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不过29岁的张震已经是各大电影节的常客,因为他是不多的几个大牌导演最为青睐的男演员之一。他很小的时候参演的一个舞台剧就是名导蔡明亮导演的。从14年前开始,凡有张震参与的电影,都能够在国际性影展中拿到大奖。
1991 年亚太影展及金马影展,《牯岭街杀人事件》两夺最佳电影; 1996 年柏林电影展,题材敏感的《麻将》输了奖项,但赢了气势; 1997 年戛纳影展,《春光乍泄》得到最佳导演奖,之后的《卧虎藏龙》、《2046》和《爱神》更是炫目于各大影展,今年5月,他任男主角的《最好的时光》则顺利进入戛纳影展竞赛单元。
他长了一张过于清秀的脸,完全可以在台湾八点档电视剧里稳稳当当扮偶像王子,不知为何他偏偏拍了那么多大众看来隐涩沉闷的艺术电影,是否“浪费”了一张俊脸?从杨德昌、王家卫、李安、侯孝贤到田壮壮,张震的演技步入了新的阶段,然而他依旧是那个会在戛纳电影节上戴着黑框近视眼镜、留着胡茬、在《康熙来了》里不穿袜子的搞怪分子,他说,不穿袜子代表了一种态度。
更好的时光
《最好的时光》是张震出演的第一部侯孝贤电影,侯孝贤的特点是要求演员“不演”,这恰合张震的表演风格。这次去戛纳,尽管电影和张震本人都没有拿到什么奖项,他依旧强调他正处于人生里“最好的时光”。访谈中,他表示自己依旧要不断努力,不断尝试新的角色——在“最好”之后还要追求“更好”,这应是他别致的人生逻辑。
《外滩画报》(以下简称《外滩》):你在《最好的时光》中分饰不同的三个角色,和舒淇谱出三段不同时代的恋曲,是怎样的三段恋曲呢?
张震:《最好的时光》讲的就是在三个不同时空里发生的三种不一样的爱情。第一段是上世纪60年代的台湾撞球室里的故事,代表一种纯纯的爱,这个故事好像是侯导(侯孝贤)自己的故事;第二段是1911年清末民初时一个台湾文艺青年和艺旦的爱情,这个青年对革命有着强烈的憧憬、意气风发,他爱上了艺旦但不能和她在一起,是一段比较超脱的感情,代表追求的感情;第三段就是现代台湾青年对爱的激情表达,是很速食的爱情。我自己的理解是年轻人内心深处的恐惧,他们觉得感情很缥缈,如果不抓住这一秒,可能下一秒就会失去,所以他们会表现得很激情,只要有机会就立即在一起,是一种极时行乐的态度。
《外滩》:所有这三个故事都在表达“最好的时光”吗?1960年代的戏你在《爱神》中已经展现了极好的表达,对于台湾现代青年的演绎是更容易还是更困难?
张震:我在看剧本的时候,是比较喜欢1960年代那场戏,因为是表现比较单纯的爱,就像我生命中的一段回忆一样,演起来也就很自然流露那种感情,就我看起来这是 “最好的时光”。其实演现代的那段比较困难,因为我就生活在当下,会害怕自己和角色相混淆。而1960年代或者清末民初的戏份给我更多的想象空间,更多靠自己的假设和感觉。其实拍侯导的戏,很重要的就是感觉对了就好了。他总是拍年轻人的生活,但都不是大众生活,而是边缘化的状态。
《外滩》:这是你第一次和侯孝贤导演合作,感觉如何?
张震:侯导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不希望演员来“演”,而是客观记录下演员所有的状态,有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摄影机在哪里。这样出来的影像很即兴,同时又暗含很多细节。每一场戏基本上会演很多次,必须令演员进入最好的状态,每一场拍一天,如果不行,过两天再重新拍这场戏。
《外滩》:好莱坞的商业电影越来越多,似乎观众很少去看艺术片了。
张震:像侯导在台湾都有一票很支持他的观众,我也是会进电影院看一些艺术片。其实大家对“艺术片”这三个字可能太执着了,这种电影本来就是提供给观众多一种选择。如果放下沉重的称号,静下心来看说不定就会被感动,会和电影里情节互动起来,多一种选择总是好的。
《外滩》:你出席过很多国际影节,你觉得这些影节里,华语电影的优势又在哪里呢?譬如这次戛纳,国外的好电影确实太多了。
张震:我认为华语电影去戛纳是为了让世界知道中国的电影还是很好的,很丰富的。华语电影的思考空间和文化背景是很多国家的电影所不具备的,比如中国人对文字是很敏感的,电影可以被解读为娱乐,也可以解读作一种文学或者艺术,从后者的角度说,华语电影有它自身的结构或者语言体系来支撑,华语电影是很有机会的,尽管对国外的观众来说,可能看华语电影,更多是源自对这个国家的神秘感。
《外滩》:接下来会有什么打算?现在是你“最好的时光”吗?
张震:近期会在台湾拍摄一部类型片,有些惊悚、悬疑和动作的成分,这是我第一次拍这种类型的电影,我平时还蛮喜欢看惊悚片的,我也想再尝试一下喜剧作品。现在我就像《最好的时光》里第三段角色里的状态,不是回忆和追求,而是掌握现在的每一分钟,多积累演戏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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