多，因为你主要是睑裂小。

　　主持人：听不懂。

　　姚晓明：就是眼睑的高度，眼睛睁大。做角膜移植的时候，一般都是取当中7个毫米到7.5个毫米，直径，我们叫“穿透角膜移植”。外边剩下环状的，理论上再把它分四到六个等分，还可以做相对病变的移植。

　　主持人：什么意思？就是一个人的黑眼球，说通俗就是黑眼球，可以救助好几个人，让他们都重见光明。

　　姚晓明：我想如果有合适的病例的话，应该是做六到八个人是没问题的。

　　主持人：那这事我也愿意干，我一下救了六七个人，我干。

　　姚晓明：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个小女孩，出生以后才114天，她快去世的时候，得的是先心病，她的母亲就打电话找到我，我们迅速驱车赶往深圳儿童医院。当时她是先心病，已经是奄奄一息了。当时她去的时候，，我们就问她母亲为什么要捐。因为我接触了那么多捐献角膜的例子，这是最小的，出生才114天，我问她，当时她讲了以后让我心头一震。她说我的女儿还没有看够这个世界，我让她再多看一眼这个世界，所以到现在我还记得，她的父亲和母亲非常严肃认真，而且率真的感情。所以我给这些希望给我们深圳眼库捐献角膜的人，写的慰问信中，我总是这样说，您不会离开我们，因为，对不起，很激动。因为你明亮的眼睛，依然在注视着这个世界，注视着爱你的人们。

　　主持人：我就这么决定了，一定把自己的眼睛捐出去，我已经注视了八九十年的情况下，最少六七十年的情况下，我还能安在别人的眼睛上，让这个人用我的角膜，再用多少年？

　　姚晓明：直到永远，如果他百年之后，再需要捐的话，您的眼睛一代一代延续下去。

　　主持人：有一个问题想问王老师，你看刚才我跟姚主任说角膜的事的时候，我知道眼球当中，有用的黑眼球。但是我老想一个问题，把我的眼球摘下来，取角膜的时候，取了有用的东西，没用的是不是就被扔到纸篓里了？

　　王卫：您说的这种现象绝对不会出现的。今天来了几位我的同事，请他说，他是教解剖的老师。

　　主持人：先问个额外问题啊，天天跟遗体打交道不会害怕吗？

　　观众：我觉得应该说，可能跟我的家人跟我的朋友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觉得跟他们在一起，我倒觉得有非常非常好的安全感，我觉得跟活人打交道，反而觉得没有安全感。在制作过程中，给我的感觉，他去的时候，他的面相在我面前是非常安详，在我心灵当中得到一种净化，我觉得我从事这个职业，虽然大家觉得可能是很恐怖，可能这么认为，但是我相反觉得，确实是做的高尚的事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非常高尚的人。从技术上来讲，在正常情况下，这个人的遗体，不会说像大家所想像的那种，有用的留下，没有用的抛弃掉，这里我只给大家说一点，抛弃掉的是排泄物，这个东西是不要的，其他的基本来讲都是有用的。

　　主持人：面对遗体的时候，听说你们还有一些仪式？

　　观众：对，因为在上解剖学习课之前，作为教师要跟学生交待一件事情，就是要对他尊敬，第二个就是爱护。在上第一次解剖课之前，应该说我们对尸体是必恭必敬的，鞠个躬表示对他的敬意，有条件就献一束鲜花。这个是学生自愿奉送的，不做强制要求。

　　主持人：这我听着心里舒服好多，刚开场的时候还有一个疑问，我觉得会不好意思。

　　观众：怎么说呢，您是指您现在不好意思。开场白我觉得说得非常好，在遗体捐献这问题上，没有对与错这分。过去有一句古语，叫一死百了，死了死了，一了百了。但是你在捐献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你有一种精神是永存的，这种爱心是永存的，对这种医学的贡献是永存的，所以说我在这里代表我们今天来的这几位同事，对这些有这种想法，或者说已经付诸这种想法的人，鞠一个躬，谢谢他们，谢谢你们。

　　主持人：听了我们聊了这么多，我不知道现场观众跟医学，特别是跟医学解剖没有关系的朋友，有什么想法，可以畅所欲言地告诉我。

　　观众：我觉得我今天挺受教育的，本来我就想，我死了，不要给我买坟地，一定要给我捐献，捐献遗体，捐献角膜，我哪个地方好就给我捐献哪儿，我一定不要。

　　主持人：阿姨问您一个小问题，您介意别人进行尸体解剖的时候，最好让男孩子先别进来。

　　观众：无所谓，人死了一切，都空了，一了百了，一切就没了，这个观念完全没有必要，就像鲁迅说的似的，阿Q一看那女人他就起了邪心了。人家作为医务工作来讲，人家是来学习，就当成一个植物标本，根本没有任何别的想法，如果有别的想法，我觉得自己就不应该有这种想法，有这种想法就低级了，我觉得这是一种高尚的行为用不着去想这个。

　　主持人：谢谢您。

　　观众：如果你在活着的时候，你可以为社会或者别人，做出自己的贡献。死了之后呢，把自己的身体奉献出去，我觉得人的一生就会有完整的意义，我想做到这样有完整的意义。

　　主持人：你通过一场节目就做了这样的决定，不跟女朋友商量一下这个问题好吗？

　　观众：非常遗憾，还没找到女朋友。

　　主持人：那你先都做好了决定，再找一个女朋友，女朋友不同意怎么办？

　　观众：没准儿我这么说了，还找了一个女朋友呢。

　　主持人：希望如此，谢谢你。

　　观众：我做完这期节目之后，原来我没有公证，我也要去公证。我现在有点儿私心，我的孩子也学医的，考上第四军医大学了，我老想他将来在哪儿工作，我就捐献在哪儿。

　　主持人：如果我女儿考到这个医科大，我就不捐给它，她下不去手，我要捐给另外一个医学院。

　　观众：没有，我没这么想。

　　主持人：您这个想法跟孩子商量过吗？

　　观众：说过。

　　主持人：您要为她着想啊，他给您签了字很不容易的，您还让他下刀，不行，我强烈建议您还是捐到别的医院，我都不答应。两位老师你们答应吗？

　　姚晓明：我觉得唯物就彻底唯物，我讲个小故事，我母亲也是个大夫，在去年的年初，就患上了胰头癌。她的遗嘱，就是在她万一下不来手术台，或者是在手术以后病情恶化，告别人世的时候，就把角膜捐出来，她以前就有这个想法，这次是正式的，以前就是口头的，然后还得让我去下手。我当然希望我妈妈健康长寿，但是我想我妈妈如果有那一天的话，我会完成她的遗嘱，我觉得这也是对她的一个尊重吧。而且我相信通过我来，可能手术做得会更好。

　　主持人：尽管我还暂时接受不了，但是也得为您鼓鼓掌。

　　观众：听了刚才爷爷奶奶说话，我有两个疑问。就是在法律或者法律规定上，我们可以要求不必要儿女绝对同意，这是我们个人的一种想法。

　　主持人：就是呼吁一下我们修改法规，只要老人自己同意，不用儿女干预。

　　姚晓明：这个事如果在西方国家，或者是发达国家，就是一个很常见的事。大家都知道，有些国家没有什么身份证，就是一个驾驶执照，他没有像我们有身份证，驾驶执照就是他的身份证。背面有一些比如说我同意捐献如下器官，第一、心脏，二、肺脏肝脏，然后你就打勾，签上自己的名字。我们对自己的遗体有没有支配权，所以现在在咱们国家有这样一个特殊的情况。

　　主持人：就是已经不是民事主体了。

　　姚晓明：对，拜托自己的子女老伴亲属，就是要拜托他们，请他们来协助完成你的以前的意愿，如果说你在这强调家属不同意，我就同意王老师刚才意见的，只要有一个亲属不同意，比如说刚才王老师说我不同意，那咱们就千万别去越这个雷池，因为这样不希望为这个事引起家庭的不和睦。这种捐献行为，有些人说是纯粹是利他的，不一定对，实际上你自己是受益的。为什么？第一个、您受到了千秋万代人们的尊敬，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证明您的捐献，对您以后的预防，或者您的同行或者是朋友或者亲属，预防这个疾病或者治疗这个疾病，提供了理论基础。所以我觉得这真是利国利民利自己，真是一个好事情，所以我还是回到我刚才的话题，当我们说这个人去世的时候，我们不要轻易说他去世了，一旦他遗体捐献出去，或者器官捐献出去，他的精神永存，肉体永存，精神不朽。

　　主持人：而且他的部分器官还活着，活在别人身上，挺好。小妹妹听懂了吗？你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来着？

　　观众：第二个、我们在做一件善事，在做一件让人尊敬的事情，为什么我们有这个想法之后，就像刚才的爷爷的女儿一样，要去请、去等、去再三奔波、去联系公证处、去联系各个大学。

　　主持人：其实刚才王老师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那个医科大学犯了错误，多数的医科大学，像王老师的学校一样，是不出这样的问题的。

　　于佐良：我们现在还有一个严重困难是什么呢？我们办理手续，原来我们是公证，像我，子女签字马上就可以办理公证。现在又要社区证明。我那时候公证不要钱，现在又要钱了，要得很多。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比较难做，我们应该是手续越来越简化。还有一个，我们现在的俱乐部，都快山穷水尽了，我们成立的时候，自己掏钱，一百元、两百元、三百元，大伙组织起来。但是我们又决心，不管怎么样，我们也要办下去，希望大家能够帮帮。

　　程。

　　主持人：我们在节目马上就要结束的时候，请二位主嘉宾每人说一句话，谈一下参加这场节目的感想。吴阿姨您会说什么？

　　吴梅臣：很好。

　　主持人：就两个字。于老您会说什么？

　　于佐良：我很受教育。

　　主持人：您要问什么？

　　观众：我有一个不明白的问题，眼睛有青光眼、白内障的能用吗？

　　主持人：对我也要问这个问题，我近视眼能用吗？

　　姚晓明：就拿我做比方吧，我现在得了青光眼，如果我去世之前，角膜没什么问题，看得见的话，我的角膜就应该说可以用。

　　主持人：那我这样的近视眼呢？

　　姚晓明：完全可以。

　　主持人：我放心了，谢谢您您。我请两位老师也一人说一句话，谈一下参加这场节目的感受，先请王老师说吧。

　　王卫：我非常感谢今天所有参加这个节目的人。

　　主持人：这像外交语言。

　　王卫：主要是感谢这些勇于奉献自己的所有的捐献者。

　　姚晓明：当一个人捐献了角膜以后呢，我相信他不会离开我们，因为他依然会深情注视着我们，注视着爱他的父母和亲人，爱他无限眷恋的世界。

　　主持人：如果你希望自己的身体按照生命的流程入土为安化为尘土，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安排自己的后事。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百年之后，自己的器官还可以捐给别人，造福于社会，我们就勇敢捐出自己的遗体，作为一个高风亮节的人。感谢收看《实话实说》，下周同一时间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